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报任安书》的几个问题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朋友任安赐书于司马迁,司马迁作此书以报之。书中提及司马迁生活、创作中的一些情况,是研究司马迁的生平、思想和《史记》的创作情况的极为珍贵的材料。但是,二千年来,对于这封书信的内容和写作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因而未能充分地用来说明司马迁的生活、思想、创作中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本文试图从《报任安书》的内容及有关史料,谈一谈此书写作的一些情况,供参考。一、任安与司马迁的关系和《报任安书》的写作情况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原来为卫将军(青)舍人,后被推荐于汉武帝,颇     

有志者 事竟成——司马迁《报任安书》读后

在司马迁留给世人的巨著中，《报任安书》称得上是一篇精采之作。当任安被处极刑之前，司马迁怀着怨悱愤激之情，给他回了一封长信；意在说明自己“身残处秽”，对推贤进士、出面救援表示无能为力，实则阐述了自已对修身、奋志、荣辱、名节的根本态度。其情感之真切，语言之凝练，譬喻之精当，哲理之深刻，令人赞叹不已。     

从“曩”与“今”管窥《报任安书》

刘勰云:“汉来笔札,辞气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朔之难公孙弘,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盘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司马迁《报任安书》,围绕“推贤进士”一旨,反复致意;通篇不离“辱”字,正气滂沛,腐心切齿;舒发愤懑,溢于笔端。耿耿于怀而发愤著书,归结到“述往事,思来者”。     

悲剧英雄的心灵剖白——《报任安书》的美学价值简析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汉代书信体散文的代表作,亦是我国古代散文的名篇.作者名为回复友人任安的来信,实为借题发挥,倾述满腹的牢骚与不平.因是与友人倾述,故可以无遮无拦,尽情渲泄,因是借题发挥,故能为所欲为,淋漓酣畅.文章围绕任安来信的主旨和希望——“推贤进士”这一中心议题,叙述了自己因“推贤进士”而获罪、受辱,获罪、受辱后痛不欲生,凝思生死的悲愤心情,阐明了自己的荣辱观和生死观,表达了为完成《史记》的创作“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决心.白居易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报任安书》之所以能使百代以下的读者为之心灵震颤,就是因为它是“用心灵蘸着热血”抒写的一支悲壮的歌,是作者真情实感奔涌出的岩浆.《报任安书》不仅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传散文的先例,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而且其美学价值,即审美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报任安书》所体现出的美学价值,从审美范畴上来讲是崇高美与悲剧美的交叉与结合.崇高美即刚性美、壮美,在西方美学中称之为男性美.张松泉《美学概论》如此说:“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崇高既可以从伦理学的角度去阐发,也可以从美学的角度去探究.因此,社会领域中的崇高既是一个道德范畴,也是一个美学范畴”,而悲剧美“是具有悲剧性的矛盾冲     

《报任安书》对《报孙会宗》的影响

司马迁《报任安书》对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的影响主要有:幽怨愤懑的思想内涵、内直外曲的写作态度、豪荡顿挫的行文艺术。司马迁对杨恽的影响虽然很大,但由于杨恽个性较张扬,不拘俗套,且人格魅力不够,这是他不如外祖的地方,也是他招来杀身之祸的重要因素。     

《报任安书》中的“取予”义辨正

《报任安书》中的“取予”历来解释为并列结构，笔者认为应是动宾结构，并从词性、司马迁本意、上下文三方面阐述了理由。     

司马迁立身行事及其它

《史记》成书过程中,司马迁的思想认识及其立身行事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在其《与挚伯陵书》、《太史公自序》、《悲士不遇赋》及《报任少卿书》中,标示出明显的轨迹。 一 在《报任少卿书》中,对于任安“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司马迁申述再四:一则曰“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再则日“如今朝     

司马迁行年之商榷

《秦汉史论丛》第一辑刊登了苏诚鉴同志《司马迁行年三事考辨》一文。作者认为: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理由是司马迁在元狩六年以随员的身份做了“二十而南游江淮”的旅行,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三年春;认为司马迁死于非狱。本文谨就前两个问题提出商榷意见,供批评指正。     

死,有泰山鸿毛之别——读司马迁《报任安书》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片言居要,震响史册,成为照亮后人奋斗之途的火炬,激起一个个创造人生价值者的生命巨浪。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因替兵败匈奴的李陵辩解而获罪下狱,惨遭“腐刑”,被投“蚕室”。太始元年(前96)六月,遇赦出狱,做了中书令。当时,司马迁的朋友任安以为他身居朝廷,在皇帝左右,“尊宠任职”,容易乘机进言。因此,于征和二年(前91)的四月给司马迁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担负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这无疑是给司马迁出了一道难     

司马迁的文学观

两汉以前,我国没有文学理论方面的专门著作,文学思想是包含在整个学术思想之中的.司马迁也没有建立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但是,我们如果细读他的《史记》和《报任安书》,便可以发现司马迁文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卓越性.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地总结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对发展我们今天的文学事业,仍然不无裨益.     

论司马迁对伯夷和叔齐的评价

传统的中国学者都将伯夷和叔齐视为道德楷模,将司马迁的《伯夷列传》视为对伯夷、叔齐的赞扬。司马迁在《伯夷列传》和《史记》相关章节中的描述却显示伯夷和叔齐并不符合司马迁自身的道德标准。此外,司马迁通过在《伯夷列传》中所展示的种种矛盾,告诉读者历史叙述和历史判断的多重可能性,并由此捍卫了其写史和历史评判方法的合理性。     

司马迁推崇孟子的精神因素

司马迁对孟子的推崇,不仅因为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学说,更有以下几个因素:其一,孟子对个体意志的弘扬给了司马迁以巨大鼓舞,为其在逆境中完成《史记》的创作提供了精神动力.其二,司马迁直接继承了孟子的批判精神,有着与孟子相似的心胸气度与宏伟抱负.其三,孟子对"义"的阐释与追求,深深地影响了司马迁,成了司马迁为人物立传的标准之一.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西汉文章两司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考论

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分别在辞赋和散文领域占据着制高点,文学史上一向有“西汉文章两司马”之称。与一般并称作家所不同的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司马相如立传,使他在当时文坛独占鳌头的地位得到史册的确认。本文认为,同一姓氏的自豪感、亲历目见的深刻印象、共有的出使巴蜀经历,以及对其文学才华的钦佩赞赏,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构成司马迁为司马相如立传的动机和目的。“两司马”的文章虽然表达方式大有不同,一虚夸,一实录,但同样有着汪洋恣肆、壮阔雄伟的宏大气象,代表了西汉武帝时代宏放豪迈的文化精神。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

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三:《周易》的通变思想、邹衍的"五德"说和董仲舒的"三统"说。《周易》的通变思想是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哲理基础,为其解说历史的重要思想依据;邹衍"五德"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史记》所构建的五帝、三王和秦汉历史系统采纳了"五德"说,同时《史记》宣扬的革命思想也符合"五德"相胜之义;董仲舒"三统"说对司马迁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包括《史记》受"民皇帝王"论的影响而创立五帝、三王古史系统、以"三道"循环变易来解说三代的历史、以"三正"循环而倡导汉朝"行夏之时"和强调变道的历史发展观等四个方面。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论司马迁游学

游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揭示游学的重要价值,从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这一典型案例入手,运用性别角色理论及社会学理论,通过分析司马迁为人、著书的成功之处,探究游学对其产生的积极作用,从而窥见游学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试论司马迁的臣道观

司马迁深膺屈原为臣之德能,以屈原为其心中理想的人臣模式。该文以列传、世家中的论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两方面论述了司马迁的臣道观:一是臣道的基石———志洁;二是为臣之能———谋智。由此,来挖掘司马迁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广阔而深远的灵魂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