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历程和立法综述——关于"安乐死"的争论之一

“安乐死”的争论已形成了历史,争论的问题是一系列的,如:“安乐死”的对象与标准的争论、伦理争论、法理争论等。“安乐死”的定义众说纷纭,“安乐死”的历史久远,现实的争论激烈,未来的争论还将继续,由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持续不断的争鸣和人类理性的觉醒,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确信,对“安乐死”态度的差异会逐渐缩小而走向趋同,人类文明的脚步一定会在激烈的争论中向前迈进。     

在法律与道德之间：“安乐死”问题的再思考

安乐死问题涉及到医学、法律、哲学等诸多领域，对于安乐死问题一直存在赞成与反对这两种声音。安乐死并不与伦理道德相冲突。反对安乐死论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伦理道理驳斥另一种伦理道德，不具有科学性。安乐死问题与生命权体戚相关。安乐死某种程度上是生命权的表现形态之一。安乐死立法是建立在发达的医疗制度、法律制度等基础上的。当下中国对于安乐死立法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本土现实而谨慎进行，对安乐死的条件、程序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界定。     

“代孕”行为的法理分析

“代孕”行为实际上是把传统的生育方式转化为医学制造产业，即一种纯粹技术化的身体活动。原本神秘而高贵的生命就像其他物品一样，可以通过金钱、技术和契约方式生产。“代孕”行为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家庭婚姻法律制度和观念，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学术界的争论一直存在，赞成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     

对纳粹人体实验数据应用问题的伦理审视

纳粹人体实验数据能否应用的伦理问题,国际上的研究者分为赞成派和反对派.赞成派以科学需要为理由赞成使用纳粹人体实验数据;反对派以纳粹人体实验的历史事实为基础,以纳粹人体实验者的不人道的行为为依据,从伦理原则的角度强烈反对使用纳粹人体实验的数据.解决这个争议的关键在于深入理解伦理原则和科学行为事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以伦理原则为基础,对纳粹人体实验行为事实本身进行伦理分析,就可以对该问题作出较为合理的解答.     

试析王夫之“禽兽”论思想的渊源

在传统儒家思想里，“禽”、“兽”、“禽兽”首先被用来指普通动物，但是在论及人性、人道、伦常等时．先儒喜欢用“禽兽”等来比喻那些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人或群体。王夫之批判地继承了自孔子、孟子到朱熹的“禽兽”观并加以发展，在他的思想里，认为凡是不符合儒家伦理纲常和自己不认可的人或事物、行为都被其称作“禽兽”。     

安乐死的伦理思考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人类对生命价值进行反思,要求自主掌握自己生命的呼声日益高涨,安乐死思想应运而生.迄今为止,它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从伦理学视角对安乐死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安乐死对传统价值观提出严峻挑战,它的实施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尊重病人的生命自主权,体现了对人的价值的追求,捍卫了人的尊严.但其实施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和符合法定的条件.     

"开颅戒毒"事件前后的伦理思考

“开颅戒毒”手术被停止后,出现了强烈反映,两种不同看法争论激烈。当前的任务不在于争论,重要的是:切实做好对人们健康权的保护工作,改变医患之间信息极不对称的现状,改善医学伦理委员会人员结构,依法规范专家资质,制定统一审查程序,明确审查行为的法律责任,医学伦理委员会真正开展实质性工作,以保障医疗工作更加安全。     

纵论安乐死之争

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科学化。在学界,对于安乐死,无论反对派还是赞成派,都能说出一堆理由。但经过仔细辨析,发现每一方都不是完全有理,也不是完全无理。赞成方真正可以成立的理由是安乐死能帮病人摆脱痛不欲生的痛苦折磨。反对安乐死可以成立的理由是防止病人错过改善病情的机会和防止病人被谋杀。由于这两方面的理由都是人的利益所在,所以不管我们是否实施安乐死,都会付出某种难以割舍的代价。     

安乐死合法化的伦理困境

目前，安乐死作为伦理学最前沿的课题，其合法性困境已进入人们的视野。安乐死一旦合法化，人们便可以控制人类的死亡过程，是对生命只有一次的轻视与对生命的亵渎。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对病人放弃治疗，总体而言是不符合法律和道德的。安乐死的支持者论证安乐死的理据似乎无可挑剔，但在实践和伦理面前又显得如此无力，弊端和风险也表露无遗。     

推演与确证--布伦塔诺知识观解析

布伦塔诺知识观的独特之处在于提出了与传统知识论基础“推演原则”相异的“内观原则” ,并且认为内观是对生命存在的确认 ,内观是知识的实践来源。     

安乐死:经济与伦理的博弈

在现代社会,安乐死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安乐死涉及经济、法律、医学、伦理等相关领域,不仅在这些领域内部存在激烈的争议,而且在这些领域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在目前条件下,认识到安乐死的经济与伦理之间的争议与冲突,对澄清人们对经济与伦理认识的误区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经济虽然是人们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但在安乐死领域,不能仅仅用经济价值来判定,伦理应该是一个重要性超过经济的判定因素。     

关于"亲亲互隐"、"爱有差等"的争鸣

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在争论孔子论“父子互隐”和孟子论舜及“爱有差等”的问题。这一争论关涉到整个儒家伦理的历史和现代价值之评判。儒家伦理是一复杂的系统,仁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德目之间是有张力的配合;儒家的仁、义、礼、忠、敬、信等德目都是社会性、公共性的,适用于公共生活及其秩序建构的;儒家一贯强调私恩与公义、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区别;儒家的“仁爱”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道德主体所涵道德法则(理、义)必然有绝对的普遍性,并且是“爱有差等”思想的本体论基础;“父子互隐”的思想及与之相应的法律制度,恰恰包含着对人权的尊重和维护。     

深刻理解邓小平的不争论原则

邓小平同志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出发,在南巡谈话中提出了“不争论”的实践原则:“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该如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不争论的实质就是看准了大胆去干,最终让实践来说明问题,反对那种只说不干的作风。科学地理解“不争论”这一实践原则,对于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理性人权”与“传统人道”之博弈——安乐死合法化的合理性问题探析

针对目前安乐死分类的中义和狭义之说中所存在的问题,本文指出应将安乐死分为自愿安乐死和无选择安乐死两大类。在有明确分类的前提下,对自愿安乐死合法化、无选择安乐死合法化的合理性应给予肯定,这是权利自由主义精神的最好体现。我们不能用绝症患者的痛苦来成全我们的＂善良＂和＂人道＂,也不能将医学的进步建立在绝症病人的痛苦之上。＂传统人道＂应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不断向＂理性人权＂方向迈进。同时,法律也应支持和疾病斗争到底的选择。     

“性与天道”——考察孔子人性思想的一个向度

在“性与天道”的意义上,孔子认为,人道本于天道,人道的根源是源于无限的超越性存在———天道,人的生命具有内在的潜能,人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生命的内在潜能,实现生命的自我超越,提升自己生命的内在本质,人可以在“性与天道”的意义上尽人性、知天命。在孔子那里,性与命、天道与人道是有机统一的,人通过“下学上达”的进学之路尽性、知命而合天,“无言”之教则是“下学上达”的理想境界。     

生命伦理学发展的新趋势——欧洲生命伦理公约

生命伦理学,是一门涉及生命科学(包括医学)领域伦理道德问题的新兴边缘学科。它提出的许多问题虽然具有历史根源(特别是和医学伦理规范有紧密的联系),但是作为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出现在应用伦理学范畴,还是近20年来的事。这门学科的形成和受到西方各国的普遍关注,主要原因是生命科学的迅速发展、伴随着新的生物医学技术的出现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道德法律问题,譬如,体外受精和基因克隆等生殖技术的发展,以及对以此出生婴儿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及其合法地位等,而且还有以往存在的许多伦理问题,增添了复杂性和迫切性。安乐死的讨论已有很长的历史,然而,维持不可逆转性昏迷病人生命过程的技术的出现为安乐死的讨论开辟了新的方向。DNA重组技术研究成果预示的前景,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科学研究的极限。此外,医学的进展也有必要重新给出人类个体生命的发生和终止的恰当定义。     

谈谈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中的“道”

教师道德修养比其它职业道德有更高的要求。“人道”是教师职业道德活动的重要原则和应有的状态 ,“人道”是以反对“神道”和摒弃“兽道”的姿态出现的。作为教师 ,只有摆脱“无道”状态 ,才能进入“忧道”和“谋道”的境界。“人道”的实施是一个由“知道”到“体道” ,再由“体道”到“行道”的过程     

论生命伦理学的理论支撑点

生命伦理学自西方介绍到国内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可是至今不少讨论还只是停留在现象的表层,还仅仅是从直观的和经验层次来作出判断,比如赞成或反对安乐死、器官移植,等等。由于许多讨论缺乏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因此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要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显得步履维艰。笔者试图厘清对生命伦理学的定义的误解,探讨生命伦理学的理论支撑点,分析生命伦理学与功利主义的渊源关系,从而把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引向深入。     

如何正确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原则,大概已经没有人公开反对的了。但是,如何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最近在报章杂志上有不少争论。我认为: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了解“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原则的含义。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     

"积极老龄化":一种社会建构论观点

传统的老龄化理论认为,“老龄化”是人的生理与心理的必然的衰退,是自然化的生命历程。积极老龄化以“关系的老龄化”取代“本质的老龄化”,以“积极的老龄观”取代“消极的老龄观”,认为老龄化是人际互动的产物,是一种文化的建构物。这种观点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老龄化”、实现老年学研究视角的转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