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场域下村集体经济组织运作模式及其内在逻辑——基于西南地区贫困村的个案分析

农村场域作为扶贫资源项目运作的承接场所,其地缘、血缘、业缘特征形成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活动的特定空间。本文从制度理论视角,以西南地区代表性贫困村的农业产业化发展为例,探讨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结构要素及其运作机制。研究发现,在产业扶贫场域下,贫困村在制度要素的合法性、组织存续的逻辑性以及社会交换网络的密集性三重规制下建成了“村委/致富带头人+合作社+贫困户+农户”形式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制特征与礼俗特征决定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作机制:体制精英在识别政策目标后,遵照制度性合法性标准整合社会资本,对正式关系、非正式关系进行有机整合,从而架构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动俘获产业扶贫项目推动农业产业化实现减贫目标。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产业化项目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减贫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产业项目扶贫运作逻辑受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这一运作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要使当前的产业扶贫真正惠及穷人,既要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关系结构,尊重和重建广大基层组织与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助,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     

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

文章通过对环京津贫困带一贫困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政策执行逻辑的探析发现,产业扶贫实施前的权力主导和弱势吸纳,实施中扶贫资源的股份化运作以及实施后的事本主义共同导致以合作社为依托的产业扶贫功能的式微。在产业扶贫所呈现的中央和地方“委托———代理”关系中,双方利益诉求的差异迫使地方以打造“戴帽项目”和“亮点工程”来进行权力寻租,产业扶贫目标靶向出现了偏离;另外,扶贫资源资本化和蔬菜种植规模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扶贫陷入了重产业发展而轻扶贫济困的困境,扶贫和开发处于一定程度的脱嵌状态;最后,产业扶贫以项目制为核心追求的短、平、快逻辑形塑了产业发展的非持续性。面对产业扶贫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产业申请、考核、验收与评估,建立产业依托主体的准入制度,制定产业扶贫的后续扶持政策。     

接点治理：论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村民评议”——对湘西B村的个案研究

作为深入乡土社会的“事件”,精准扶贫触发了国家政权和乡土社会之间的分歧。在数字化治理技术与乡土生活模糊性之间、国家正式权力与农村内生秩序之间、“区分逻辑”与乡土社会“平均主义”之间,两者存在明显差异。面对分歧,农村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采取“村民评议”制度形成“接点治理”格局。研究发现,村民评议形成的接点治理主要包括以下治理机制：以熟人社会构成治理的信息机制,以多元主体参与构成治理的权威机制,以协商讨论构成治理的合法化机制。这一制度创造了新型制度场域和治理接点,有利于实现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融合。推进对湘西B村“村民评议”的个案分析,发掘其中的治理机制,完善其中存在的不足,实现从接点分离到接点融合,推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双向嵌入:社会组织精准扶贫的策略研究——以S市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扶贫为例

近几年,随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兴起和社会组织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用社会组织解决贫困问题成为专家学者争论的焦点。目前政府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由于专业性不强、能力有限等原因,造成于扶贫人口的识别不足、资源利用不当、专业性不强等现状,而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正好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因此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成为必然。本文以S市政府购买扶贫服务为例,从"嵌入"视角出发,面对我国本土社会组织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在造血能力不足、专业性有待提高的现状下,一方面通过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路径,获取合法地位和资源支持等。另一方面,通过关系嵌入、认知嵌入和资源嵌入等形成互动逻辑嵌入到扶贫地区中,以期达到精准扶贫。这种"双向嵌入"的模式,为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一种新型策略,有利于提高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效率。     

后扶贫时代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信任培育机理及启示——以S社会组织扶贫实践为例

总结提炼扶贫攻坚时期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成功经验,对于新时期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解决相对贫困等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中国扶贫治理实践表明社会组织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行动中重要的社会力量,而信任是社会组织有效开展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石。在中国扶贫开发工作中,社会组织与农民主体信任培育存在一定困境,阻碍了社会组织多重功能的发挥。为此,社会组织在建立与农民扶贫联结关系时,应引入政府部门的参与,以民主的方式建立合理规范的制度内容,以此生成制度信任的空间和形成以业缘为纽带的圈层结构,同时也应注重发挥关系信任对社会组织与农民关系升华的作用。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

以华北李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产业扶贫项目为例,发现在产业项目申请阶段容易出现“精英捕获”与“弱者吸纳”;在产业进行中易遭遇由逆向软预算约束带来的“政策性负担”以及规模化经营不善等问题;最终在产业完成之后又面临着后续维护的缺失与农民生计系统的损害。产业扶贫的地方实践背离了国家“精准扶贫”的政策目标。产业扶贫背后隐藏着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逻辑与产业发展的市场化逻辑的矛盾,前者决定了产业扶贫是以项目为载体,后者则容易导致规模化的经营方式,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增加了产业扶贫项目失败的风险。     

定点扶贫的历史溯源与实践困境——贵州的个案分析

定点扶贫作为中国大扶贫格局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对中国当前的减贫成绩有巨大贡献,并将继续发挥作用。贵州的定点扶贫实践在中国的扶贫经验中具有典型性,其较早采取下派工作队作为扶贫的组织行动方式沿袭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治理经验。但定点扶贫的组织动力及下派工作队的组织方式在高效推进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的实践困境,具体表现在行动目标的偏离、组织权力的非规范使用及成效评估弱化等实践困境,急需通过理清行动目标、规范权力使用以及完善财务和评估制度体系等方式研究解决。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多重制度逻辑下的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以Y县为例

在精准扶贫攻坚阶段,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Y县为例,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了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历程,发现基层政府、经济组织和贫困户遵守不同逻辑,并导致经营主体相继出现产权困境、弱势依附和公平之争等问题,解决制度矛盾的过程推动了扶贫产业经营主体创新。因此,从多重制度逻辑出发,扶贫产业经营主体的创新机制不是制度优势互补,而是冲突规避。这启发了一种实践导向、以问题为焦点的研究路径,在扶贫系统内部建立快捷高效的问题反馈—应对机制,有助于促进经营主体创新。     

精准扶贫的实践 ——基于布尔迪厄实践逻辑理论

我国的扶贫开发长期存在着贫困人口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等问题,这种“漫灌输血”式粗放扶贫导致贫困人口脱贫缺乏持久性。通过对布尔迪厄实践理论中资本、习性、场域三个核心概念的解读,基于资本、习性和场域之间的双向互构关系,安徽省无为县指导开展了帮助村民脱贫致富的精准扶贫实践,即精准扶贫实践=(贫困户资本×贫困户习性)+相关场域,为精准扶贫实践开启了新的研究视角。     

产业扶贫与扶贫 “产业化”———基于广西产业扶贫的案例研究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战略,其发挥的积极意义和正面功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但不可否认的是,产业扶贫的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扶贫“产业化”的现象。所谓的扶贫“产业化”意味着产业扶贫的资金、资源和项目变成了扶贫工作参与主体谋取个体或部门利益的资源和资产,且具有利益一致性的主体之间还形成了俘获产业扶贫资源的配合关系。产业扶贫中扶贫“产业化”的出现源于扶贫工作中核心主体基于现实自身利益的考量,同时还与扶贫工作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有关。扶贫工作必须积极应对扶贫“产业化”现象的出现,以扭转其对扶贫工作带来的不利局面和后果。     

转型期扶贫车间产业存续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与困境反思

在原有产业扶贫基础上探索产业振兴,既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应有之义,也是新时期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探索共同富裕道路的有效路径。国家、市场与乡土社会三种力量交织在产业扶贫进程中并在转型期的乡村产业振兴中形成持续互动关系。以此为理论视角,结合江西省S县的扶贫车间个案,探究从脱贫攻坚迈入乡村振兴阶段扶贫车间产业存续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及困境应对。研究表明,基于政策与功能性衔接的行政逻辑、要素配置与产业优化的经济逻辑、关系性互嵌的社会逻辑共同构成产业存续的逻辑基础,国家、市场与乡土社会在扶贫车间产业存续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差异化的力量组合方式,总体呈现出国家强干预力量弱化、市场调控力量增强与乡土社会力量稳固扩张的趋势。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工商资本以及乡村组织积极调适自我角色定位,形塑行政治理、市场治理、乡土社会治理的产业协同治理格局,通过创新实施行政部门联动机制、产业经营延伸机制与乡土资源整合机制确保车间运行存续,但在实践中遭遇政策执行偏差、市场应对能力薄弱、制度衔接不当等困境,因而需要调整相应政策、经营策略及其与乡土社会的嵌入关系。     

工具理性：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伦理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

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从伦理学视角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工具理性的形式合理性导致了在农村场域中扶贫干部与贫困户关系松散的境地。政策的效率优先逻辑弱化了政策的公平属性,考核的数字化挤压了扶贫干部的工作成效,政策的形式合理性以及政策的工具化认知,致使精准扶贫陷入实践困境,出现了地方政府、村干部与贫困户共谋和贫困户对政策的福利依赖,精准扶贫实践困境进一步凸显。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国家政策嵌入到农村社区网络的过程中,谨防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弱化工具理性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社区治理良性运作的重要途径。     

精准扶贫的国家逻辑

精准扶贫是中央动员之下全员参与的减贫行动,作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组成部分,政治性与社会意义同在其中。中央部署,地方执行,覆盖全国,明确时间表推进的工具理性行动,加之精准详细的考核指标,将制度资源和组织资源高度叠加。政治动员是精准扶贫的起锚点,为之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动力,又因之而具备鲜明的政治属性。社会协同是多元社会之下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有分工又聚焦共进,在精准扶贫的场域中探索社会治理的路径。第三方评估以项目制引入科研院所与社会组织,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科层内上下级考核评价,显现出民生回归社会的意涵,亦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现。     

控制性赋权: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基于国家级贫困县J村的田野考察

“赋权”是理解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视角。田野考察发现基层扶贫实践既有“赋权”又有变通的“控制”,由此导致了扶贫过程中“精准”程度有所差异,为此,需要从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分析精准扶贫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从外部选派驻村扶贫工作队,由于较少受到当地社会网络的约束使其能够“理性行动”,但在“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下,基层的扶贫工作队受到了“规避责任”与“追求政绩”的双重约束,故此工作队根据自利原则策略性地选择了赋权或控制策略。进一步考察发现,扶贫工作队主要通过利用传统权力结构、地方性知识及现代化知识话语“异化”赋权策略,从而构建了“控制性赋权”的实践逻辑。基于此,地方政府应着力于构建“外派”与“内生”相结合的基层扶贫工作队,设置部分基于“赋权”“参与”的考核指标,培训提高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尊重和理解,从而使得长效脱贫的精准扶贫政策能够得以执行。     

基于制度场域的大学组织二维性的和解

大学组织与生俱来具有学术属性和行政属性,二者在基本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固有的矛盾,然而,二者的客观合理性和局限性以及共存是客观事实。大学遵从学术逻辑的学术价值观,同时形成对管理和效率的尊重,这是大学组织二维性矛盾面临的问题。制度场域—惯习理论认为制度场域对其场域内的惯习有着独特的塑造作用,而惯习也会反过来对场域有重构的作用力。大学的学术精神和管理理念需要在确立科学性之后确立它们的"场",并在场的深层思想下逐渐形成惯习,从而达到场域和惯习相契合,最终实现大学组织二维属性的和解。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三

产业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主要脱贫模式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模式,认为我国产业扶贫实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产业趋同、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绿色生态保护有限、风险抵抗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深入阐释精准扶贫方略和产业扶贫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及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实践的新要求后,指出了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及研究、通过绩效考核有效监督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的产业扶贫实践优化路径。     

泥淖之上 科层之下:产业扶贫中乡土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研究

在贫困地区乡村,具有不同行动逻辑的行动者及其编织的关系网构成了产业扶贫政策实施的民情基础。 返乡精英创办乡土企业参与产业扶贫后,在追求盈利、公益和认同的多目标过程中,因自身资源有限而采取拟亲性关系构建、人情馈赠等行为,使基层政府分配扶贫项目具有排他性;基层政府及官员则遵循扶贫政绩竞争、乡土社会网络和政治共同体信任的逻辑,将项目回馈给企业。 这种政企关系表明,在经济利益规则基础上,政企互动遵循伦理规则可较快对接国家与贫困小农,弥补基层政府自身的不足,但非正式的伦理规则削弱了作为正式规则的扶贫政策执行成效,增加了乡土企业的经营成本。 这种政企遵循多重规则的产业扶贫与西部乡村市场发育、社会基础和政府治理构成的宏观环境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