从革命语境到学术语境:近七十年大陆学界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的脉络与走向

在大陆史学风气转换中,近七十年来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革命语境回归学术语境的过程。1949年至"文革"时期,受制于阶级斗争思维,对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以政治批判为主。改革开放后教条化学风终结,开始以学术立场研究评价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并蔚为学术史领域的热点。1949年后至1990年代的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以主要作品的分析解读为主,焦点是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新评判;21世纪以来,受当下学术思想史研究新趋向的影响,日益走向纵深和多元化,注重新材料的运用,出现新的关注角度,越来越聚焦于傅斯年及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问题。     

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劳榦的两汉史研究

劳榦是现当代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他对两汉史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的贡献,影响所及,直至于今。他之所以能在两汉史领域取得卓著成就,缘于史语所中傅斯年、陈寅恪等学者的精心培养。史语所不仅奠定了劳榦史学研究的基本格局,而且开启了他两汉史研究的多重面相。他的两汉史研究,一方面承继了清代朴学家治史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则受到近代以来新理论、新史料、新方法的陶铸,因而在两汉政治制度史、兵制史与历史地理等诸多学术领域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局面。认真总结劳榦两汉史研究的学术遗产,不仅裨益于秦汉史学科的深层建构,而且可为当今史学的发展增加推动力。     

试论严耕望在史语所的特殊之处

史语所作为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第一流的学术机构,吸收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学术人才,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中古史研究大家严耕望.通过对严耕望与史语所的关系,尤其是他在史语所的特殊之处的深入考察,藉以说明为何严氏的史学既传承了傅新年倡导的吏语所实证风格,又不失钱穆所推崇的通识与宏观.     

傅斯年、史语所与现代中国史学潮流的离合

20世纪上半期是西方史学从兰克式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夕,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也正面临着一场深刻变革,新史学与新汉学的消长起伏构成此时的一道重要景观。新史学以社会史、民众史为主体,以社会科学为辅助方法,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潮、唯物史观派史学以及后来的会通史学都是这一范式的代表;植根乾嘉、外接西学的新汉学则重客观实证,以史料为中心,以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为主体。新史学与年鉴派不谋而合,代表着一种富含生机的新潮流;新汉学与兰克史学同调,绝非现代新潮。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揭橥科学的大旗,反对发扬国学、汉学,但在学术路向上,它侧重史料搜考,传导实证学风,实质上仍归属新汉学的谱系。由于知识背景、门户之见和派系利益诸方面的原因,以致史语所最终与现代史学的新潮流失之交臂。     

史语所学人考证学新境界与中国气派

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为职志,聚集了大批新史家,形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相较旧史家以书为本位的研究取向,史语所学人更重视对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问题进行阐发。他们不仅将国内既有的史料与成果作为研究的基点,而且以西方汉学为参照系,力求在学术研究的共同领域与国外学者展开交流与对话。再者,史语所学人的考证学,经历了从单纯求真到将求真与致用二者并重的路径转变,实现了治史境界的升华。因而,他们的考证学成果,在推动民国学术发展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史家历史研究的风格与气派。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初探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以下称语史所）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较早且较典型的学术机构,对其的个案研究,旨在以该所的运作理念和史学实践为考察视角,由个人扩大到群体,将其放入新思潮的背景之下,阐述研究所在现代学术转型时期在＂科学方法论＂指引下对学术界的贡献：一是研究对象注重下层民间风俗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二是研究手段进入到历史学与语言学、民俗学、天文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互动;三是材料依据由单一的传统文献转向官厅档案、田野调查文献、民俗实物的搜罗与传统文献相结合运用。     

徐中舒与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和研究

徐中舒是近代著名史学家,在考古学、文字学等方面多有创见。他也是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者与研究者,为抢救、整理、研究内阁档案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直接领导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内阁档案整理工作,是最早对内阁档案进行专门研究的史学家,撰写了内阁档案研究的开山之作,并为史语所整理档案工作留下珍贵记录。同时,徐中舒的档案史料思想,在中国近代档案史上也颇具意义。无论从近代史学史还是档案学史的角度,徐中舒对整理、研究内阁大库档案的贡献都值得重视与研究。     

论中国近代蒙元史研究的历史发展

近代蒙元史研究可从四个时期考察其历史发展。鸦片战争时期是近代蒙元史研究的开创时期，作为这一时期边疆史研究重要内容的蒙元史研究，直接服务于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其治史旨趣已经不同于乾嘉学派脱离现实的古史考据；洋务运动时期是近代蒙元史研究承前启后的时期，蒙元史料搜集范围扩大了，域外史料的采用使治史方法上有了创新；从甲午战后到五四运动是近代蒙元史研究新旧递嬗时期，一些旧史家继续沿用封建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蒙元史，其史学思想与治史方法是陈腐的，但其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订功不可没，而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使一些学者尝试用资产阶级文学思想与方法研究蒙元支，代表了蒙元史研究中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文学演进的历史趋势；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运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与方法研究蒙元史的时期，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学术大师在蒙元史研究中突破了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取得了巨大成就。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反思历史与关怀现实的学者——历史学家王明珂专访

王明珂教授以其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和丰富的民族志田野经验,对西南少数民族,尤其是川西北羌族作了多年的考察和研究.近年来他的史学和人类学的互证方法,社会记忆、结构性叙事、表征、文类、社会场景和历史心性等方面的独到的研究,渐为中国史学界和人类学界所熟知.王明珂教授在访谈中,回顾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受教经历,对典范史学的概念和方法的存疑,以及他在岷江上游的考察和史语所的工作经历,并且从其著述经历中阐释了他的史学和人类学跨学科的研究取向,这对目前中国历史人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半个世纪的学术探求

五十年的学术研究逐渐积累了对学术研究的一些体悟,这种体悟,往往是由最早的朦胧的想法,经过长时间不断的实践而逐渐清晰,并变为从事学术研究的自觉追求.首先,选择有难度的论题;其次,重视资料的准备;再次,学术研究要力求有所创新;在作家研究中力求使"历史的批评"和"美学的批评"相统一.解难,重实,求新,尚美,这就是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中的执着追求.     

社会不公正与心灵境界--兼论儒家相关伦理的运作

社会不公正是人类世界普遍可见的现象。在我国有其存在的深刻的历史根源 ,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人道德观念的深刻影响 ,使得社会公正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总是难以跨越三重阻碍 ,那就是等级差序和血缘亲情 ,义务本位 ,以及权威主义。现实的不可抗拒 ,儒家的先哲们只有归依心灵 ,从精神上追求做人的公正的境遇 ,独善其身 ,以理念影响行为 ,从而实现社会公正的美好理想。     

比较不同版本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史料运用——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一课为例

史料无论在历史研究还是历史教学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历史教科书中的史料运用又是历来教科书编撰者所遵循的原则。在新课程改革理念指导下,史料运用成为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编撰的一大特色,而四个不同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在这一点上都呈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色。只有深刻了解了各个版本历史教科书在史料运用上的特点,才能在历史教学上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质量。     

历史意义的道德价值意蕴

历史哲学关于历史意义的探讨经历了历史意义的发掘、批判反思和理性重建三个阶段。虽然思想家对历史意义的看法各异,但都表现出对人类历史和命运的强烈道德关怀,包含着深刻的道德价值意蕴。究其深层次原因,它主要根源于人的本性,是人的自我超越、自我完善愿望的反映;而其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历史研究根本无法免除道德价值判断。     

科恩与库恩眼中不同的哥白尼

科恩与库恩都对哥白尼进行了研究,但对于是否存在哥白尼革命持相互对立的观点。这种对立在于两人对哥白尼革命的界定、评价标准以及两人对科学史分析方式和研究目标上的差异。科恩不承认哥白尼革命的存在,因为它不能通过历史的实证,库恩眼中的哥白尼革命则是他运用其历史主义科学观进行理性重构的结果。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研究论文的引文分析

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与之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就现有的相关研究论文而言,部分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对文献的利用还存在一些问题,其引文意识有待加强.为此,研究者应在重视研究资料的收集与利用的基础上,不断拓宽研究资料的类型,关注资料的新颖性与经典性,在充分发挥网络文献对相关研究所起的作用的同时,进一步规范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     

毛泽东和邓小平现代化思想比较——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认识角度方面

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伟大的探索,由于所处历史条件的不同及主体认识角度、思维模式的差异,他们的现代化思想也各具特点.基于"共同的信念,不同的坐标";"共同的道路,不同的忧患";"共同的取向,不同的解读"这三个侧面探析两代领导人现代化思想的异同和他们振兴中华之路的不同.     

论《说文月刊》与近代中国地域文化研究

《说文月刊》作为一本文字语言历史考古类学术刊物，刊文内容集中于人文类的历史、考古与文化等方面。在办刊的几年时间里，该刊以较大的比例刊发了与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和西北文化相关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学界关于上述地域文化的研究热情，奠定了中国地域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并对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产生了持续影响力。《说文月刊》对于中国近代地域文化研究的重点关注成为其鲜明的办刊特色，也奠定了其在民国期刊界的地位。不可否认，《说文月刊》由于受时代局限，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当代学术期刊可以从其前瞻性的办刊理念、精准的刊物定位、兼容并包的办刊思想方面加以研究，有所借鉴；而对其不合理之处，尽量避免和摒弃。     

嘉道年间西北边疆史地学的成就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 ,学术界兴起了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高潮 ,他们以探究边疆形胜、谋求保国固土为宗旨 ,对西北边疆的历史、地理、民族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涌现出一大批名家和名作 ,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从四个方面对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成就进行探讨。     

仙人的知识考古学——女仙边洞玄“道迹”发微

考察唐代女道士边洞玄升仙的记述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分析这位获得唐玄宗朝廷认可的成仙女冠道迹的层累缔造过程,并试图指出不同层次历史背后的推动力量和叙事意图。以此个案,可以反思有关道教仙传的历史学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