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文化阐释与经典的形成

本文通过对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问题讨论的回顾 ,分别从接受美学理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等角度阐述了西方文学史上经典的构成以及隐于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作者认为 ,经典的构成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 ,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一些人为的因素。由于“欧洲中心主义”和其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的作祟 ,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优秀作品长期以来被排斥在经典之外 ,因而从跨文化的视野对既定的经典进行质疑乃至重构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者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文章着重讨论了弗莱的《伟大的代码》以及由此而显示出的文学与宗教的关系 ,提出一种既带有精英意识的审美功能同时又具有文化研究的批判精神和去经典化尝试的经典重构策略 ,认为这是使得当今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可赖以进行对话的一个平台     

从“注经”到“论文”——刘勰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

“经典”在《文心雕龙》中的地位和作用极为重要,尽管此前儒家典籍已经经典化,但是刘勰的贡献在于进一步将之“文学经典化”。《文心雕龙》的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策略主要有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将儒家经典文学化,对之进行文学分析和解读;二是将儒家典籍文学经典化,用来讨论更为广泛更为根本的文学问题。     

五四“人的文学”的历史逻辑与价值承传

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始终伴随对“人”的关注,“人”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的核心关切,同时也作为一种精神导向不断参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五四“人的文学”作为一种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是一代人的思想共识,也是文学与时代、社会碰撞的精神结晶。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实绩给予了“人”新的内涵与阐释,同时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中也实现了与“人”的深层互动。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当代文学继续高扬“人”的传统,延续五四以来对“人”的精神和个性的关注,展现出更为复杂、多元的文学面貌。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观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哈罗德·布鲁姆作为一名极有原创精神和文学天赋的美国当代批评家,以"影响的焦虑"、"文学经典理论"、"浪漫主义诗学"和"创造性误读"等理论构建起其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并通过其代表著作《西方正典》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文学经典的看法。布鲁姆文学经典观中始终贯穿着审美自主性、原创性、崇高性、陌生性和无功利性等特征,并构成其经典本体论。     

“红色经典”:在“现代性”叙事中理解和阐释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将“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性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红色经典”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乃至是与否,而是将其归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量和审度。在这样的阐述视野中一方面求证“红色经典”本质上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进程中一种特定的审美表述形态,从而确认其价值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论析“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的经典性存在,其经典价值的艺术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大众化"与"经典化"--"红色经典"论之五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在确认这种经典化文学遗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话语概念就是“大众化文体”。本文先将“大众化”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检视,继而从“大众化文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大众化文体”的“一体两面”的审美言说方式这两个论述层面,解析了“大众化文体”在“红色经典”中的审美构成功能和创作思维机制,并阐释了“红色经典”是如何通过“大众化文体”解读世界、建构意义。     

经典批评“误导”下的沉默螺旋传播效应——以王世贞文学批评的三大公案为分析中心

文学史奉经典批评为圭臬，由来已久。然而经典批评中不乏误导，且误导产生的负面影响甚或大于非误导信息，遂造成文学史叙述的诸多迷雾和假象。王世贞批评中三大公案：“模拟剽窃”“妄庸巨子”“晚年自悔”，出自《列朝诗集》诸书的有意误导。所谓“模拟剽窃”是将举世“递相临摹”王世贞的他人陋习移至厌恶剽窃的王世贞身上。而“妄庸巨子”说，是钱氏把归有光笔下的北方“二李”转嫁为归氏至亲王世贞；将王世贞对归有光的委婉批评，杜撰为王氏“推服”归有光，并不遗余力张扬“妄庸”说。所谓“老年自悔”，乃利用老年心态变化作文章，将王世贞后悔《卮言》“是非古今”得罪人的做法，曲解为否定早年文学观。这种被误导者还包括“七子派”“五子派”“竟陵派”一批人，以至出现明末清初扬宋贬唐之风。此后几部批评经典如《明史》《四库全书总目》《中国文学史》，推高了这一误导的影响，造成文学传播的沉默螺旋效应。由此可知，文学研究应由经典批评回归批评原典。     

古罗马史诗“经典化”之路

古罗马文学起源于对古希腊经典的翻译与改写,但两者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本文选取史诗这一体裁,从诗格、神名以及“糅合法”三个方面对古罗马文学“经典化”之路进行描述,剖析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阐述其“经典化”之由.研究表明,在古罗马文学逐渐成为“经典”的道路上,翻译子系统与文学母系统、古罗马文学系统与古希腊文学系统以及文学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它的发展与演进.     

文学经典建构三维度

文学经典的形成是一个复杂化过程,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尤其是审美性、现代性和历史性三个维度对经典构成的影响。其中,审美性是经典构成的内核和前提,现代性赋予经典以政治、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多元批评视角,历史性则使作品在自身艺术价值的基础上,勾连起“过去性”和“现在性”,避免了文学阐释的“隔膜”。     

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影响密切相关。白桦派提出的关于个人与“人类”互动、统一的观点 ,强调了个人相对于“人类”的独立性与重要性。这种观点为五四作家所接受 ,促使他们自觉背离近代“国家”文学模式 ,将叙事重心与目的由“国家”话语转向“人”的话语。五四作家对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原则的叙写 ,是从中国五四语境出发的一种创造性改写 ,这种改写赋予了五四文学较之于日本白桦派文学更为丰富、深刻的现代人学内涵。     

相如赋经典化史述

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性文类,汉赋具有毋庸置疑的经典性。司马相如作为汉赋创作的奠基人物,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相如赋却经历了初成阶段的词章、思想与文本的纠葛,发展阶段经学对辞赋的介入而出现的向背与矛盾,特别是通贯赋史的由“辞宗”到“赋圣”称号的变迁以及内涵从修辞而体义的进程,其彰显的时代性与独创性皆值得探讨。而回归汉廷的文学思考,则是相如赋经典化的现代认知及其意义。     

互文性视域中文学经典构成的历史诗学问题

文学经典是文学史构成的重要基点。在互文性的视域中，运用历史诗学理论探索文学经典问题，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一是维谢洛夫斯基与巴赫金的本质主义的历史诗学观念，他们认为“传统”在文学中具有决定意义，文学经典由于承载着丰富的传统内涵，在历时的纬度上，它在与传统的互文运动中便呈现出永久魅力特征。二是海登·怀特的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诗学观念，他在共时性文化系统中探索文学经典的建构作用，文学经典的力量体现在它与其它符码的跨文本的互文性关系之中。两种历史诗学观念构成对立与补充关系，它们从不同方面阐释了文学经典的永久性魅力。     

赵树理的农村书写及其文学命运

20世纪中国文学以乡土之外的观念对农村和农民进行文学想象和叙述，它造成了真实农村图景的遮蔽和放逐，而赵树理的创作是个例外。他既是知识分子又不完全认同“五四”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既倾向于农民的价值观又不是纯然的农民。他的农村书写与农民、革命意识形态之间一度形成良性互动，故其作品被奉为文学经典。后来因他执著的写实立场与当代文艺规范发生摩擦而产生裂隙，最终导致其文学命运的坎坷。     

经典的形成与解构

“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坛的一个热门话题。有文学评论家批评“当代文学经典化滞后”,有作协官员“希望中国文学在新时代产生更多的经典化作品”,还有出版社推出一系列“当代文学经典”。对此,笔者不禁感到有些错愕,因为在笔者的印象中,所谓“经典”,怎么也是“过去时”的东西,即使不一定要历经数百年上千年,至少也应该“隔代”吧？哪有当代“作家作品经典化”的？还未“盖棺”就想“论定”,是不是也太操之过急了？     

《中国新文学大系》与现代乡土小说研究及其经典化

《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为“整理、保存、评价”五四文学的重要选本,推进了现代乡土小说经典化以及乡土批评与研究。继1920年代周作人、茅盾等引进、界说“地方色”“乡土艺术”等概念后,《大系》最终确立了作为类型研究的“乡土文学”这一理论术语,也呈现出鲁迅与茅盾对此的认识差异。《大系》对乡土小说文本的遴选、《导言》的批评推介以及《史料卷》对乡土小说家的评价,成为以后现代文学史叙事和相关研究的重要依凭。从《大系》可以看出编选者审美观与文学史观的异同,其中某些遮蔽、局限或偏见恰恰体现出“五四”一代在1930年代新的文化权力场中,借助经典遴选对新文学正统地位以及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重新确认。     

“浅阅读”潮流下网络原创文学的媒介素养教育

采取文献研究的方法，由媒介素养教育角度出发，论述了网络原创文学是当代“浅阅读”潮流中的一股中坚力量，但其中充斥着肤浅化和庸俗化的倾向。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针对网络原创文学而言，大众应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媒介批判精神和思辨能力，以此来应对网络原创文学在“浅阅读”风潮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民族经典”的构建与传播及其当代启示--《阿诗玛》60年命运沉浮

《阿诗玛》从民间叙事走向民族经典是建国后一体化政治的结晶。从艺术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角度考察《阿诗玛》“经典化”的过程，我们发现，《阿诗玛》从民间走向经典的过程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整理”“改编”“翻译”过程，而是一个政治导向、“集体创作”和媒体参与下的文化塑形过程，其间“新的人民的文艺”是这一文化符号的制度性动力，而民族“元语言”叙事模式向多语言叙事模式的转变则是这一过程的关键命题，媒体则通过“议程设置”不断地加强和再现了一种文化的话语地位。     

从文学活动"四要素"看当前文学经典的重构

经典的重构已成为当今文学创作日趋浮躁、日趋世俗化、感官化、日趋追求"明星化"文化策略和时尚效应中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经典得以重构是文学活动"四要素"互动的结果.就作品而言,内涵的丰富性、深刻性、震撼力及独特的技法是经典重构的前提.社会生活的多元化、文化价值追求的异质化,作家"影响焦虑"下的颠覆冲动、时尚欲望化追求,读者求新尚奇、狂欢化效果的阅读期待以及时尚批评家的引导,是导致经典重构世俗化、通俗化趋势的外部原因.经典重构过程是一个经典文本与社会生活互动的过程,社会语境影响下的作者和读者作为最活跃因素互为影响地参与了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