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雄笔大 兼擅唐宋——试论田雯的诗歌理论与创作

中国古代诗歌,在唐宋二代,自是“双峰插云”,元明一度中衰,清代是封建文化总结期,诗歌又作一振,顺治、康熙间直追唐宋。但对清诗重视、研究不够,不少值得注意的诗人尚“名不见经传”。即如康熙诗坛的田雯,为“京台十子”之代表,有理论,有创作,存诗近一千四百首,前人评为堪与王士祯相颉颃,就很值得研究。本文即试对田雯作一初步探讨。     

论王士禛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清初，陶渊明的接受研究主要表现在王士稹、王夫之、叶燮对其孜孜不倦的继承上。文章以王士旗为例，重点突出他对陶渊明人生的认同与接受以及艺术风格的认可和继承。     

元笔宋法与乱头粗服--论四王与四僧艺术思想之异

四王提倡"元笔宋法",但他们之学元四家,多侧重在"法"而非"道",缺乏代表时代精神的"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四僧以"乱头粗服"为尚,立意、感情与四王不同,艺术上是"以丑为美",其理论表达应旁征于傅山的书论,有着以刚健精神树立民族气节之义.     

照亮与对话——现象学视野中的“文之为德也大矣”

"文之为德也大矣"引发了众多学者的不同解读,可谓"尺水兴波",余韵无穷。从新文化运动直至当下,基于不同历史语境及话语模式,许多学术解读尽管与原初之意存在差异,但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接近《文心雕龙》中刘勰的原意,笔者借用童庆炳先生的"照亮"说,在现象学视野下,将"文之为德也大矣"与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显现"进行异时空的照亮与解读,厘清"文"与"道",并由"文"鉴"道",索"道"观"文",在本质直观和主客交融的层面上,鉴照洞明,使"文之为德也大矣"历经无限衍义后归于作者初衷。     

自由与秩序——先秦儒道理想人格理论窥探

先秦儒道两家皆有对理想人格设计的基本架构和目标,但两家对其内涵的界定又有所不同。儒家追求的是道德至善的"圣人"人格,其目的是"入世",由"内圣"成为"外王";道家追求的是"无为"、"无己"的逍遥人格,其目的是"出世",实现个体真正的"自由"。两种不同的人格类型恰恰反映了当时儒道两家对自由与秩序的不同解读,为研究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张力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体系”论

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体系"问题之争,与"体系"作为概念的混乱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这是三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具有体系,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则没有体系。     

“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大江健三郎《形见之歌》与鲁迅《希望》比较研究

在"暗夜"中探寻光明是大江从鲁迅文学中继承下来的精髓所在。通过对大江《形见之歌》与鲁迅《希望》的比较研究发现,直面"希望"与"绝望"的现实问题,二者都是通过叙事者"我"在思想上的认知转变,关注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国家的独立与复兴。但在表现形式上又存在着明显不同:直面"黑暗",鲁迅是始终凝视"黑暗",将其内化为"希望",但其底色仍然为"黑暗";而大江是在凝视"黑暗"的过程中,将其外化为象征"希望"的"星星"或者"新人",在"暗黑"中窥视"星星之火"。鲁迅主张"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是"改造"主义;大江则力主"宽容"异端下的"希望",是"改良"主义。因此,如果说鲁迅是改造国民性的启蒙家,大江则是改良国民性的启蒙家。     

从梵语波你尼文法论证玄奘“唯识”翻译和理解的正确性

有学者认为:虽然vijapti与vijna的词根都是j,但vijapti不应如玄奘那样翻译为"识",因为该词有使役的含义。但从梵语波你尼文法的角度可知:vijna与vijapti源自的词根不都是j,两个词汇都不作使役含义用。另外,通过纯粹语法分析,可以得出与传统"能取所取、见分相分"认知模式不同的"无分说",以求解决"无人我但有认知"的佛学难题。     

从"道艺合一"到"道通为一"--庄子技术思想初探

在对待"道"和"艺"的关系上,庄子主张"道"艺"合一.他认为"道进于艺",或"道在于艺"."技进乎道"是庄子思想的灵魂.同时庄子提出"道通为一"的思想为达其目标必经分解同合之途.其一,"以道观分",庄子的意思是,"分"与"成"是同一过程,不是"分"之外另有"成",也不是"成"之外另有"分",而只不过从一方面看是"分",从另一方面看是"成"."成"与"毁"亦然.庄子有关"分"、"成"、"毁"的论述是对中国古代工程技术设计思想的总结.其二,"不同同之",庄子的意思是以道观人察物,万物虽种类不同,形态万殊,但其根本之道是同一的."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就是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创新的目的."道通为一"是将个体的"分"与整体的"合"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有分有合的境界,这是庄子技术思想的基础.     

两种权利观与美法革命道路——基于美法权利宣言的文本分析

美法革命同为"启蒙之子",何以走上不同的道路?我们从美法革命的两份权利文本出发,论证两场革命包含着不同的权利观:法国革命指向一种"厚的权利观",而美国革命指向一种"薄的权利观",前者承诺的权利更宏大、积极,更具集体性和公共性并且更丰富,后者则相反。两种权利观深刻影响了美法两场革命的命运。法国革命的权利承诺虽然更"厚",但因其混淆"善"与"权利",忽略权利实践的资源成本约束、多元价值约束以及传统文化约束,其承诺反而最终落空,而承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成为推动革命走向持续动荡的"势能"。美国革命的权利承诺虽然更"薄",但其政治现实主义精神为政治妥协提供可能,为点滴改良奠定了观念基础。     

梁实秋与闻一多早期文学交往再认识

梁实秋与闻一多在清华和留美时期关系密切,两者经常探讨诗歌创作问题,结成了“诗友”。由于艺术观不同,两者在诗歌创作、诗歌观念以及对一些作家的评骘上存在分歧。梁实秋认为艺术可以超越现实,坚持诗的“贵族性”和“唯美主义”;闻一多则兼容了诗的“现实性”与“时代性”。这种艺术观的差异其实源起两者的个性、气质与性情的差异,同时,也影响着两者的艺术走向与人生选择。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最终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二人以“诗友”始,却没能以“心友”终。     

《论衡》的文学观

王充《论衡》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杂文学观念,对"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从"天文"到"人文",从广义的纹理色彩之"文章",到相对狭义的文字著作之"文章",层次不一,含义广泛。在杂文学观念的基础上,王充还对"文"与"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继承了先秦以来"人学文质论"的思想,又开始了"文学文质论"的探讨。他提出的"五文"说,对后世文体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南宋《胡笳十八拍》集句诗之书写及其历史意义

传为蔡琰所作之诗有五言体和骚体的《悲愤诗》及《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虽然不能确定为蔡琰所作,但由其文字内容观察,作者十分贴近蔡琰的心灵声音。其后以《胡笳十八拍》为题目的续作者,唐代有刘商,宋代则有王安石、李纲和文天祥等人的集句诗。李纲和文天祥《胡笳十八拍》集句诗的历史意义可梳理为三个层次:一是延续王安石的《胡笳十八拍》集句手法,仿效蔡琰自述乱离身世的叙事模式;二是进一步确立了杜甫的文学地位,推崇杜诗为集句诗写作的取材典范;三是实践“以诗为史”,扩大了“诗史”的指涉范围。     

晚唐温李诗风评议

温庭筠、李商隐均为晚唐重要诗人。温、李承元和诗风之变 ,开创了诗坛的新风气。温李诗风以丽婉曲为特征 ,以遣词精工密致为手段 ,以艺术美为追求 ,代表了晚唐诗坛的流行风格。温李诗风同中有异 :温重于词藻 ,色调绚丽 ;李深于情致 ,绚中有素。温李诗风对于词风的形成与繁盛、对于后代的诗歌创作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宋初复古士人诗学思想管窥

宋初复古士人如柳开、田锡、释智圆、王禹傅等人的诗学思想普遍体现出对现实的关注。他们赞赏豪健的诗风,这在他们对李白的推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也推崇杜甫,这显然与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有密切的关系,但杜诗在宋初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作为宋初诗歌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之一,晚唐体特别受到复古士人的喜爱与接受,这与晚唐体诗人大多为方外之士、具有“古”气及“平淡”的精神气质有关。宋初复古士人的诗学思想不仅在当时独具特色,而且对北宋中后期诗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

自清初屈复在《天问校正》中第一次提出错简说并动手作了某些整理后 ,至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其间众多学者承屈复的观点对《天问》进行了整理。考察这段整理史 ,是一个加速的往复曲线运动 ,而存在三大根本问题 :(一 )几乎所有的整理都忽视了对《天问》书写形式的判断 ,而这恰恰是整理《天问》的首要条件 ;(二 )整理者只将错简看作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孤立的研究 ,没有认识到它是整个屈骚研究中的一环 ,没有从研究史的角度全面统一地分析处理问题 ;(三 )忽视屈原创作《天问》的特定心理和方法 ,错误地以叙事文学的标准框求之。反思这段历史 ,结合全部楚辞整理史分析 ,可得出《天问》基本无错简的结论。至少 ,在当前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无论你持何种观点都不能对《天问》进行具体整理 ,哪怕只整理一处 !     

王珪、魏徵:儒家诗教观的履践——贞观宫廷诗风研究之三

王、魏徵二人是贞观时期儒家文学观重建的主要人物 ,又是这一文学观的自觉履践者。高度的政治警觉和骨鲠儒雅的品格 ,使他们以诗为谏 ,把诗歌创作作为实际事业的一部分。从内容到风格 ,二人的诗作均表现出儒家政教文学观的履践和北方诗风的延承 ,诗风古朴质直 ,因而在南朝化的贞观宫廷诗坛独具特色     

韩贞与王襞的交往

泰州学派杰出的平民弟子韩贞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的嫡传弟子。韩贞与王襞交情甚笃,他们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朋友关系。自韩贞从学于王襞之后,王襞对韩贞不仅进行了精心的理论指导,而且从交游、生活等各方面给以关照。韩贞在安丰学习两年回家乡之后,从事讲学,为百姓做善事。王襞时刻关注、关心韩贞的学习与生活,两人书信往来不断,共同探讨,为泰州学派的传承作出了贡献。     

陈炯明与汪精卫关系疏论

陈炯明与汪精卫都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两人从民初广东都督选任风潮中开始产生交集;到二次革命时期,两人又不约而同地高唱南北议和之调;直至漳州新政时期,两人关系达到最佳状态;“六一六”兵变之后,汪陈关系渐行渐远。对长达二十多年的汪陈离合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汪陈关系之合,乃是二人性格志趣惺惺相惜;汪陈关系之离,很大程度上以孙陈关系为转移。但在一定程度上能保持私谊,这种私谊的保持具有一定限度,即尽量以不危害其政治生命为前提。     

论刘商对王维诗歌的接受

中唐诗人兼画家刘商与王维的家世、身份、经历近似,且审美观念趋同,因而刘商在诗歌艺术上能主动学习王维,二人诗歌的意象、意境、句式与韵律有不少近似之处,均具诗有画境的特点;二人都善于用画家之锐眼“取象”,在诗中以散点透视法“经营位置”,将线条与色彩巧妙搭配,使诗作富有画面感。刘商继承王维的诗歌艺术,并有新的探索,他是王维诗歌接受史上一位重要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