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权研究

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立法的基础,也是环境法学和环境法制建设中的基本理论。环境权理论在我国起步较晚,关于其含义一直未有定论,而我国环境权的立法问题则迫在眉睫。本文以便于立法及法律实施的出发点来研究环境权的概念、主体、客体,以解决环境权立法的理论困境,并探讨我国现阶段环境权立法的出路及完善。     

是非环境权

早期的环境权理论研究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准理念,致力于人与自然的法律主体地位的理论储备,进而在环境权理论中融入集环境的权利与人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为一体的权利构成。环境权理论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即从传统法理学的体系及范畴中提出自然权利的法律化以及环境道德法定化,进而在环境权的权利主体、权利内容以及权利属性等方面呈现出较强的反逆特性,在理论界呈现出较强的"是非"之态。改变环境权理论研究的"混沌"之态,必须加强环境权理论的实践认知。环境权理论的确立和发展不在于对传统法理学的变革或颠覆,也不在于对传统权利理论的修正,它的确立应当与传统物权和环境公力救济请求权共同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体系,形成环境权与传统权利的良性互动,实现整体环境和资源范围内法律权利的有效均衡,最终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论公民环境权与国家环境权

本文论述了公民环境权与国家环境权的理论基础 ,打破了现实实践中的从实然的角度定论的国家环境权与公民环境权的主从关系 ,而从应然角度 ,对国家环境权与公民环境权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讨 ,认为国家环境权与公民环境权不应是一种主导与从属的关系 ,而是一种互助共生、相互协同、相互制约的关系     

环境权理论之反思与方法论重构

我国的环境权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流派：广义环境权论、公民环境权论、狭义环境权论。现有环境权理论在权利主体和权利内容方面均存在较大争议。环境权主体方面,环境本身、人类整体、国家和单位是否可以成为环境权主体争议较大;环境权内容方面,环境权是经济性权利还是生态性权利,是实体性权利还是程序性权利,尚未达成共识。环境权研究欲取得突破,需要方法论的重构,即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结合、环境多重价值的认知、体系化方法的引入。     

环境权体系的建构——基于环境权属性认知的反思

在研究方法上,环境权的属性是一种理论假设,其构成了深入研究环境权体系的起点和基础,而现有的研究大多忽略了这一点。将环境权定位为一项基本人权是目前认可度最高、也最为合理的假设,但依照体系建构的要求,其还必须解决自身的普遍性和正当性问题。以习惯权利为基础区分环境权的应然和实然层面,可为环境权的基本人权属性提供更加充分的论证,也是进一步探究环境权体系的起点和基础。     

环境权私法保护研究

环境权的本质属性是环境权理论中讨论的最为热烈的议题之一,对环境权的研究,无法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从环境权产生的理论背景来看,英美法系的公共信托制度与大陆法系的共有制度,并不排斥环境权的私法性质,而从私法制度的理念上亦可证成环境权的私法化问题.同时,就现有的私法体系而言,环境权与私法在制度上同样存在整合的可能性.     

中国环境权理论研究述评与展望

环境权是随着环境状况日益恶化和环境法治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权利。历经40年的发展,中国环境权理论研究取得了极大进步。学者们主要就环境权是否存在、环境权的学理分类、环境权的构成要素、环境权的法律保护、环境权的立法省思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但既往的研究仍存在意涵模糊、研究方法单一、域外理论与实践研究失衡等不足。后续的环境权研究应当运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着重从环境权子权利的类型化、环境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与协调、国内外环境权理论与实践的动态衔接、基于司法逻辑的环境权确认路径等方面予以推进和深化。     

我国环境权之探究

环境权是环境法的核心问题。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权作为与环境破坏、环境污染作斗争的重要法律武器,其地位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提出"环境权"这一概念以来,几十年过去了,理论上的混乱、立法上的迟缓和司法实践中的被排斥,与学者们当初提出"环境权"时的热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正是对现有的环境权理论进行分析,希望能从中找出环境权处于困境的原因,并提出走出困境的设想。     

宪法环境权的规范解释

当前对"环境权入宪"的研究存在着"肯定/否定"的二元对立立场,有必要对宪法环境权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与分析。从法律解释的视角出发,可对宪法环境权进行深入的规范分析。在规范模式上,宪法环境权并非主体对客体加以绝对支配的权利,而是主体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在规范属性上,宪法环境权表现为一种兼具规则和原则性质的"规则——原则模型";在规范构造上,宪法环境权包括权利主体、权利相对人、权利客体三方面的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借助"公权利/私权利"的分析框架,对环境权在规范意义上的不同面向展开分析,可初步得到环境权的规范体系。     

论公民的环境权

环境权是人类一项应有的权利,现在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公民环境权是环境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法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对公民环境权的发展、公民环境权的内容、公民环境权的实现等进行论述并对中国目前关于公民环境权的法律状况提出建议。     

论自然体权利及其保护

自然体权利能否在环境法中确认,是近几年来环境法学界一直探讨的话题。传统法学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从权利、义务和法律关系理论否认自然体权利的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从人与自然整体性视角重新解读自然体的主体性地位,为自然体权利的法律化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针对我国自然体权利在法律规范上的缺失,借鉴国外自然体权利保护实践经验,我国应以自然互惠原则、风险预防原则为基础,以代理制度、公共信托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为实践方式,注重自然体受到损害时的补救,提倡自然法庭,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自然权利观的中国方案。     

环境法学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以环境权研究为中心

环境法的法律属性决定了我们在环境法学研究中注重创新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传统法学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中带有共性的思维规律和知识体系的揭示。当下的环境法和环境权研究中的一些分歧反映了在环境法学研究中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选择。环境法学研究应当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主导,以环境权研究为例,从个人主义方法论研究进路出发,首先应当突出公民个人环境权在环境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它是其他类型的集体环境权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论环境权益

环境权益是公众对环境享有的包括日照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优美景观权等法益。环境侵权行为不侵害环境权益,侵害环境权行为才侵害环境权益。环境权益不能通过侵权法来救济,只能通过环境法及其他公法得以救济。     

环境人权在中国的法制化及其政治障碍

近年来,以厦门PX事件为代表的环境集体抗争事件频繁发生,“公民环境权”或“环境人权”日益成为我国环境法和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中值得关注的一个议题.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其相关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专门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不断修改,我国的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正在得到更好的制度化保护与保障.但也无可置疑的是,中国的环境法制（治）建设还未达到一个历史性“拐点”,即明确确立与宣示生态环境保护的公民环境权利或“环境人权”的宪政基础.中国环境法制（治）建设的更大进展,除了法律渠道下的渐进改良,更为关键的也许是来自政治与社会的动力,尤其是来自民间基层的推动.     

管制性规范视角下的环境权研究

在当前的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被侵犯的权利不仅仅是传统的民法权利,更应是环境法意义上的环境权,这种环境权作为一种分享自然资源的权利,可以通过限制自然资源开发权的管制性规范而确立。但是在开发资源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风险,因此这种环境权也是平衡公共利益与开发自由而分配风险的产物,管制性规范由此成为环境权的确权规范、资源分配规范以及风险分配规范。     

环境时代与宪法环境权的创设

论述创设环境权的必要性 ,环境权的形成和发展 ,环境权的概念和性质以及环境权的种类等     

环境伦理学中权利概念的替代

本文回顾了环境伦理学中权利概念的两个起源,详细讨论了不同时期环境伦理学家们对此概念的争议,说明非人类自然拥有权利的观点存在着诸多问题;在此基础上,对环境伦理学家们所提出的五种对自然权利概念的替代进行了分析和评述。     

论环境权法律关系的主体

当前对环境权主体的研究忽略了其作为法律关系的面向，同时混淆了环境权在不同法律部门中的差异，且存在泛道德化的倾向。厘清这些误区后，即可对环境权主体做出正确认识：在公法层面，其权利主体为公民，义务主体则视情形分为国家或者国家与其他公民或组织；在私法层面，其权利义务主体均为自然人和法人及其他组织。     

环境何以为权利之体系论——以环境核权利与环境束权利为视角

生态文明入宪以及民法典的颁布，提升了人们对环境权的预期，但一定要避免环境权在论证中过度泛化的问题；要充分认识环境权不可替代的独特权利价值；识别出与环境有关的但并非环境权所独有的权利，明晰环境权的核心内涵；环境权的规范与社会功能导致环境权应被再次认真对待并加快其宪法化进程。     

环境何以为权利之体系论——以环境核权利与环境束权利为视角

生态文明入宪以及民法典的颁布,提升了人们对环境权的预期,但一定要避免环境权在论证中过度泛化的问题;要充分认识环境权不可替代的独特权利价值;识别出与环境有关的但并非环境权所独有的权利,明晰环境权的核心内涵;环境权的规范与社会功能导致环境权应被再次认真对待并加快其宪法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