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起诉之构建

强制起诉作为刑事不起诉决定的一种制约机制,目的在于限制检察机关过大的不起诉裁量权,保障被害人人权,德国、日本和韩国均有独立的程序加以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强制起诉制度,但有着与之相似的公诉转自诉制度,只是目前存在诸多缺陷。因此有必要借鉴域外国家完善的强制起诉制度,结合中国国情对现有的公诉转自诉加以改造,构建我国特有的强制起诉制度。     

不起诉的效力与公诉转自诉疑难问题探究

不起诉决定具有确定的法律效力。我国公诉转自诉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强化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没有从实质上破坏不起诉的效力。应当限制被害人滥用自诉权以维护不起诉的稳定性。法院对公诉转自诉案件的判决应当尊重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公诉转自诉案件的适用范围应当以刑事诉讼法第 1 70条而不是第 1 4 5条的规定为依据     

对起诉后检察机关自行强制取证的质疑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不应继续享有自行以强制手段调查取证的权力,因为这种做法侵害了法院在案件起诉后的诉讼主导权,使公诉权失去制约,同时违背控辩平等原则,也无法保障审判阶段集中审理的实现。因此,必须在我国构建对公诉的证据进行审查的起诉审查程序,防止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证据标准的案件提起公诉; 同时禁止检察机关在起诉后自行强制取证,废除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可以在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规定,而应赋予检察机关与当事人平等的调查证据申请权,将决定起诉后是否可以进行强制取证的权力交由法院行使。     

关于公诉转自诉的探讨

公诉转自诉是我国刑事讼诉制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作者对其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如公诉转自诉的实质,公诉转自诉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等,做了一些分析,并提出了完善公诉转自诉机制的一些建议。     

论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的调和

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是指导起诉的两大不同的基本原则，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赋予检察机关起诉权。在历史上，起诉法定主义曾经处于一元独占的地位。现代刑事诉讼则更强调双元并存，二者相互补充，推动着各国刑事起诉制度的改革。从这一历史趋势出发，对我国当前起诉制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诸如怎样理解不起诉的条件，如何看待不起诉率，怎样处理只有同案被告人口供的案件，如何评价转诉制度等，进行探讨并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就显得很有意义。     

公诉案件撤回起诉权的限制与规范——以审判权对公诉权的制约为视角

A直辖市2012—2017年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运行现状表明,撤回公诉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无罪判决率。于检察机关而言,申请撤回起诉已异化为规避无罪判决的手段;于审判机关而言,则表现为撤诉审查权的虚置与二审程序的救济无能。统一上位法的缺失和多部门规定的杂糅是造成撤回起诉异化现状的部分原因,但现行法律规定并未失去指导意义。分析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条文规定可知,公诉机关的撤回公诉申请权在属性方面仍属于请求权,因此人民法院有权通过审查申请时间、撤诉理由等因素来决定是否准许撤回公诉。一审"被告人参与+必要实体审查"的审查模式与二审"裁定+判决"的救济模式,可以在现行法框架内改善我国公诉案件撤回起诉制度,人民法院可通过吸收被告人意见、分诉讼阶段审查等方式促进法院落实实体审查权,并且通过允许二审法院改判的方式拓宽被告人对准许撤诉裁定的救济途径。     

论不起诉

不起诉制度是各国检察机关普遍采用的处理公诉案件的一种方式,本文在论述我国不起诉制度的概念、特征、种类和程序的基础上,就完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诉因与公诉事实：效力评析两种公诉方式之

起诉制约裁判,是现代不告不理原则的基本体现。在起诉方式上,英美法系采用诉因制度,大陆法系采取公诉事实制度,两种起诉方式在公诉效力方面存有差异,尤其体现在法官变更罪名之裁判权方面。两大法系起诉方式与公诉效力的差异主要源于诉讼理念以及诉讼制度的不同。我国在公诉效力问题上尚缺乏明确立法规定,实践中法院越权裁判时有发生,确立公诉效力原则很有必要。     

在我国建立暂缓起诉制度的必要性

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在我国建立暂缓起诉制度的必要性。它们分别是建立暂缓起诉制度,顺应了起诉便宜主义的国际发展趋势;弥补了我国现行公诉制度的不足;有利于教育、改造、挽救犯罪人,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利于被害人受损利益的恢复;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益。     

论缓起诉的法理基础及制度建构——从刑事追诉理念的转变谈起

缓起诉是一种附条件的便宜不起诉处分,它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刑事追诉理念从“报复刑”向“目的刑”的转变。缓起诉制度在落实“轻罪从轻、重罪从重”刑事政策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刑事制度运作上发挥了重要的功能。我国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现实司法语境下,创设缓起诉制度,建立不起诉和缓起诉相配套的二元“消极”公诉机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不起诉权及其适用

取消免予起诉制度,扩大不起诉的适用范围,是我国修改刑诉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分析了不起诉权的理论根据及其价值在于此权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设置符合现代刑法思想和诉讼经济原则,也有利于避免当事人的讼累,促使轻微犯罪人悔过自新;阐明了不起诉权的适用范围有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三种情形,其中相对不起诉是废除免予起诉制度但吸取其合理内核而创立的,存疑不起诉是“疑罪从无”的体现;阐释了保障不起诉权正确适用的监督与制约包括被害人、被不起诉人等当事人的自我救济,以及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由于刑诉法对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案件的监督制约并无明确规定,作者建议建立权力机关对此类案件的监督制约机制     

论我国暂缓起诉制度的构建

暂缓起诉作为公诉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体现,也是现代刑事政策发展的要求与体现.从暂缓起诉的概念界定入手,通过对暂缓起诉制度的域外法考察,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具体规定等,论证了我国建立暂缓起诉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我国建立暂缓起诉制度提出初步构想.     

论暂缓起诉制度

暂缓起诉是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主要表现之一。它的存在不仅有理论上的正当根据,国内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更是有力的说明了其有存在的必要。为了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公诉制度,在既有的起诉和不起诉基础上,我们还应当确立暂缓起诉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歧视性起诉”

我国公诉实践中存在相似情形不同处理的歧视性起诉现象,这违反了平等保护原则。为了实践宪法,实现法治,缓和社会冲突,防止公诉权滥用,保障被告人权利,我国也应当建立歧视性起诉辩护制度,对起诉进行司法审查,并进行程序性制裁。     

我国行政起诉制度之检讨

起诉和受理是行政诉讼程序的起点,由于我国立法对诉的成立与合法的认识存在偏差,混淆了起诉受理阶段和案件审理阶段的任务,致使我国行政诉讼立法规定了"高阶化"的起诉条件,设置了立案审查制度。为了从制度上解决行政诉讼起诉难的问题,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行使行政起诉权,立法应当降低起诉条件,设置立案登记制度。     

论我国起诉裁量权的缺陷与改革

赋予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符合公诉制度发展的潮流,有利于刑事诉讼基本价值的实现。综观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我国在起诉裁量权的标准、制约措施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与缺陷,亟需从制度上加以完善。     

认罪认罚程序的中国模式：“起诉中心主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用的是一种“起诉中心主义”模式，即认罪认罚程序通过侦查引导、检察“预决”、法院审核，形成了一种公诉权主导下侦诉协作、控辩合作、控审协同的新程序样态。该模式既具有域外认罪案件“检察官司法”的动力机制，又植根于我国刑事司法现实场域，更加契合职权传统和线性诉讼结构，更能确保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也能避免审辩协商可能产生的胁迫，但是，亦潜藏一定的诉讼风险。“起诉中心主义”模式既受审判中心的统摄，又是为了实现非认罪案件的审判中心。当务之急，应认真对待“起诉中心主义”模式，通过相关制度建设谨防检察官权力滥用、有效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化解其对刑事正当法律程序的消解等，避免“起诉中心主义”的失范化。     

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是检察机关综合考虑各种条件,对罪该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暂时不起诉的决定,考验期满后视其表现,再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一种制度。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的法理基础和价值取向。我国的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等现实情况为实行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提供了可行性,但必须对未成年人犯罪缓诉制度的适用条件、具体程序和制约机制作出具体规定。     

公诉权的概念新释与权能分析

公诉权的概念及其权能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存在较大争议甚至普遍性迷思的理论问题。公诉权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定的专门机关代表国家依法决定是否起诉犯罪,以及如何起诉犯罪和请求法院做出实体判决的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公诉权是实体性审判请求权、私诉替代性权力、公益代表性权力和审判范围限制性权力。公诉权的权能主要包括:提起公诉权、不起诉权、支持公诉权、公诉变更权和上诉权(抗诉权或者提请再审权)。     

我国公司司法解散中若干程序问题的思考

我国《公司法》仅在第183条规定了司法解散制度，但内容单薄，规定原则，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就程序问题的规定而言，几乎近于空白。司法解散之诉中的合并、法院的强制调解、与清算程序的衔接、起诉主体的扩张等程序问题等均有待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