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派初探

楚辞派,又可称“屈骚派”。最先注意这个文学流派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里指出,楚大夫屈原创作了以《离骚》为首的一批作品,倾诉自己为国事而生发的“忧愁幽思”,嗣后便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国文人,“祖屈原之从容辞令”,写出了类似风格的作品,见称于世。继司马迁之后,刘向编辑《楚辞》和班固序《离骚》时,把这一流派的成员扩展到了西汉,认为贾谊、枚乘、淮南小山、司马相如、东方朔、庄忌、王褒、刘向、扬雄等,皆宗法屈原,“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他们的意见,获得了后人的认可,如王逸的《楚辞章句叙》说,不仅楚人以屈原作品相教传,到汉武帝时刘安作《离骚经章     

《离骚》解题：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

《离骚》题解,歧义颇多,自古至今主要有25种,可归为三大类。这些解说中,司马迁的"离忧"说涵盖面大,也最切题;汉代班固、王逸及今人黄灵庚等人的解说侧重于《离骚》之一部分;钱锺书从创作动机角度对《离骚》进行解说,值得重视。     

“离骚”题辩

关于“离骚”的题义,自汉以来,说法不一。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里说:“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在《离骚赞序》中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王逸在《楚辞章句》里道:“离,别也;骚,愁也”。而近人呢,又有把“离骚”训为“牢骚”的。究竟哪种说法妥贴,除了上述说法,是否还可再作别的解说? 对“离骚”这个诗题作如何的解释,关键在于对它们的训诂,其次还要考虑到全诗的意     

略评几种有影响的《楚辞》旧注本

西汉以来,为《楚辞》作注者很多,这里。仅选择几种有影响的注本,略作述评。 王逸的《楚辞章句》 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流传至今第一部最完整的注本。其显著特点如下: 第一,吸收、保存了前此各注家的研究成果。书中提到的注家有:西汉刘安的《离骚传》;西汉刘向的《天问解》;扬雄的《天问解》;班固的《离骚章句》;贾逵的《离骚章句》。由于王逸提到了以上诸家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得以大致了解在王逸之前楚辞注本的概况。可惜的是王逸在引用前人的说法时,没有具体注明出处,以至我们难以穷究其所以。     

《离骚》丛说

(一)《离骚》之骚为地名说前人解释《离骚》题意,颇多异说,如: 一、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传》) 二、离犹遭也。骚,忧也。(班固:(《离骚·赞序》) 三、离别也,骚愁也。(王逸:《楚辞章句》) 四、离别也,骚动也。父子离别骚动不宁,天之经也。(王(?)运:《楚辞释》) 五、离骚即《大招》所说的“劳商”,是楚国当时的一种曲名。劳商与牢骚意同,牢愁、牢骚、离骚为双叠韵,可以互相通转。(《楚辞论文集》)     

司马迁、班固著史宗旨比异

本文主要从天道观、历史观和治史态度等几个方面 ,对司马迁和班固撰著史书的宗旨进行了分析。司马迁注重天的自然属性 ,较少天人感应之说的影响 ;班固则以宣传刘汉皇朝承自天命为己任。司马迁致力于“通古今之变” ,探寻历史发展规律 ;而班固强调“洽通”的目的则在于证明“汉绍尧运” ,为现实政治服务。司马迁追求独立人格和风格 ,以一种实录精神完成《史记》的撰著 ;班固在《汉书》中虽对司马迁实录精神多有继承 ,但又本于儒家之说 ,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 ,多有曲笔。二人的这些相异之处 ,既反映了不同时代思潮的濡染 ,又反映了不同家学渊源的影响     

关于屈原作品的流传与真伪

在汉代,最早提到屈原其人的,从现有文献看,是西汉初年的贾谊。《史记·屈原贾谊列传》记载:“自屈原沉汩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这就是著名的《吊屈原赋》。但贾谊只是伤悼屈原的不幸遭遇,而未曾涉及他的作品。最早涉及屈原作品的,是淮南王刘安。后来则有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的司马迁,以及刘向、班固、贾逵等。王逸《楚辞章句》云:“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这表明两点:(一)刘向、班固、贾逵等人曾为屈原作品做过注释解说。这些到王逸时还曾见     

汉代楚辞学述略——《楚辞学史》之一

楚辞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从现存典籍来看,最早评论楚辞是汉代。刘安奉诏作《离骚传》发其嚆矢,司马迁撰《屈原列传》、刘向编纂楚辞专集奠定基础,王逸著《楚辞章句》集其大成,形成了楚辞研究史上第一个高潮,开楚辞学之先河,掀开了楚辞学史光辉的一页。     

《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考

《离骚》究竟作于何时?宋代以来的屈赋研究者大多认为是屈原被疏或放逐汉北时期.而游国恩、郭沫若、陈子展诸先生则力排众议,确认司马迁晚年关于"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说法,定《离骚》为屈原放逐江南以后的作品.我完全同意游、郭、陈三先生的结论.由于这个意见在学术界尚有争议,特别是近年来出版的《楚辞》注本,大多仍取旧说.因此,很想对"《离骚》作于屈原放逐江南以后"的意见有所申说和补充.     

洪兴祖《楚辞补注》所载《离骚序》作者再探寻

关于今传班固评价屈原之语前后抵牾原因的探求,学界多有论述,或以为乃评价标准不同之故.然宋人晁补之已疑"露才扬己"说或为贾逵语.从洪兴祖<楚辞补注>中洪氏的一条校语出发,对比分析今传班固所作的两篇<离骚序>和<离骚赞序>,又以刘勰<辨骚>所引<离骚序>文字与现今所传<离骚序>文字上的差异,结合班固评屈的其他文献材料和贾逵的学术偏好与创作经历,进行综合分析、研判,世传所谓班田<离骚序>中"露才扬己"一说当为贾逵语.     

论班固的创新思想

郑樵说班固<汉书>"尽窃(司马)迁书”,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班固"断汉为史”,创造了新的著史格局,对<史记>五体进行了新的调整和改造,使孔子创始、司马迁奠基的中国传统史学最终确立.<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增写了大量内容,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具有重要的创新思想.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史记》、《汉书》用字简繁差异原因探析

《史记》、《汉书》的对比性研究中,叙事研究的内容广泛,该文旨在通过对两部作品中五篇文章的逐句对比,结合历史状况及司马迁和班固的艺术表达特点,来研究两部作品在行文遣句上用字简繁差异的原因。     

班固之“实录”论

班固撰《汉书》,为司马迁立了专传《司马迁传》,评司马迁《史记》为“实录”,这为“实录”论立了丰碑。此论包含事、文、义三方面的准则要求:一是“事核”、“事理”,即要求记事真实,善序事理;二是“文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即传人记事,要求文质相称;三是“不虚美,不隐恶”,即要求传人记事必须达义,美恶如实,不虚不隐,公示于世。班固之“实录”论,承上启下,不只是评司马迁《史记》,还有确立中国史学本体理论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司马迁、班固“实录”精神异趣探源

司马迁、班固在著史“实录”精神上的异趣 ,究其根由 ,除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识见不尽相同外 ,关键还在于两人身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 ,文化专制刚刚开始 ,“为尊者讳”的社会风气还未形成 ,司马迁尚能比较自由地著书立说。班固之时 ,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强 ,人们在评事论政时顾忌颇多 ,“讳君亲之恶”已成一种时习 ,而班固著书又受到最高当权者的直接干预 ,这使得他在许多问题上只能趋于正统、保守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易学与古代历史思维

易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研究这一课题对于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及其变化 ,以及进一步总结继承文化优秀遗产 ,以推进史学的发展 ,有重要的意义。易学对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历史思维方式上 ,突出表现在天人一体的思维、通变的思维、“天下同归而殊途 ,一致而百虑”的思维以及表现为忧患意识的经世思维 ;从《周易》的经、传到司马迁、章学诚、王夫之等思想家史学家的著作中体现出的思维特点是多方面的     

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

北宋的党争不仅是政见之争,也是学术思想、文学观念的冲突和论争。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否定诗赋取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其立足点,则不尽相同,一为重实用,一为重道德。苏轼和他周围的文人对诗赋取士持开明的态度。在苏轼等人的影响下,北宋后期的辞赋各体均有人尝试创作。绍述以后,新党用事,复罢诗赋取士,北宋末期文人的荒疏学问和辞赋鄙俚与此有很大关系。由于以怨报怨的恶性党争,北宋后期少有大胆论政的辞赋力作。随着元以来党争的加剧,畏祸心理在这时期的辞赋中有显著表现,而且,辞赋中越来越浸入悲凉之气,宁静平和的心境逐渐让位于悲苦不振的心绪。     

“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

“传”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包含解经与叙事两种不同形态。究其本义,“传”字原与邮驿相关,至春秋战国之交时,方引申出古书统称之义。此后直至西汉初,“传”进一步用来指解经之作。与此同时,司马迁将《史记》中专写各色人物的那一部分命名为“列传”,后班固《汉书》承之而为“传”,使得“传”这种文体概念的所指有了新的扩展。此后,这种叙事形态的“传”日渐兴盛并呈多样化趋势,而解经形态的“传”逐渐式微,并分解成了多种注书体例。     

汉代的易学与史学

两汉时期,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易学也得到迅速发展,并对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陆贾、司马迁、班固、荀悦等著名史家深受易学的启迪和濡染,其史学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易学思想。汉代易学的发展为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而史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易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易学与史学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推动汉代学术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