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理念的立法实现

全民公益性理念作为国家公园的核心理念之一,需要予以法制化.全民公益性理念的内涵包括全民共享、共有和共建三个方面,共享是全民公益性的核心,共有和共建则分别从国家公园管理和建设两个方面为全民共享提供了保障.现有国家公园地方立法虽已在立法目的 、原则和规则三类条款上对全民公益性理念进行了表达,但存在对全民公益性理念内涵认识不一致、立法表达体系性不强的问题.《国家公园法》应当在立法目的 和原则条款上对全民公益性理念予以规范表达,同时在具体规则条款中分别从共享、共有和共建三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实现对全民公益性理念的体系化表达.     

环境权理论之反思与方法论重构

我国的环境权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流派：广义环境权论、公民环境权论、狭义环境权论。现有环境权理论在权利主体和权利内容方面均存在较大争议。环境权主体方面,环境本身、人类整体、国家和单位是否可以成为环境权主体争议较大;环境权内容方面,环境权是经济性权利还是生态性权利,是实体性权利还是程序性权利,尚未达成共识。环境权研究欲取得突破,需要方法论的重构,即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结合、环境多重价值的认知、体系化方法的引入。     

生态保护红线的立法保障:问题与路径

生态保护红线的落地需要立法提供规范性保障。应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的现有立法存在效力层级低、有立法空白、已有规则无法满足生态保护红线“更严格保护”的要求等问题。生态保护红线的立法模式选择具有阶段性和渐进性;应当处理好生态保护红线统一立法与各类生态保护红线区特别立法的关系;统一立法应当以确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保护的基本规则为核心目标,并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地位、管理原则、划定与调整、差异化保护措施、评估与考核规则等关键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我国战略环评立法的问题与出路——基于中美比较的分析

中美两国的战略环评立法存在较大差异,我国应当部分借鉴美国的相关规定对战略环评立法进行完善:在战略环评对象方面,应当通过名录的方式进一步明确需评价的规划的具体范围,并考虑将政策纳入评价范围;在战略环评主体方面,应扩大行政监督范围,大力发展公众监督,并增加相关部门对战略环评的支持义务;在战略环评程序方面,应将战略环评程序有机融入战略决策程序之中,根据环境影响大小确定评价范围,并增加有关替代方案的规定。     

论环境法的调整对象

对环境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应该首先界定人与环境关系的内容、种类及其相互关系,然后再界定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环境社会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人对环境的利用关系。从人类利用环境的目的出发,并结合环境外在价值类型,人对环境的利用表现为两类,即本能性利用与开发性利用。作为环境法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可以称为环境利用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类环境利用人之间由于环境利用而产生的关系;二是由于国家对环境利用的介入而形成的国家和环境利用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检讨

环境侵权诉讼中基于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科学不确定性等特征以及保护受害人的价值追求,而引入了因果关系推定的方法.环境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推定对举证责任的影响要根据证明对象是基础事实还是推定事实,以及因果关系推定是否由法律明确规定等因素,进行综合认定.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在我国还属于事实上的推定,而非法律上的推定.我国立法规定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的性质是举证责任配置规范,而非因果关系推定规范.     

中日环境健康损害因果关系证明比较研究

以20世纪60年代的四大公害诉讼为契机,日本在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中针对公害健康损害因果关系的认定发展出了不同于传统侵权诉讼的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具体包括盖然性法、间接反证法、流行病学法等推定方法。我国则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通过特殊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实现保护受害人的政策目标。但是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中,对这种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理解存在分歧,其争议焦点在于受害人是否对因果关系事实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通过对中日的比较,可以发现日本的做法更为谨慎,其在坚守科学证明的前提下兼顾受害人保护的价值追求;而我国则更注重于受害人保护这一政策目标的实现,而忽视了证明的最终目标是寻求事实真相。我国应当在坚持现有举证责任规则的基础上,在审判实务中探索适用因果关系推定方法,实现政策考量与法律逻辑的相对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