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进性禁区的叙事策略与困境——20世纪90年代初期女性主义性爱书写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性爱书写从集体记忆中剥离出来,叙述女性自我的历史,对男性文本中的强大叙述进行颠覆,解构男权神话.女作家们以及她们笔下的女性清醒地意识到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必然寻求自我救赎,提出了文化突围的可能性.但在突围的同时却陷入另一种困境:对男性的依附与对男权的认同.     

张力中的女性乌托邦建构 ——《克兰福镇》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

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镇》往往因其对女性主导社会的建构和女性愿望与诉求的表达被归为女性乌托邦小说之列,但小说中女性主导世界的不够完美和作者讲述故事的小心翼翼又使其在故事与话语层面与女性乌托邦小说传统存在张力.女性主义叙事学致力于整合叙事与伦理,因此将《克兰福镇》置于女性主义叙事学视域下,可以透视出作者如何利用叙事结构暗示将"女性气质"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借用叙述声音表达建构两性和谐社会的诉求,通过建构女性情感提供女性乌托邦的情感净化之旅,从而完成笔下的女性乌托邦建构.     

女性救赎之路及其困惑——从毕淑敏《女心理师》中的贺顿谈起

在男权话语依然占统治地位的当代话语框架下，女性作家毕淑敏力图通过对笔下的女主人公贺顿作反传统的刻画．使主人公贺顿在自我救赎中凸现女性主体，达到对女性社会性属的再建构．消解已有的女性在社会的第二性别。但其在叙述过程中对身体表述的自我怀疑，又造成了贺顿在自我救赎中出现难以突围的困囿，而这造成了对自我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男权话语秩序的顺从。     

当代家族小说的性别审视

在家族小说创作中,当代作家以现代意识与人道同情表现出对女性命运与妇女解放问题关注的热情,但由于受到男权社会文化传统与性别立场的影响,他们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之中又存在着性别上的隔膜,无论是对女性躯体的描写,男女两性关系模式的建构,叙述者与人物的性别话语,还是在性际关系价值评判中的厚此薄彼,都从不同的侧面流露出作家男权意识的传统积淀,都是男性对女性一厢情愿的想象性书写。     

哈代：男权神话的守望者

哈代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女性形象,然而,在男性所创作的文本中,女性形象决非女性本身,它是男性的一种文化构想物,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作者情感抒发的载体。哈代以男性的观察视角、男性的叙述模式和男性的话语将四部小说中的女性塑造成企图反抗、有所追求的但具有美德的女性形象,但是仍然不得不依附于男性,屈于从属地位,体现了男性文学中妇女的理想模式。如果我们说哈代是位戴着面具的男权神话的缔造者,那是因为从表面上看,哈代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而真正的本质是他通过语言叙述暴力,对这些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进行歪曲、压抑和扼杀,表现出他自身以及男权社会对这类女性潜在的恐惧与焦虑。     

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具有成熟深刻的女性意识,她对男女平等的思考建立在关于女性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基础上,即女性应在真正意义上达到男女平等。围绕女性存在的终极理想,她思考女性存在的意义,认为女性存在价值即女性本质———一种具有神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等特点的女性原则,具备这种神性的女性本质者才是真正可爱而健康合理的女性。男权社会造成了女性本质的异化与失落,女性独立生存价值被男权意识遮蔽而生存处境艰难卑下。而女性骨子里深深浸淫的自甘依附男性,以男性为中心为世界的奴性意识、病弱心理及奴性性格,则成为阻碍女性自身发展的内因。女性尽早挣脱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男权传统牢笼,结束非人、非女人的女奴心狱生活,才可能成为自由自主的女性优美自在的生存。她的小说通过描写一个个女性婚恋生活的不幸和她们安于不幸、不思反抗的悲凉故事,表达了她对“女奴”灵魂的痛苦拷问和对民族文化心理的痛切反思。正是这种成熟而深刻的女性意识,使张爱玲作品具有识读社会进化和女性解放程度的镜子的意义与价值,并获得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女性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位置     

寓言中的女性困境——评铁凝的小说创作

铁凝是新时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旺盛创作力的女作家,也是一位有着自觉女性意识的作家.她的小说以独特的方式书写女性,呈现出在历史和现实情境中,在男权意志操纵下女性的真实生命本相和生存图景.这些小说里的女性所遭遇的悲剧,不仅来源于畸形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动乱,更来源于男权社会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对她们的戕害.同时,铁凝对两性关系的悲剧性书写,显现出当下女性生活的真实情境,而这种对爱情神话的颠覆无疑构成了对宏大叙事、男性权威话语的冲击和消解.     

《简·爱》中的“女性声音”品评

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运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唯我独尊"的叙事主体形象--简·爱.其叙事颠覆了男权叙事传统,建构了女性叙述声音和叙事权威.同时,小说成功地在读者与叙事者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系,使读者能够了解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从而加强了叙述声音的女性权威.然而,夏洛蒂·勃朗特作为殖民地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文化身份使她在女性权威的建构过程中带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海外中国女性书写

严歌苓的小说中有着大量的海外中国女性书写。这一方面体现了严歌苓对海外中国女性的关注和同情;另一方面她也以这些女性为视点,来返观和审视西方文化。严歌苓小说中的海外中国女性,艰难地生存于中西文化夹缝之中,处于"看"与"被看"的历史境地。她们在被动接受西方人救赎的同时不忘对其审视,在自立自强之中充满对自由的渴望。"救赎"与"自由"是严歌苓审视海外中国女性的两个基本视角。严歌苓颠覆了西方人自以为是的救赎神话,同时以自身的实际经验,探讨了海外中国女性追求自由的途径及其可能。     

论女性小说的"逃离"意识

"逃离"是当代女性小说的主题之一.它不仅被写成觉悟了的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里的宿命,更是当代女性作家们对现实世界所采取的一种写作姿态,在"解构--建构"的过程中,她们寻觅和重建起自己的精神家园.     

解读《浮现》中的“他者”形象

《浮现》讲述的是无名女主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寻找失踪父亲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传达了对加拿大民族身份、女性与自然的生存状态的思考和关注。小说中的后殖民地、女性与自然都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是被排除在男权中心之外的"他者"。     

解构父权中心主义——基于《野草在歌唱》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

文章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英国女作家多莉丝·莱辛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进行解读,指出在非洲殖民地"父权中心主义"社会文化中,不仅文明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是二元对立的,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扭曲的.小说中特纳夫妇最后的悲惨命运说明了在父权社会中男性统治对自然和女性的摧残.而女主人公玛丽在生命最后对自然的留恋也象征着男权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论新时期性反抗小说及其政治生命观念

新时期性反抗小说以性欲描写表现性别隐喻和权力隐喻的内涵.性别隐喻小说追问男权社会和文化对女性的压抑,表达了反抗男权文化压迫,争取女性性别自觉,建构女性话语的价值取向.性权力隐喻小说以性描写隐喻意识形态和权力运作的潜在影响.性反抗小说通过性别反抗和权力隐喻的方式,表达了对生命的关注,倾注了向往生命自由和独立幸福的愿望.     

论梅娘小说的"复调"艺术--以《动手术之前》和《旅》为例

女性主义写作理论认为,既住的文学和文化布满了男权意识.女性作家在争取话语权的过程中,可以运用一些独特的叙说策略.本文结合巴赫金"复调"/"对话"等小说理论解读梅娘的两篇小说,分析了其中蕴涵的丰富内容,揭示了梅娘作品对女性命运的关怀,及对男性社会文化的批判.     

论李昂9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李昂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借政治、历史等题材书写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建构.其后殖民叙事展现当代台湾社会女性的迷惘与虚妄,而其政治小说文本中的女性通过身体政治消解男权话语中心的策略使身体具有了社会和文化维度上的意涵,李昂还通过重塑历史表达女性寻求自我身份认同历程艰难.其创作实践丰富和拓展了女性写作的空间,作品中的现实人文关怀对当代大陆女性作家写作具有启发意义.     

他者建构下的自我言说:海丝特与祥林嫂比较研究

《红字》和《祝福》都讲述了女性自我在强大的他者社会里遭遇不幸和受到惩罚的故事。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海丝特和祥林嫂身上集中体现着他者建构下的自我生存困境,凸显出社会中他者伦理缺失和自我言说的困难,她们迥异的命运结局反映出中西方文化中不同的自我观和救赎观。霍桑和鲁迅对自我和他者之间伦理关系的关照对当代网民暴力行为具有警示意义,他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思考为推动人的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     

《伊甸园之东》中的女性“他者”形象解析

在小说《伊甸园之东》中斯坦贝克塑造了三类典型的女性形象——地母型、天使型及妖妇型,描述了其在男权社会中作为"他者"的生存状态及其社会认同。本文借助于"他者"理论从女性主义视角对从男权社会对三类女性形象的定位及其认可度来剖析作家的女性观,并指出斯坦贝克虽是男权体系的维护者,但并非评论界所说的"厌女症"作家,其对女性还是持一种认可和欣赏的态度。     

“飘”年代的女性物语——对林白小说的再解读

2 0世纪 90年代是“飘”的年代 ,一切事物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飘”的状态之中。女性知识分子们开始摆脱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男性话语的压抑 ,成为男权中心文化社会里独舞的陌路丽人。她们通过自己的创作 ,在精神上摆脱了物质社会的平淡与直白 ,从现实世界的烦恼和哀伤中隐退 ,开始了另一种生命。林白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她的小说注重自我情结 ,大胆地将那些长期隐藏在无名和混沌状态下的女性成长中的生理感觉和心理流程清晰地呈现出来。她“以血代墨” ,冲出主流叙述和男性叙述的覆盖和淹没 ,努力寻找女性自己的语言。她的小说虚实相间 ,在知识分子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中自由进退     

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及其幻灭

中国文学中对乌托邦的叙述始终无法摆脱陶渊明的桃花源传统,从废名的《桥》到阎连科的《受活》都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特征,建构的是以桃花源为摹本的乡土乌托邦。本文即以阎连科的《受活》为中心探讨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传统及其在2l世纪最终幻灭的过程。《受活》在文本叙述形式以及乌托邦理念两个层面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尤其对由残疾人组成的人间天堂的描述更具特异性。“残疾”的题旨因此成为小说中乌托邦理念的重要维度。而《受活》最终则表现出反乌托邦的特征,小说揭示出中国本土的世外桃源、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实践以及商品经济的消费乌托邦诸种形态的纷纷幻灭,展示了中国乡土社会深刻的历史性危机以及当代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阙如状态。     

从小说《雪花秘扇》中的民俗文化看封建社会女性的生存困境

《雪花秘扇》是一部充满中国民俗文化的女性主题小说。小说通过对女书、老同和哭嫁等民俗的描述,使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生存困境得以彰显。女书只是女性话语权的表象,其背后是难以超越的男权边界;老同关系里不存在纯洁隔世的姐妹情谊,它会随着女性阶级地位的改变而改变;哭嫁风俗的背后是女性对"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包办婚姻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