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

乾嘉时期,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翁方纲虽生值此时,但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 他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为了防止宋学易流于空虚的弊端,他又讲求训诂考据,主张以 考据来补宋学之空疏。这成为当时理学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 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     

姚莹理学思想初探

嘉道时期社会剧变,封建王朝危机四伏,清政府面临着旷古未有的变局.在这种情况下,清代的学术文化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程朱理学有了"复兴"之势.作为宗理学者姚莹在学术上宗崇程朱理学,但又具有时代特点:黜虚崇实,注重经世致用,把理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给当时的学术注入了一股活力.他的理学思想反映了嘉道时期理学"复兴"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兼论晚清汉宋学关系

汉学与宋学之争是清代特有的学术现象。在晚清,随着宋学的"复兴"改变了以前汉宋对峙的格局,出现了有利于宋学的变化。方东树等一派宋学家挺身而辟汉学,汉宋之争再起硝烟。然而,晚清的汉宋之争没有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对垒,最终被调和汉宋的潮流所取代。从"鼎峙"到"合流",是汉宋学之离合交融在晚清经历的轨迹。     

试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勃兴的传统思想资源

嘉道以来,随着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思想传统从整体上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来自西方,也来自中国本土,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大变局,嘉道以来经世思潮的勃兴正是对此时代变局的回应。这种回应来自中国本土思想传统,是多元的,不是单一性的。除梁启超特别彰显的今文经学以外,其他学术流派,包括儒学内部的乾嘉汉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诸子学,甚至佛学与道教思想,也都为当时经世思潮的勃兴提供了思想资料。正因为如此,才有经世思潮的勃发奔涌。     

清代中叶湖湘文化独特性的地域考察

清代乾嘉年间,考据之学盛行全国.但湖湘之间仍以宋学为宗,理学昌盛.钱穆先生曾有言:"清儒考据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行于全国,独湖湘之间披其风最稀."①罗汝怀亦认为:"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涯,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②然而湖湘虽为理学,亦不完全等同于程朱,其学术内核实则是以张栻为宗,倡导的是"传世而济斯民"的经世致用学风.因此,清代中叶汉学何以未能波及湖湘,又可理解为张栻理学何以能由宋直传至清.本文的考察主要基于湖湘的地域角度,以为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二是湖湘书院的传承功能;三是移民与蛮族血统的加入.     

曾国藩礼学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曾国藩的礼学既是经世之术,又是其调和汉宋的理论尝试.曾氏礼学以理为体,以礼为用,以经世为旨归.这一学术形态的出现是清代理学在与汉学的冲突对立中吸取汉学之长以摆脱困境的结果.曾国藩学宗宋儒,亦不废汉学,目的是汲取汉学家礼学经世的主张,以挽救理学的日益没落.曾氏礼学观念不囿于汉学家的三礼学,举凡军政、洋务、国计民生都入其视野.这种做法是对清初以来陷入颓势的理学振衰救弊的一个理论试验.作为成同年间引领学术风尚的人物,曾国藩调合汉宋,一方面使理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为理学终结埋下伏笔;而曾氏学术的开放性、功利性,又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传播开启了大门,为"中体西用"治国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理学作为显学被终结.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曾国藩礼学观念.     

论管同的思想与文学创作

生活于清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时期的管同,十分关注现实,在思想观念上趋于求实、求变,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在学术思想上他受老师姚鼐的影响,推崇程朱理学,但是他并不迷信程朱理学,对于汉学也积极利用之;他在诗文理论上推崇阳刚之美,并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总结出了一些艺术经验;他的散文创作能够将诗歌的技法、骈文的句式等融入其中,并善于运用细节描写和环境烘托等手法,这对于拓展桐城派的廊庑,丰富桐城派的创作技法,矫正桐城派的枯弱文风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陈寿祺与清嘉道年间闽省学风的演变

陈寿祺是清朝嘉道年间的名儒,博学多才,学术造诣高深,于经学、小学、古文辞学等无不深究,著述丰富。他坚持兼收并蓄、关注现实的治学原则,不仅兼采汉宋、会通今古文经,广泛吸收各家学术所长,而且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以“兼通”和“致用”为特征的学术风格。他在主持鳌峰书院期间,以有用之学造士,造就出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等一批杰出人才,使福建学术从过去的程朱理学一枝独秀,转变为嘉道年间诸学并举的局面,使古今文经学、经世之学在闽省开展起来。对于处在社会变革前夜的福建学坛来说,陈寿祺的这些努力为该省学术向近代方向转变做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姚鼐学术思想述论

姚鼐的学术思想是其文章理论、文学思想的基石,集中反映了桐城派文人的思想、学术观念。他以理学为宗,非常尊崇程、朱,同时又能吸纳汉学考据之长,进而提出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以宽容的心态兼收各家学说,其所为远非那些严守门户、固步自封的理学家可比。     

试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思想

宋学崛起,将流传千年的汉唐经学"整体推翻",而清代汉学复兴,学者又要将宋明理学"整体推翻",在此背景下,顾炎武提出了分判"理学"、"经学"的标准。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理学"是"义理之学"的缩语,他的话是对宋明理学尊严的粉碎,是清初思想之一大解放,反映了一代宗师转移和引领学术方向的智慧,而其目的,则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其治经宗旨,就是通经以致用。     

略论晚清学术界的尊颜与反颜之争

略论晚清学术界的尊颜与反颜之争·陈居渊晚清的学术领域，虽然今文经学风靡一时成为学术主潮，但儒学各派的发展却没有停滞，如以讲究内省修身为特点的理学复兴和以考据为主体的汉学仍居于正统地位，又如主张融通汉学与宋学的汉宋兼采之学也相当活跃。然而面对１９世纪中...     

徘徊于"文"、"道"之间的桐城派

桐城派文士在"文"、"道"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求着平衡,他们一方面以文章家自居,将"文章之学"视为终身追求的目标,一方面又紧紧依附于程朱理学,他们所持的"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论几乎使古文沦为护道卫道的工具.但他们中的部分人士,尤其是晚清桐城派中的部分人士甘以文士自居的坦然态度,将"义理"与"文章"相剥离的思想倾向,使传统文学向着独立发展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宋学不尽义理论

汉宋之争是中国学术史尤其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学界一般认为，宋学主义理，汉学主训诂，但这个预设的理论框架是主观的。汉学、宋学虽有消长，但并非全然对立。汉宋之争始于清，但清人治学并不分汉宋。考据学者多主张本根在义理，戴震也惑于汉宋之间；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学者，解经虽重经义阐释和发挥，并未摒弃训诂和考据。汉宋之争的本质是研究方法的主从之别，二者并无天然的鸿沟，更不存在这样两个对立的学派。清代汉宋之争的原因与科举制度关联度很高。     

清代浙籍散文家的几个特点

清代浙籍散文家自由思想,恣肆落笔,少与桐城派相涉,受八股和程朱理学的影响也不大,表现出不同流俗的悖异倾向。其特点有四:1.几乎没有专治古文的大家;2.在众多浙籍散文家中只有两人是桐城派,且无足轻重;3.孜孜于程朱理学者不多,反程朱理学者不少;4.浓烈的民族意识和始终存在的对清朝统治者的离心倾向。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城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宋学·道学·理学

在宋明理学的研究中,对它的称谓一直没有统一起来,有的称“宋学”,有的称“道学”,多数的称“理学”。这看起来是个名称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性质等。 所谓“宋学”,一般指宋代的“性命义理”之学,它是与汉唐以来的词章训诂之学相对而言的。这种称谓出现于明末清初的反理学高潮中,当时戴震等人为了反对宋明以来的空谈性命义理之学,就把汉唐以来的词章训诂之学搬来,扯起“汉学” 的旗号,与之相对抗,于是便有“汉宋之争”。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直接点名批判程朱之学,因此人们把程朱理学称为“宋学”,把戴震一派的学术理论称为“汉学”。 所谓“道学”,是指“道统” 之学而言。唐代韩愈的《原道》,提出儒家有一个“道统”,即儒家的道发源于尧舜,经孔子传孟子,孟子死后就失传了。宋代的程颐则前进了一     

从阮元的经学诠释思想看乾嘉汉学之变新

面对汉学在乾嘉后期遭遇到的学术窘境,阮元提出“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的口号,试图让乾嘉学术发生革新与易帜,以改变清代经典诠释的纯考据化面貌。他申明考据与义理并重的重要性,通过考证明义理以推动乾嘉新义理学的发展。在其带动下,社会中支持治经以客观化诠释义理者越来越多,知识与价值关系重新被定位,并最终使理学在义理学领域内的长期独尊地位发生松动。以阮元治经为中心管窥乾嘉汉学的变新运动,是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继续与深化的结果,是“汉宋之争”的产物,更是中国近代人文学科发展的先导。虽然该运动也存在局限性,但其在经学传统中开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文知识发展新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文学流派与学术变迁 --论桐城派与清代理学的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在成同年间的中兴,相当程度上就得益于理学的复兴.晚清桐城派不仅在经世致用与道德重建上赋予理学以新的时代特色,还倡导学术兼收,使理学也使自身获得了活力.但在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趋势,使依附于理学的桐城派最终无所凭藉而走向尽头.     

《汉学商兑》与清中叶的汉、宋之争

嘉道之际 ,学界出现了第一部系统批判汉学的著作即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从而使长期以来的汉、宋之争公开化。此书在为宋学辩护的同时 ,也集矢于当时的汉学流弊。书中方东树对汉学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即汉学家的治学方法、汉学诸人提出的种种“理”论、汉学繁冗支离、泥古株守之弊以及所谓汉学的超接道统。其中 ,无论是对汉学支离破碎、泥古株守的批判 ,还是对汉学家埋头考据、不通世务的针砭 ,都可谓深中肯綮。然而过分强烈的卫道心态 ,使方东树不能客观地对待汉学与宋学 ,议论往往走向极端。方氏固然揭露了汉学的痼疾 ,但采取了近乎全盘否定的方式 ,甚至抬出皇帝压人 ,这就超出了正常的学术争论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