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证据的特别证明程序探析——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条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条的规定,对域外证据的公证认证程序进行论述,认为公证认证程序作为域外证据取得证据能力前提条件的规定存在弊端,同时认为,“经过公证的域外证据”与“公证证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证据效力上不能等同,并对相关立法提出建议。     

重构我国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思考

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作为审前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保证司法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的双重价值。多年的司法实践表明,证据交换程序并未有效发挥作用。应当通过提高立法阶位、完善证据交换程序规则体系、建立科学的证据失权制度等,使证据交换制度更加切实有效。     

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

民事证据交换制度是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当事人起诉与法院审判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证据交换制度对于加强审判功能、实现公正与效率等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的立法及实施效果却不尽人意,通过对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的学术研究与司法实践总结,有利于加深整个法律界对民事诉讼证据交换制度的理解,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民事诉讼证据立法与司法实践工作。     

略论证据的本质

证据的本质问题是证据立法体系的基石，但该问题在理论界一直争议较多。证据是什么，应从证据的概念和证据的属性两方面探寻。证据的本质是证明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的“根据”，是证明的前提和基础；证据的本质属性应为主客观统一性、关联性及合法性，三者必须同时具备。     

论我国诉讼立法上的证据概念

我国当前诉讼立法上给证据所下的概念是以“事实说”为依据的。笔者认为,以“事实说”界定证据概念存在着诸如文法逻辑矛盾、违背人类认识事物规律和司法实践现实等缺陷,应当以“根据说”为基础,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对证据概念进行更加客观和全面的认识和研究,以便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对证据概念使用混乱的现状。     

证据能力规则之理性分析与现实选择——以民事诉讼为视角

证据能力规则是证据材料能否进入诉讼程序作为证据使用的认定标准和依据,在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处于核心地位。我国关于证据能力的规定比较薄弱,在立法上缺少明确的界定和规则,导致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构建体系化的证据能力规则,是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发展的需要。体系化的证据能力规则应当包括三方面内容:证据能力的内涵以及后果、证据能力规则的动态程序以及证据能力规则的静态标准。     

民事诉讼“新的证据”适用混乱原因之探究

在司法实践中，民事诉讼“新的证据”的适用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对此，笔者从“新的证据”的界定、法律规定的不严谨以及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两种证明标准并存于同一法律中等三方面，探究了导致“新的证据”适用混乱的深层原因，以期为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提高司法裁判水平略尽绵薄。     

对视听资料法律地位的再思考

对视听资料的法律地位一直存在“独立论”与“非独立论”之争。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视听资料应当包括什么范围。范围的确定应从视听资料的语词分析和立法考察中得出,它包括音像证据和计算机证据。“独立论”与“非独立论”之争可转换为视听资料应否归入书证的问题。音像证据和计算机证据归入书证具有部分合理性,但在我国语境下不适用。明确视听资料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建立运用视听资料的证据规则、证据调查程序和方法。     

试论我国证据立法对庭审实质化的影响

庭审实质化的核心是防止法官审前产生预断。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通过法庭之上对证据的调查来进行,但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却在很多条款中默认了审前预断。去年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在排除范围、证明责任分配、程序审查等方面有重大进步,但是,在控审方面尚未实质分离,以法庭审判为核心的刑事诉讼构造并未建构的前提下,该规定同样难以实现庭审实质化的目标。     

论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刑事诉讼领域的重要制度，是当今各国刑事诉讼中普遍规定和遵循的一项证据制度。然而我国对该制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过去也颁布了与该制度有关的法律文件，但我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该制度则是在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与“两个证据规定”相比，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重大...     

举证时限制度适用中的若干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举证时限制度,标志着我国民事诉讼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嬗变。为实现举证时限制度的功效,举证期限原则上应当限定在审前准备程序阶段,具体期限的确定包括法院指定和当事人约定两种方式。当事人逾越举证期限时,除非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或者其所提出的证据构成新证据,否则将发生证据失权的后果。     

美国电子证据开示变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新的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要求当事人尽早处理电子证据开示问题,对因疏忽而出示特权保护的文件规定了“收回”条款,规定了因正常操作而导致电子存储信息的灭失的“安全港”条款。然而,美国电子证据开示制度与欧盟隐私保护法及其他国家的障碍立法等存在明显冲突。为解决冲突,最有效的方式是修订《海牙取证公约》,对域外电子证据开示的问题予以规定。研究美国的电子证据开示制度也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国有益的启示,主要包括:完善电子证据开示的相关立法;制定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借助公约或双边条约减少与美国电子证据开示的冲突;提高对美国电子证据开示制度的认识等。     

论民事证据制度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部分。法治化建设的进程,推动了我国有关证据制度的立法及发展,但其仍有缺陷及需要完善之处。《证据规定》中存在缺乏固定争点及固定证据制度、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完善、有关证据规则不完善、预决事实规定笼统、司法机关的“证据突袭”等存在诸多缺陷,应当完善举证期限制度,增加拒证权及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完善证据排除规则,细化预决事实以及增加法官的中立性,防止司法突袭。     

对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价值是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往往是以牺牲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权利为代价，其结果使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价值不能很好的兼顾。在比较研究各国相应规则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立法和司法现状进行分析，建议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英美法系民事证据 开示制度检视及其启示

证据开示制度形成于19世纪的英国,1938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对其进行法典化,此后便备受各国重视。对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其制度功能在于防止证据突袭、收集和固定证据、明确争点和促进审前和解。通过追溯英、美两国民事证据开示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并从证据开示的范围、限制、方式以及制裁等方面,对英美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运作现状进行考察,最终得出完善我国证据交换制度的启示,即可从进行交换的证据范围、证据交换的例外及形式、违反证据交换程序的制裁措施等方面进行优化。     

电子证据概念与审查认定规则的构建研究

电子证据在中国被确立为一种独立证据类型,具有在范畴以及审查认定标准与规则等方面加以特殊研究的必要性。电子证据就其范畴而言,应定义为“以电子形式存储或传输的、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或信息”,包含“数据、电子、证据”三个要素;就其独立性及其范围而言,区别于书证和物证,但是与证明案件事实的视听资料证据存在交叉,现有立法将交叉部分纳入到电子证据的规制框架之下,这意味着其取证、保存、出示、审查及认定都将适用电子证据的相关规定。电子证据在物理形式与采集技术上的独特性,导致对传统证据相关规则的极大挑战,在真实性审查和认定规则特殊构建方面要求尤为突出。目前国际上对于电子证据真实性审查的规则呈现出两种发展态势：形式审查的门槛在不断降低;这种降低依赖于证据调查活动规范程度的不断提升,即实质审查层面真实性的提升。中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确立和完善关于电子证据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两个方面的规则。     

论刑事证据的法律分类

本文对刑事证据的“种类”、“分类”之称谓进行辨析,认为两者实质含义一致,进而提出采 用“法律上的分类”与“理论上的分类”的观点。作者立足我国刑事证据的立法分类,分析其规定不足, 建议重新分类,特别指出刑事证据分类应注视一、二审的转化问题和与今后将建立的证据规则相衔接 问题。     

证据内涵与外延之重新界定

传统证据概念在逻辑、立法和司法实践上都存在不少误区和缺陷。证据概念的界定首先必须明确考察的视野,应把握证据的动态发展和分层意义及其特征,应借鉴英美法将其修正为证据标准。根据不同层面和阶段,涉诉证据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形态,即诉前状态的案件证据、诉讼状态的诉讼证据和裁判状态的采信证据。现有证据形式存在诸多弊端,亟待发展完善。     

网络证据浅析

网络证据是指从不同网络终端获取的信息载体，它是证据中一类独特的存在类型。与其他形式的证据不同，网络证据是以互联网作为传播媒介，其形成和传播都离不开网络，而且可以通过不同地点、不同空间在网上获取。深入研究网络证据，正确地理解和科学地运用网络证据，对于更好地开发证据调查和收集的新方法，对于修改和完善我国立法关于诉讼证据及其运用规则的规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种类的审视

证据种类是一国证据制度当然的构成要素,对待证据种类的立法处理方式是该国证据制度的重要特点.本文讨论了不同国家及我国港台地区证据种类的概貌,分析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证据种类制度的特点,剖析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种类存在的困境,提出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的重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