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前行:创伤视角下的奥古斯特·威尔逊

美国黑人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以其"20世纪黑人体验史"系列剧而著名。他对黑人历史的关注源于自身的创伤经历。从文化创伤角度来探讨,威尔逊作品中的一个持续主题是,作为背负历史创伤的族裔,黑人怎样能既不忘记奴隶制、种族歧视的痛苦历史,又要走出它产生的创伤阴影。通过分析其三部代表性作品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是:只有正确认识理解过去、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相连,个体和个体发生关联、共同承担创伤,黑人才能汲取力量、继续前行。其作品体现出威尔逊通过对文化创伤的塑造建构族裔认同的不懈努力。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长时段内宗族组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宗族认同的强大。这种宗族认同是在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乃至族群分层等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展现出全国范围一般性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就明清徽州宗族而言,具体表现为在士绅所构建的宗族历史记忆上,在理学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血缘性"宗族边界和"名族性"族群分层。     

庆典: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而现代生活中的各类庆典提供了考察其实在性的经验领域。庆典与社会认同有关,而集体记忆是连接两者的中间力量。庆典和集体记忆紧密相关：通过凸显文化符号、与历史的勾连能力以及对当前现实的诠释,庆典既可以复活旧的集体记忆,也可以制造新的集体记忆;而集体记忆又和社会认同紧密相关,通过制造共识和辐射话语力量,集体记忆能有力地推进社会认同。     

乡村教育与社会流动：对皖南宅坦村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宅坦村是以胡氏宗族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共同体。为了弥补国家在乡村教育上的"缺位",胡氏宗族积极整合宗族内部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胡氏宗族在乡村教育上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宗族成员的文化素质,进而推动着宗族成员的社会流动,完成从"民"到"官"或"民"到"商"的身份转换。社会流动并未导致胡氏宗族分崩离析,反而强化了宗族认同。     

乡村治理中宗族文化的两面性及其应对——基于“乌坎事件”和乡村反腐视角CSSCI

基于"事件-过程"分析模式,以"乌坎事件"和乡村反腐为视角,揭示了宗族文化对村干部腐败犯罪作用机制的"神秘面纱"。宗族型村庄里,宗族文化形成的内生秩序不经意改变乡村治理制度设计的本来面貌,村民借助宗族势力操纵选举、联合上台,利用强大的宗族势力、族人间顾及情面、监督机制失效的现实进行腐败犯罪。而当腐败犯罪超出村民容忍度时,宗族精英依托宗族文化的凝聚力和法律赋权,迅速唤醒族群意识、凝聚族人力量进行集体反腐,有力推进了反腐的进程和深度。扬弃宗族文化的利弊,实现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自身资源的配合。要重视村民选举的合法性和民主性,注重民主监督的本土化和精英化,实现软性法律的约束力和法治化,从而有效防控乡村腐败现象。     

历史记忆、祖源叙事与文化重构：永胜彝族他留人的族群认同

他留人是居住在滇西北永胜县境内的一个特殊族群。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民间传说与族谱、碑刻不仅成为他留人祖源叙事的重要文本,也成为社区成员维持、重塑村落与族群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方式,反映了一定社会情境下的族群认同。在当代社会变迁中,村寨知识精英及地方政府通过有选择的行为实践重构了地方社群的传统仪式与节日空间,彰显他留人独特的文化特征与族群边界,由此强化他留人的祖源记忆与身份认同。然而,他留人的历史记忆和祖源叙事并没有呈现出与族群认同相对应的关系,从而体现了他留人族群认同的"地方性意义"。     

从蒙古族人名特征看农区蒙古族文化变迁——以辽宁西部阜新地区烟台营子村为例

辽西地区的蒙古族聚居村落,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涵化较为突出,烟台营子村是其中一个有着百余年农耕历史的蒙古族村落,村落中老年人群体、中年人群体、青少年群体等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名字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化特征。从老年人群体宗教化蒙语小名与宗族化、＂移写式＂汉语大名并存的双名制,到宗族化特色与时代性色彩杂糅的中年人群体的姓名特征,再到当下张扬个性的青少年群体的姓名特征,历时性地比较不同历史阶段的起名习俗,可以映射出该区域蒙古族缓慢而深刻的文化变迁历程。     

生成、建构与维护：兵团老兵屯垦建设记忆的口述史呈现

作为新中国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老军垦群体内部共享的集体记忆中承载着新疆建设历史与伟大兵团精神。为了实现对这段记忆的抢救保护与价值提取，需要以口述史的方式进行记忆开采，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分析与讨论。通过对老军垦口述记忆的分析可以发现，强烈的身体感受与单一化的生活经历为其所在群体内部形成统一的集体记忆奠定了叙事基础；而群体内部之所以能够完成从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升华，是由于不同个体组成一个群体后被赋予了不同于其中任何个体的“突生性”,为集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一定的主观框架；集体记忆的维护则有赖于它所依托的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过程——老军垦群体最初作为一个由制度力量统合而成的群体而存在，但在共同生活中经历了对于彼此一致性特征的发觉之后，逐步迈向“心理群体”,并在时代的不断发展变迁之中最终实现了高度的群体认同。因此，加深对新疆建设发展历史的认知，是在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同时，面向世界讲好军人屯垦戍边的“中国故事”并弘扬伟大兵团精神的重要出发点。     

《中国青年报》五四运动报道的集体记忆建构研究——2001年—2021年

新闻报道可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塑造集体记忆。文章通过对2001年至2021年间《中国青年报》的五四运动报道进行文本分析，分析其如何通过新闻报道建构五四运动的集体记忆。在五四记忆建构内容方面，研究发现《中国青年报》主要从活动记忆、历史记忆和五四精神的时代解读三个方面进行五四记忆内容的填充。在报道记忆建构特点方面，《中国青年报》一直以青年群体为主要报道对象，同时逐步淡化对官员个体形象的塑造；在报道细节上，加强对五四精神文化的认同感是一直以来的重点内容。总体而言，《中国青年报》五四报道随时代发展呈现丰富化、多元化、微观化、具象化的变化趋势。     

灾害记忆·时间——“记忆之场”与“场之记忆”

灾害记忆会随着社会成员的死亡形成代际中断,随着现代性而被淡化,与此同时,灾害经验也正被所谓科学主义所取代。然而,面对仍不断出现的灾害,地域社会为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尽快重建恢复社会生活及秩序,总会通过各种方式动员灾害经验、灾害记忆,以进行灾害文化的建设。在这其中,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灾害记忆,都早已成为了博物馆、纪念馆永久性的主题,形塑着整合意义角度的"集体记忆"。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所确认的地域社会时间观念的复杂性呈现出集体记忆"解释共同体"内部的复杂性,并表明这种复杂性在生成多样的灾害文化以应对自然灾害时具有积极意义。     

身份的蜕变:浙中地区一村落宗族成员生活史

文章以浙中地区一个农村的田野调查,考察当代宗族成员身份的演变。研究选取村中宗族内部较为典型的两户人家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通过对其家庭生活史、户主个人成长史、称谓差异、住宅差异、人际关系差异等方面的比较,讨论宗族内部成员身份地位演变的产生原因。作者调查后认为：在宗族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经济问题,经济地位的差距、经济利益的冲突,直接导致了宗族内部的不稳定,改变了宗族内部成员原有的身份和地位,部分成员通过优势的经济资源获取更优势的社会资源,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宗族组织的发展类型,也更趋向于动态化、立体化、多元化。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与现实审思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根据互助养老的组织主体,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可以分为宗族互助养老、集体互助养老、社区互助养老三个阶段。从周代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以家族组织为依托的宗族互助养老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以农村集体组织为支撑的集体互助养老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是以农村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阶段。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历史嬗变过程中,经济、文化、家庭等始终是支撑其持续发展的“不变” 因素,而组织载体则是推动其历史演变的“可变”因素。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社区互助养老模式,将是解决当前农村养老困境的可行选择。     

北宋士人贬谪山水中的“集体记忆”——以苏轼及苏门诸子武昌“寒溪西山”唱和为例

宋人因酷烈党争而频繁陷入贬谪之中,又通过理性内省提升内心境界以挺立精神主体,使贬谪中的山水具备迥别于唐人的文化品格。由苏轼所发起苏门诸子参与的武昌寒溪西山唱和,即是以山水为媒介来反思士人贬谪命运、树立自由人格、因诗以进道而追寻文化价值的典型例子。并在一定的时间维度下通过想象追忆的艺术创造,构筑起士人群体间维系情感交流、心理勉慰和价值认同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通过山水审美活动使士人坚守文化理想的人文情怀得以传承延续下去。     

论清代宗族类总集的概貌与特征

清代宗族类总集的编纂高度繁荣,可谓当时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学、文化现象。通过对清代宗族类总集的概貌和特征初步梳理可以看出,清代宗族类总集不仅数量惊人、分布范围辽阔,而且在亲属关系、作者身份、著述形式等方面也复杂多样,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清代宗族文学的高度繁荣,以及宗族文人群体的大量兴起与自觉意识。     

论明清时期腾冲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大批汉族移民尤其是军事移民落籍腾冲。在漫长的历史嬗变中,落籍腾冲的汉族移民通过修撰家谱、建盖宗祠等方式,在"土-客"之间的相对关系中,建构起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了祖先认同和族群意识,汉族移民身份的记忆通过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族文化得以保留和强化,以实现他们同内地汉族在祖源上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汉族移民的族群认同。     

宗族文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基于CFPS的微观数据

作为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宗族文化增强了族群的凝聚力和团结力，深刻影响着家族成员的行为和活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探究了宗族文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将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进一步地，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再次印证了本文的结论。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宗族文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在不同的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及地区的群体中具有明显的差异。进一步机制分析得出，宗族主要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水平和促进社会关系两个途径来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概率。     

智能手机使用中彝族青年集体记忆的危机及对策研究

通过对10家主流媒体官方微博中有关四川凉山彝族群体的报道文本分析,结合对凉山彝族青年群体智能手机使用的实证考察,发现主流媒体报道下的彝族群体形象与该群体的自我认知之间存在差异,而新媒体在此过程中生产着媒介记忆,发挥着重要影响。智能手机的使用赋予了彝族青年文化实践和身体操演的全新方式,使得他们在原有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创造更有生命力的新记忆,同时也遭遇着族群记忆离散、数字化遗忘和过度娱乐化等危机。由此提出生产更具吸引力的文化作品,变革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路径,回归文化自信、重塑传统价值等建议,让彝族青年主动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和缔造者,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延续与繁荣。     

区域型构与边缘想象：沅水上游的地方开发与移民记忆

明清时期,沅水上游地区作为国家权力向贵州苗疆渗透的前哨基地,在不断的政区调整中被塑造成一个"非苗"区域。清初以来,随着军政控制和经济开发的齐头并进,归化苗疆的前哨向西推移而湘黔省界向东退却,两省"非苗-中心/苗-边缘"的象征意味淡去。王朝统治逐步向苗疆地区深入的过程形塑了沅水上游地区人群特殊的历史记忆和移民身份认同:借助宋代军事拓疆的"征苗"、戍边等祖先记忆,人们得以从族源和生活实践两方面去建构宗族;在明清兴起的商镇之中,人们则通过追忆"前商业时代"的土著——"苗"来确认自身作为地方商业历史创造者的客民身份,以此获得文化主体性权力,并达成对地方历史的整体解释。共同的边缘想象使得不同人群差异化的移民记忆得以共融在地方开发的大历史之中,也为认识区域的整体性提供一个包容多元的理解框架。     

明清时期潮商治理制度研究——基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

基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明清时期的潮商商帮治理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发现,潮州地区强大的宗族文化和宗族地域化使得潮商具有宗族主义和同乡集体主义这两种信念,从而选择了一种综合血缘宗族和地缘同乡特点的商帮治理制度。此外,潮商通过宗教信仰、祠堂、庙宇和会馆组织来加强自身的文化信念,进而维持和稳定商帮治理制度的运行。     

叙事认同视域下教育领导力的培育与提升

“叙事认同”的理论视域,为教育领导力的培育与提升提供了新的考察维度。叙事行为是人类极其重要的交往实践,在共同体建构中发挥关键作用,是实现和提升领导力的重要途径。要更好地发挥叙事的作用,学校领导者要调整自身角色,更多地投入到诉诸成员情感的象征性活动当中,成为善于讲故事的人。教育领导力建设的着眼点要从领导者中心向群体中心转移。学校领导者要善于营造有利于激发群体成员情感反应的叙事情境,将学校打造成一个拥有共通情感和集体记忆的“叙事共同体”。要激发广大师生的叙述潜力和积极性,并通过借助外力建构更加广泛的叙述传播网络,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学校文化叙事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