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研究

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是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的研究范式,也是呈现田野作业成果的文本书写范式.民族志方法被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引为学科方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建立在田野作业基础之上的应用型学科,民族志对其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书写尚存在诸多不足与问题.建构科学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方法论体系,需从民族志研究范式和文本书写范式两个角度出发,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相结合,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独立的学科理论方法.     

巴厘岛的人类学影像——米德与贝特森的影像民族志实验

2013年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逝世35周年的祭辰。这位在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写作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的女学者,也是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实践先驱与学术奠基者1936—1939年,米德与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在巴厘岛进行田野考察,以拍摄电影和照片的方式,从事当地文化资料的搜集工作,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美人类学界最为重要的一次影像民族志实验。在20世纪60—70年代,米德更成为人类学的新分支学科——视觉人类学的倡导者与助产士,她撰写的论文《文字学科中的视觉人类学》是该学科在创建之初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一篇学术文献。     

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文本类型及其学术价值

近20年来,中国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呈现出多种文本类型,从事影视人类研究的学者们依照不同的理论框架,发展出学术宗旨、创作方法与表现形式各异其趣的影像民族志,使得这一基于视听媒介的人类学民族志文本,具备了较文字型民族志更为丰富、多义的表述能力。将人类学影像民族志划分为学理型影像民族志、描述型影像民族志、表现型影像民族志与应用型影像民族志四个基本类别,通过对诸多作品实例的分析,淬炼其理论要义,展现多元价值取向的影像民族志对于人类学主体学科的学术贡献。     

异中求和：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的共同观照——兼论政治人类学的“中国之治”最切关怀

当今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取得了明显进步。尽管其学科地位与学术建制存在不少争议,其作为人类学而非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也已得到了更多认可。但是,这并不妨碍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将该学科视作自身的对话伙伴与理论之友。文章梳理了西方人类学的五大范式,并以国家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两个领域为例来剖析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的区别及联系,揭示学科内在逻辑、演变历程与发展趋势,立足学科之间的互补性,呼吁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彼此,实现融合创新。有必要将历史的想象力与民族志的精微相结合,在现代化、经济全球化与生活在地化并存的当代加强政治人类学学科话语,拓宽"中国之治"的问题域并提高研究能力。     

文本、民族志与在地化:关于写文化的整体理解--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九十

马库斯对多点民族志的最早尝试是富人和精英群体研究,这一"向上"道路是他的田野实践使然。从人类学的整体主义概念发生变化以来,这一整体性思想就和20世纪80年代发轫的世界体系理论契合,全球化深深地改变了人类学的田野条件,因为多场景的变换、多地点的联系构成全球化理论的现实基础。马库斯不断地将反思和现代主义策略注入民族志的书写实验中,与其说他告别"写文化",不如说他以新的方式探索被搁置的民族志方法论,重新审思民族志书写方法。格尔茨对"写文化"创建者的影响是深远的,马库斯从反叛到回归的曲折过程再次将文本审美和田野关系纳入人类学学科的核心议题。     

村民日志与艺术人类学未完成的实验

艺术人类学等多样化的实验民族志丰富了中国的写文化思潮的表现形式,反思性主体作为变量加入到田野关系中,加剧了对民族志权威的破坏作用,已经成为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基础。然而写文化思潮之于中国人类学跨文化互动实践的推动作用也受到了很大限制,反而表现出村民日志与艺术人类学相互区隔,边界通过民族志权威退居幕后的方式再生产出来。其结果是失去了在合作维度上的实验民族志创造。     

作为文化批评的后殖民思潮:人类学的反思与实践

作为后殖民思潮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人类学不但将其作为寻找学科定位的重要工具,更是将停留在文化批评层面的后殖民思潮推向田野实践,为后殖民思潮的反思提供了丰富的现实个案和实践路径。虽然中国在客观上不构成"后殖民情境",但仍可在文化批评的层面上讨论国外人类学在后殖民反思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系列民族志个案,以此丰富和拓展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内涵和视野。     

艺术人类学研究路径探析

本文在对艺术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既往的研究进行梳理并归纳艺术人类学的三条研究路径,并指出当前艺术人类学研究在走向田野实践的同时,也开启了艺术研究的民族志实践与民族志书写的时代.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践不仅体现出强烈的学科应用属性,而且顺应社会需求与学科发展趋势.这种新的研究倾向对于我国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具...     

社会文化变迁对田野调查的挑战

传统的民族志很少谈及调查者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经历 ,这样做是为了减少个人的主观色彩 ,突出民族志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但事实上 ,任何田野调查都是调查者所代表的社会文化与被调查者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一种接触和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 ,田野调查过程本身也可以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一个“田野”。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型开始之后 ,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变迁 ,我们的调查也面临着“田野”的新挑战。几年前 ,笔者随一个课题组到某朝鲜族农村进行调查就有一些新的感受。(一 )田野进入方式进入田野是人类学、民族学开展田…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民族志书写的另一种思考

就人类学研究程序而言,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属于民族志写作实践范畴。自人类学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民族志就是一种文学式的叙述,而不是科学的书写。不论是英美人类学还是法国人类学,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写作都是一种建构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的双重行为,因此民族志书写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文学转向本质上是对书写权威的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田野考察,也绝非提倡一种权威的叙述范式,而是强调人类学书写模式的多样性。     

卷首语

本期出刊之际正当夏日炎炎,一如我们这份对学术讨论的热情。一个学科的活力与开放,体现在学术共同体对关键概念的反复定义与讨论,人类学对民族志的讨论与实践亦如此。人类学通过民族志来认知文化。本刊曾于2006年第3期刊发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分析了自发性、随意性和业余性的民族志时代: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从反思以     

论当代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发展趋势

近30多年以来,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经历了从理论到方法的一系列重要变革。学术范式的转变与视觉文化的再度勃兴,确立了影像民族志的学术合法性,在文字民族志与影像民族志之间建立起对话与互文的关系。加之多媒体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影像民族志的写作也从早期单一的人类学纪录片朝向虚构影片、网络互动短片等新的表达形式进行探索与实验。国际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也因此而呈现出多元而生机勃勃的发展趋势。     

从地方、区域到全球——文思理教授的人类学之旅

本文结合文思理教授的学术生涯,分析其研究的问题与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进而阐明长期的田野调查、民族志基础、生命经验以及由之延伸的文化比较与区域视野,对一位人类学家的重要影响。面对知识更新日益迅速的信息时代,文思理教授在不断吸收新知的同时,也在善意地提醒我们,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依旧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基础。而文思理教授对生命故事、地方历史与政治经济学的关注,则体现出他从地方、区域到全球的人文关怀,对后世学者产生深远影响。     

化育新生：1980年代的中国民族志电影

中国民族志电影自20世纪中叶出现之后，长期处于电影学与人类学的边缘地带，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在80年代，由于从业人数较少，且多为人类学民族学内部的学术性创作，其成果更鲜为人知。然而，若回溯中国民族志电影发展史，两代学者与电影工作者怀着抢救、记录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热诚，在80年代默默无闻地坚守他们的学术使命，使这一电影传统延续至今，留存了一批珍贵的少数民族影像史料，其新旧观念的交替、创作方法的变革、转型作品的问世、学术理论的建构以及国际交流的开始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也正是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影视人类学”概念从海外学界的传入，中国民族志电影开始得到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庇护与引领，这也预示着一个更有学术前景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因此，对于中国民族志电影而言，1980年代是承前启后、化育新生的关键时刻，值得当代影视人类学界重新审视与评价。     

看山还是山——关于“社区研究”方法论

<正>近年来,人类学与其他专业学科结合而进行的研究比比皆是,例如医学人类学,生态人类学,公共健康人类学等等,甚至于波士顿大学的研究生兼模特撰写了时尚人类学的新著作,将人类学的微观观察法应用于北美顶尖模特行业,并做出了让所有人类学学子赞叹且惊讶的研究。这种种的尝试让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无限的扩大,并再一次验证了学科的包容力与延展性,不过值得反思的是:人类学传统的微观社区田野调查的方法论是否还适用于当前的人类学研究,或者说这种传统的民族志撰写手法是否已经过时了呢?在当前时代巨变的中国社会,应该如何去看待这种方法论的生命力和发展方向呢?     

故乡的水影——一次生态人类学散文创作实验

生态民族志散文不同于生态人类学论文论著。生态人类学论文论著往往通过严格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搜集数据,以客观的态度撰写学术报告,或作纯粹的学理探讨,或为生态治理建言建策。而生态民族志散文多从人类学家个人的感受和情怀出发,集文学审美与学术认知于一体,侧重于人与环境关系之呈现,从而给人以审美愉悦,唤醒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爱与关注。发表此文,希望引起故乡的人们和地方政府对西溪环境问题的重视、保护与治理。衷心祈祷故乡的人们诗一样地栖居在这世界上。     

民族志"书写":徘徊于科学与诗学间的叙事

一、"书写之椽":一种民族志表述的反思 民族志(ethnography)作为民族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完整地表现了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记录、描述、分析和解释.参见T.Barfield(ed.),The Dictionary of Anthropology,UK,Blackwell Publishing,2003,p.157.但是,民族志无论作为一种学科的原则,还是调查的方法,抑或是人类学家书写的"作品",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人类学家都有着不同的主张,这也构成了人类学重要的历史内容.     

民族志舞蹈影像的早期实践与文化建构

作为一种以肢体动作与表情神态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人类文化形态，舞蹈与影视人类学的渊源较为长远。电影自最初发明时期，就以舞蹈为主要的拍摄对象之一，在展示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特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类学者第一次深入田野开展民族志电影记录，舞蹈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表征，象征着地方、民族传统消亡与抵抗的并存。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土著民族舞蹈为核心元素的影片，不仅在大众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娱乐电影类型，也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着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血脉，并且逐渐从单纯的素材记录走向学术阐释与文化建构的新方向。20世纪后半叶以来，民族志电影与舞蹈的关系逐渐以简单的形态记录，逐渐走向更超多元表达的舞蹈影像志。此外，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舞蹈影像志也具有了影音档案的功能和价值。     

人类学田野调查:在解释中寻求规律

一 )现代田野调查及其与民族志的疏远在克利福德·格尔茨的《重彩描绘 :面向文化的解释性理论》中 ,他将当代盛行的文化分析 ,当作并非寻求规律的实验性科学 ,或者说 ,当作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① 应当说 ,当前在人类学研究中大量运用的正是这种文化分析。虽然田野调查也是人类学偏重和依托的基本方法之一 ,但现在的田野调查通常已不寻求文化的规律 ,而仅仅寻求文化现象存在的意义。这种情况再次向我们提出 :在社会科学中 ,人类学到底是记录文化现象的文本 ,还是一种学科理论 ?人类学研究是否还需要本着实验科学的精神 ,寻求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