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得乘数型能力:中国乡村建设行动中的治理研究

关于如何提升社区能力,国内外学者有不少经典研究。本文通过对四省六村的案例研究发现,村庄治理能力由政府、村庄、村民小组、村民及社会组织等多个主体的行为互动及制度性参与平台决定。村庄治理能力的改善可以借助外生性主体,也可以依靠内生性主体,而且前者需要通过后者起作用。由此,根据主体行为互动与制度性参与平台形成了四种经典模式,即乘数型能力、加数型能力、增长型能力、负增长型能力。乘数型能力模式是理想型能力模式,是各主体良性行为互动与制度性参与平台有机组合的结果。制度类型和农民主体的参与又决定了乘数型能力的类型。     

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对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化解的启示

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保持政治稳定的过程.造成社会失序的根源不是贫困和落后,而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政治参与需求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失衡,这也是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频繁发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必须给不同利益群体提供广泛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以不断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对化解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借鉴意义在于通过强化制度建设,保障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保障群众有效利益表达、完善听证制度,确保群众源头参与以遏制民生矛盾、扩展基层政治参与途径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培育新型政治文化,切实提高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     

公民政治参与扩大与政治制度容纳——从政治协商制度视角考察

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中最主要的问题是非制度性参与.通过强化有序的政治制度建设来容纳、消化无序的政治参与现象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可行之路.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能够充分反映各阶层利益,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在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论抗战时期的政治参与机构——国民参政会

国民参政会是为适应抗战需要而设立的政治参与机构,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个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机构,在中国政治参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国民参政会在战时国民政府政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权利来源、成员产生方式和法定职权都决定了其难以承担起引领中国政治从"威权"达至"宪政"的重任.它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活动轨迹显示着中国政治参与的艰难发展.     

怨恨:转型国家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梗阻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一个国家利益表达机制健全、公共权力合法运行乃至政治体系良性运转的基本表征,而在转型国家中,怨恨往往会成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心理梗阻,导致怨恨主体在"政治冷漠"和"政治参与爆炸"之间游走极端,严重影响现代国家政治生态的健康生成与理性发展.因此,转型国家要实现"良善"的政治,必须从政治层面、治理层面以及价值层面等疏导与消解怨恨主体的怨恨心理,引导公民有序、理性、自主、适度地参与公共事务.     

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新动向

公民参与是政治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社会的发展使公民政治参与呈现新动向,这是政治系统适应政治生态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主体得到拓展,新社会阶层成为重要的参与力量;参与工具更加优化,网络媒体的作用凸显;参与动机趋向世俗化,利益表达成为参与的首要动因;参与效果得到改善,参与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明显。同时,不断发展的公民政治参与也会给政治系统带来压力,无序参与、"数字鸿沟"、"政府俘获"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关注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动向有助于政府在新的环境下不断更新理念、调适行为、应对挑战。     

回应公民参与:政治学视角下地方政府决策合法性探究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其施行于社会的决策,必须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是政府决策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政府应由“单向为民决策”向“官民互动决策”模式转型.为构建回应型政府决策,需要破除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公民参与的防范和拒斥心理,破除公民参与制度和渠道供给不足的障碍,以及破除公民参与的非理性行为.     

略析我国公民政治参与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体系民主化和现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活动有显著的改进,但当前我国政治参与面临着公民参与水平不高、参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影响并制约着公民政治参与的实际效果.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采用大力发展经济、加强文化教育建设、提高公民文化政治素质、健全参与制度体系等措施.     

政府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深化,也是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渠道,同时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决策的顺利执行.公民参与政府决策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是,要有能够掌控全局又有民主追求的政府、合格的公民以及二者的良性互动.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途径有多种,可以分为由政府发起的参与和由公民发起的参与两类.政府在吸引公民参与决策时应注意避免无序参与、参与者的代表性以及民主与效率的关系等问题.     

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制约

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制约包括谏官言谏系统以及以相权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制度性制约的目的在于维护以皇权为代表的皇族利益,限制性权力与被限制性权力具有非对等性带来了制度性制约的弹性而非刚性。"天""德""民"对皇权的非制度性制约是以造成皇帝的天谴、内省、恐惧为基础的。制度性制约与非制度性相互融合,制约的广度与深度高于现代西方,而缺乏的是刚性。     

政府决策与公民政治参与互动机制探析

追求"善治"的实质就是公共生活领域由政府与公民进行合作治理.民主政治要求政府决策必须广泛而深入地吸纳公民政治参与,并让公民的政治参与贯彻到政府决策的全过程.为此,建立和完善政府决策与公民政治参与的互动机制势在必行.     

公民参与与构建责任政府

责任政府的构建离不开公民广泛而有序的参与.公民参与的实质意义是监督政府活动、强化政府责任.我国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是导致政府责任缺失的重要原因.完善公民参与的法律制度,培育公民参与的自觉意识,健全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机制,是当前实现我国公民广泛而有序的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     

目前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

公民的政治认同是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一种情感上的归属感,是其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心理基础。社会转型以来,我国公民生活上的诸多压力使其无暇进行政治参与,公民政治参与的挫折感使其不愿意政治参与,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不畅通使其不能广泛参与,因此,只有增强公民对政府、制度以及政策的认同程度,建立与健全各种公民权利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才能使其进行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     

中介组织在我国政治参与中的作用

1 政治参与是公民为争取、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渠道参与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随着改革的深入呈逐步扩大的趋势,有力地推动了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政治参与的理性比较低,政治参与质量有待提高,政治参与的范围还不广泛,尤其是政治参与主体与政府之间还缺少中间环节等,从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导向型政治参与探讨

政治参与是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政治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政治参与的动力和目的来自于现实的利益,理性与非理性的利益诉求交织,失地农民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改变因政策分配而产生的利益不均衡状态,当现行政治制度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利益保护机制时.失地农民会采取成本最小而收益最稳妥的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来解决自身的利益问题;当失地农民在政治博弈中的切身利益无人关注时,就可能诉诸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来维护或促进自身的利益.     

政治参与模式的演变与社会政治转型

政治参与模式是指构成政治参与的诱因、目标及实现方式等要素在互动作用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行为类型.政治参与的目标和诱因决定着参与的具体形式和程度.本文根据参与主体的目标和行为诱因把政治参与模式划分为信念要求型、信念支持型、分配支持型和分配要求型.政治参与模式的类型取决于社会政治环境,同时对社会政治发展又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期,同时存在分配要求型参与模式与信念要求型参与模式.因此,社会转型期将充满着不稳定的风险.通过拓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强化公民教育,将有助于降低社会转型期的政治风险.     

回应公民参与:政治学视角下地方政府决策合法性探究

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其施行于社会的决策必须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是政府决策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政府应由"单向为民决策"向"官民互动决策"模式转型。构建回应型政府决策需要消除一些与公民参与要求不相适应的障碍:一是破除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对公民参与的防范与拒斥心理;二是解决公民参与制度和渠道供给不足的问题;三是消解公民参与的非理性行为。     

论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听证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公民环境权实现的重要方式.目前,中国环境影响评价听证制度立法与实施缺陷有听证代表与主持人遴选、听证笔录的拘束力以及公众参与权的法律救济等,为构建与完善中国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听政制度,应当转变政府观念,提高公众环境参与和维权意识,完善环境公众参与权的救济机制.     

网络参与与政府治理角色变迁之反思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作为新媒体的网络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了公民参与的水平和参与方式,给公民提供了新的参与渠道与平台;同时,网络提升了公民参与率和参与效果.此外,网络参与还迫使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对政府治理尤其是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政府的角色发生了转变:政府由控制者转变为议程的安排者;政府官员由管理者转变为协调者、仲裁者与冲突的解决者;政府由效率型政府向责任型政府、平民化政府角色等的转变.此外,本文也反思了网络参与所带来的"网络扰政""网络话语权的控制",甚至"网络暴政";政府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的是协作与信任关系,通过新形式的公共参与建立起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有效机制.     

协商民主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浙江省常山县“民情沟通日”制度调查与分析

浙江省常山县的"民情沟通日"制度是一项以民主协商为取向的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其构建的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具有公共性和公开性、平等性和广泛性、商议性和互动性等重要特点.这种制度将沟通与协商引入民主决策过程,创新了村民公共参与的方式;将沟通与协商嵌入利益协调和整合过程,促进了村民参与的理性;将程序和规范引入沟通、协商过程,提升了村民公共参与的制度化.多元化利益需求、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以及地方政府和精英的主动推动是决定协商型村民公共参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