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和“零余者”的悲歌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和“边缘人”形象,他们实际上是“五四”时期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群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传统文化的血脉、国家落后挨打的现实、异域文化的诱惑冲击交织着生命情感的痛苦,谱写出了这些“边缘人”和“零余者”的命运悲歌。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关于朱光潜“静穆”说的论争及其演变

关于朱光潜评陶潜“静穆”说的论争由 2 0世纪 30年代持续到 90年代 ,在现当代文学、文艺美学领域影响较大。鲁迅在“静穆”说提出之后即予以批评 ,认为陶潜决非完全超于政治和世俗的“田园诗人”、“山林诗人” ,他还向往激烈的反抗。建国后 ,朱光潜由美学上的唯心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对自己的文艺思想进行反思 ,对鲁迅的批评虚怀接纳 ,引发了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之后对“静穆”说的看法学界趋于统一。 90年代 ,有人对鲁迅的意见及建国后对“静穆”说的一系列批评提出质疑。本文认为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去肯定“静穆”说 ,因为在民族危急、中国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年代推崇“静穆”会麻痹青年 ,瓦解斗志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清官”论析

一、关于“清官”的研究 关于“清官”问题，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过相当激烈的学术争鸣与政治争论。50年代末．毛泽东针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共产党内部出现的徇私枉法等现象，向党内同志提出了学习明代“清官”海瑞的号召，亦即提出了共产党人要发扬对人民负责、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品格以及丢弃曲意逢迎的思想作风等问题。在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下，     

“活说”的艺术——王蒙“学术杂俎”管见

王蒙在1980年代初就提倡“作家的学者化”,此后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评论《红楼梦》和李商隐诗的学术随笔。这些杂谈,体现出鲜明的作家“活说”古典文学的特点,即站在一个小说家的立场,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纵比横较,打通了文本内的生活和文本外的生活。同属“欲读书结”的另一些“一得之余”的文章则谈论当代的一些文学话题,同样体现出这一特点。这些文章不乏见解独特颇富新意的学术发现,又有活泼生动的杂文和随笔笔法,可谓“作家学者化”努力的创新。因此,这些学术杂俎,自有其开创意义,更不必偏于一途而苛求之。     

“海派”散文与文化市场

“海派”出现的历史背景。“海派”散文是“五四”后期至四十年代末出现于文坛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它历经转型期、追新期和由俗写雅期三个阶段的变化。它作为典型的文学商品化环境的创作，面对文化市场的冲击，在创作态度、主题取向、文化内质、美学格调诸方面均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形态风貌，但无不与商品经济相联     

我看“新生代”

“新生代”不是９０年代的一个创作流派，而只是一个以年龄段为界限的“一茬”小说作家的统称。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文学主张，但客观上也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他们多数人往往以个人的方式感受时代的脉搏，对物化时代的现实生活表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表达着对“当下”状态的体验和感受、情绪和思考。他们中少数人将笔触伸向“历史”，但这种“历史”也是被“个人化”了的。“新生代”中少数人可能有所谓“边缘化”倾向，多数人并未退居生活的边缘。但无论对现实还是对历史的表达，都是相当“个人化”的     

“忘却”是悲——“三八节”有感

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女性公民们自然忘不了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于是，“巾帼英雄”、“女强人”、“女村民”、“女市民”、“女明星”、“女健儿”、“女军人”、“女教师”……凡“女性者”，皆以不同方式纪念这一节日。她们或尽展风姿、或尽展才情、或尽展心智、或尽展嗜好、或尽展组织才能．…．．让这一天的欢乐和喜悦永驻在心底，     

“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作为一种后发植入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在“寻根”作家那里表现为一种认同焦虑。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幅渗透,他们试图寻找“传统”作为立身根基,但对“传统”的发现却又必须借助现代性知识的透镜。以民族志的形式回归“本土”“传统”是其显在的叙事鹄的,借助现代艺术手法走向‘世界”却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悖论,恰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叙：事表征,也是“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从“立人”到“尊严”：鲁迅与柏杨的“药方”

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提出了“立人”说,21世纪初台湾作家柏杨提出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主张。“立人”与“尊严”,是两位人文大师为复兴中华民族开出的“药方”。这两个“药方”是一脉相承的,与如今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相吻合。     

歧义纷呈的“漩涡”：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的生成与流变

1930年代,围绕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出现了两个创作群体,即“现代派”诗人和“新感觉派”作家。这两支队伍在人员构成和创作风格上多有交叉重叠。经由30年代文学场的合力构造,尤其是左翼阶级话语的反向定义,它们逐渐被典范化为与现实主义判然二分的形式主义流派,并在此后峻急的政治形势下淡出文学舞台。80年代学界以“现代派”的名义重新发掘“新感觉派”,将其追认为文学史上首个现代主义流派。至此,30年代诗歌领域的“现代派”和小说领域的“新感觉派”成员合流,形成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为核心成员的“现代派”。在新时期为这一流派清理历史浮尘和正名重建的过程中,或受制于历史遗留观念的影响,或出于意识形态站位的需要,其初始内蕴有时也可能发生位移,形成新的遮蔽。     

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

40年代初,陈铨在重庆发表一系列文章,创办《民族文学》杂志,倡导“民族文学运动”。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陈铨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宣扬抗战救国的“民族意识”。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与1930年代国民党官方支持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有着实质的区别。     

一个不应被遗忘的作家——评寿生小说的“诗史”精神

寿生是 2 0世纪 30年代受到胡适赏识的有才华的贵州籍青年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关注现实生存状态 ,切合“诗史”传统 ,具有鲜明的“征实”、“纪实”、“质实”的风格特征。他虽然没有把脚下的路走得更远 ,但单凭那发表在《独立评论》上的多篇小说 ,他也应当无愧地进入现代文学的研究对象行列。     

论“革命+恋爱”式乡土小说的变异

作为革命乡土小说最重要的一支,“革命+恋爱”式乡土小说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一道风景线,在蒋光慈、阳翰笙等作家的革命乡土小说实验遭到艺术上的失败时,柔石和叶紫们在革命的乡土题材中平添了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艺术色调,使得本是廉价的“革命的罗曼蒂克”变得更有思想的深度,也更有艺术的意味。     

“后期京派”与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论争

20世纪 3 0年代 ,以朱光潜、沈从文等为代表 ,后期京派作家和理论家们通过发起和参与一系列文艺论争 ,宣示了自己的审美乌托邦艺术理念 ,维护了其群体的“文学者”立场。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政治文化意识——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研究之二

在三十年代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使三十年代文学群体事实上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体现出“亚政治文化”特征。在这方面，对三十年代自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群体来说，也未能成为例外。本文通过三十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文学群体所呈现出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的揭示，论证了在三十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组织或文学群体的政治化趋向的不可避免性。     

心灵的虚无——论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无聊”现象

“无聊”是伴随现代性而凸显出来的一种典型的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当代文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肇始于1980年代中期,但真正大面积的、有深度的书写则是出现在1990年代以后.笔者简要梳理了这一文学现象在当代的发展脉络,并以贾平凹的《废都》和“新生代”作家的主要作品为例,对“无聊”文学所体现出来的自我迷失、意义危机与信仰溃败等主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与分析,同时,对文本中所流露出来的浓厚的虚无主义倾向也作出了相对全面和客观的评判.     

“文学图像论”视野下的中国“诗画关系”学术史重估

“文学图像论”当属新世纪的“新学问”,就这项回应图像时代的课题而言,百年来的中国“诗画关系”研究,脉络清晰并且极具启发性。现代意义上的“诗画关系”问题域在20世纪20年代便初具规模,较之古代学术的价值在于突破了传统的文人雅趣。但是,由于脱离了文学现实,“诗画关系”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悄然演变为纯粹的文献考证与叠加。进一步研究表明,现代学人在与西学的对话中开创了“语-图”符号比较方法,由此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这一方法既能够切中当前“文学危机”之肯綮,同时又是“文学图像论”自身的学理逻辑使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什么”、“怎么”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什么”、“怎么”的研究非常热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什么”、“怎么”的来源;“什么”、“怎么”的语法结构;“什么”、“怎么”的语法意义及语法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