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扩围”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分配效应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增值税收入分配效应的分解方法,并运用2007-2011年我国城镇分组家庭的消费支出数据,分析了增值税“扩围”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增值税“扩围”后不同收入等级的增值税税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增值税对食品、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领域具有不均等效应,而对衣着、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与娱乐服务等领域具有均等效应。我国增值税总体上呈现不均等效应,但不均等效应逐步减弱,其中平均税率和消费支出差异的分配效应是决定因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镇常住人口收入差距分析

文章利用中国城市、农村和流动人口居民收入调查2008年数据,在明瑟方程的基础上,利用半参数分位数回归模型,对教育、工作经验两大人力资本因素进行分析,并将市场分割因素城乡户籍、地区、行业作为控制变量.就方法论来说,半参数分位数回归模型拟合结果优于OLS模型及分位回归模型,并且经验在第一个十年内与收入之间呈现三次函数关系,随后呈现二次函数关系.从政策建议角度来说,教育、经验作为人力资本对高收入人群具有更高的回报率,为从长远角度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应提高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及培训力度,将人力资本投入向贫困地区倾斜.     

工资收入差异的解释：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经验研究

利用CHNS2006年的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从教育回报率、性别和工作部门的差异三个方面对中国工资收入差异进行研究,得出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结果表明：教育回报率在工资收入分布上的变动趋势是不定的。在工资收入分布的两端,大专以上学历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对较大。对不同性别间工资收入差异的分解表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而对部门间工资差异的分解表明在整个工资分布区间,这种差异呈倒＂U＂型走势。     

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问题研究

经济转型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工资与男性工资存在很大差距。文章利用Brown分解方法对中国城镇职工的性别工资差距进行了分解。分解结果显示，职业内工资差异与职业间工资差异分别为19．8％和18．4％，即存在比较严重的纵向和横向性别职业隔离。此外，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等人力资本水平对男女工资差异有显著的影响，职业性别歧视也是导致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男女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     

中国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及教育在传递中的作用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实证检验了出生于1949-1990年男性是否存在代际收入传递,并分析了其变化趋势和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机制。估计结果表明,1949- 1990年代际收入传递程度总体上不断加强,其中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初期出现两次传递高峰。中等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及加强趋势均最高,呈现双倒“U”特征。城镇传递加强趋势约是农村2倍,城镇高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更强,农村则低收入水平者所受影响更强。对教育作用机制分解发现,教育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程度在农村达到26%,城镇则达到36%。家庭环境导致的子女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影响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变化的最主要原因。随着国民教育水平提高,在中国教育的作用也出现了”组合效应”特征。     

最低工资政策的城镇家庭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家庭在福利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家庭收入如何受最低工资政策影响却很少得到关注。本文采用2005-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利用多时期双重差分和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考察了最低工资政策对我国城镇家庭收入及其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最低工资标准上涨显著提升了处于贫困标准1~2倍家庭的收入水平，对贫困标准以下或高于贫困标准2倍以上的家庭收入没有影响；②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可有效减缓城镇家庭收入不平等，尤其对家庭收入分布较低分位部分的不平等程度有明显改善；③最低工资政策对家庭收入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工资溢出效应和就业挤出效应的比较，且其对不同收入等级家庭中成员的收入和就业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政策时，应针对低收入女性劳动力出台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保证各类低收入家庭均能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中受益。     

基于分位数分解的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调查数据,分别利用分位数回归和分布函数分解的方法,检验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分解比较城乡收入差距中城乡居民禀赋特征构成差异和个体特征回报率差异的相对贡献.根据实证结果可以看到,受教育程度、职业性质等对城乡居民收入有显著影响,禀赋特征构成差异和个体特征回报率差异都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其中城乡居民禀赋特征构成差异的影响更大.     

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以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为例

基于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Heckman两步法和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保障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对家庭消费决策机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生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决策明显区别于无社会保障家庭,这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特征对有社会保障家庭和无社会保障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以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为例

基于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Heckman两步法和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保障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对家庭消费决策机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生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决策明显区别于无社会保障家庭,这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特征对有社会保障家庭和无社会保障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机会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引致了我国城镇收入不平等

在Roemer的环境-努力二元分析框架下,本文首先将基于参数回归不平等分解的Fields法和Shapely值法拓展运用到机会不平等的测度研究中,然后采集CHIP2008城镇数据构建努力集和环境集,对机会不平等引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及决定因素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①由Fields法和Shapely值法估计得到的各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程度排序大体一致.相对而言,环境集中的性别和地区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机会不平等引致程度的决定因素;Shapely值法相比Fields法对收入不平等的分解更加合理准确,因此更适用于估计机会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的引致程度.②基于Shapely值法估计得到的机会不平等引致城镇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3以上.尽管机会不平等引致程度在不同年龄、性别以及地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上述总体判断.以上结论对我国城镇收入不平等的调控有重要的意义.     

收入分配极化的最新变动与成因

本文基于最新数据和新近拓展的相对分布方法，分析1995—2018年我国居民收入极化的变动趋势，侧重研究2013年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策实施后收入分配极化的最新变动，讨论极化变动的微观成因。结果表明，2013年后我国居民收入极化出现下降趋势，高低收入分位的极化水平都显著下降，说明“提低、扩中、限高”政策有效逆转了收入极化趋势。城镇化和高等教育扩张等禀赋因素降低了下层极化，而教育和就业等市场回报率下降减弱了上层极化。城镇中、低收入人群比重和农村中、高收入人群比重均增加，全国中间收入人群规模扩大，使得我国居民收入纵向极化显著下降。城乡群体分割下降后，使长期存在的城乡极化明显减弱，这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转型的重要契机。要进一步关注市场化带来最低10%收入人群的极化，防止财富不合理的过度回报带来最高1%收入人群的上层极化，从而减少收入纵向极化，并助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保群体特征研究

本文基于深圳特区2005-2011年企业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对养老保险退保群体特征因素进行随机效应回归,结果表明：退保群体的性别、年龄、保险意识、收入水平、户口、劳动合同属性、行业类型等有显著差异。2009年国务院颁布《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后,退保显著减少。     

收入增长、分配公平与贫困减少

 利用CHNS调查数据,分两个阶段：1990-1999、1999-2005,依据收入分布函数定量讨论了收入增长、分配公平与贫困减少三者之间的关系。均值回归与O-B分解结果显示：收入决定机制是影响人均收入增长的主导因素,然而需要关注在1999-2005年间教育的系数效应为负。分位数回归与M-M分解显示：两个阶段,收入决定机制是导致居民收入分布向右偏移的主要原因;第一阶段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源于劳动力特征的变化,第二阶段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难以解释。Shapley分解结果显示：收入增长能显著减少贫困,而收入差距扩大会累及减贫效果;在两个不同阶段,贫困减少的增长效应贡献始终最大,而分配效应与贫困线变动效应贡献顺序发生了交替变化。     

就业公平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固定效应惩罚分位数回归的估计方法,选取1997-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就业公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就业保护水平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正向效应”,稳定就业占比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效应”;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U型趋势,稳定就业占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逐渐下降.     

强关系的价值——基于安徽农地流转的实证研究

运用Heckman两步法,结合对安徽799位农民的田野调查资料,建立了线性模型和双对数模型,研究农地大规模流转中强关系的价值。研究表明:强关系有无价值受性别、身份、人均耕地数量、租金水平和地域因素影响;强关系的绝对价值受性别、年龄、政治面貌、身份、相对经济状况、收入来源和地域因素影响;强关系的相对价值受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经济状况、收入来源、租金水平与地域等因素影响。     

男性与女性,谁更幸福

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等微观调查数据库,运用回归分析及差异分解的方法,本文首次研究了我国性别幸福感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我国女性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并且差异产生的原因不是由于年龄、健康、受教育程度、就业、收入、婚姻等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而是由于某些不可观测的因素.这个结论对于不同年份、不同群体、不同数据库均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性别的歧视产生的社会压力可能对我国性别幸福感差异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男性较低的幸福感来源于社会对于男性较高的期望,而更深层次的是对于女性的歧视.在我国,男性有更好的教育、更高的就业率和收入.这种男性占有优势的不平等,反而使男性产生较低的主观幸福感,这种“悖论”值得大家深思.     

城镇贫困的特征演变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研究了1988-2013年间我国城镇居民的贫困问题。以利用“马丁法”计算的各省历年贫困线作为贫困识别标准,发现25年间城镇地区的贫困率下降明显,尤其暂时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的贫困率已经很低,贫困人口以选择性贫困为主,即消费不足成为我国城镇人口贫困的主要特征。家庭人口多、有未成年子女会有更大概率陷入贫困,而教育和稳定的就业则可以有效缓解贫困。当前我国城镇地区的贫困人口认定和救助主要以收入为标准,本文认为应充分重视贫困人口消费不足的问题,拓展专项救助的范围,同时增大对教育、卫生、住房等基本民生保障的投入,减少低收入群体的过度储蓄,并特别关注贫困青少年的精神和物质消费需求。     

科技人员薪酬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

在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科技人员薪酬满意度已经不仅仅取决于收入本身。文章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工作年限等人口学变量的基础上,通过最优尺度回归等回归分析方法,对收入本身、收入差距及分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做了详尽的分析。发现:收入差距比收入本身更容易让科技人员不满;行业间收入差距是科技人员薪酬不满意的最主要因素。单位分配制度对科技人员薪酬满意度的影响大于地区内收入差距,但小于行业间收入差距。     

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再分配效应探析

文章通过建立精算模型,运用净转移额和转移率两个测算指标,测算了利率、工资增长率、入职年龄、缴费年限和退休年龄的变动对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再分配效应的影响情况.结果发现,利率水平越高,职工获得的养老保险收益就越小,代际间的再分配效应就越弱;工资增长率越高,职工获得收益的人数就会越多,收益程度也就越大,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就越强:入职年龄的大小与养老保险收益负相关,缴费年限与养老金收益正相关,这符合养老保险制度“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设计初衷;职工在养老保险中获得的终生收益与退休年龄的早晚直接相关,退休年龄推迟的越晚,职工获得的终生收益就越小,再分配程度就越低.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分位数回归解析

通过对1997～2009年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分位数回归发现: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是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而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则发挥着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家庭经营收入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农民工流动的不稳定性导致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构成出现较大的波动,从而导致这一时期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