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乐死立法的再思考

安乐死现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有的国家已经或正在为安乐死立法,但关于安乐死合法性问题一直在理论界和司法界存在广泛的争论。分析论安乐死的法律性质及其对医学发展的影响、伦理道德、立法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明确了安乐死在我国立法的必要性。     

关于我国实施安乐死的法理思考

安乐死涉及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立法技术、医疗水平等诸多领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安乐死是人的一种权利,它具有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我国安乐死立法和实施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基于安乐死的特殊性,应对安乐死适用的对象、条件、方法加以严格规定。实施安乐死必须建立严格的法定程序,至少应当包括申请、审查、执行和登记备案程序。同时,在实施安乐死的过程中,如有违法行为,应视具体情况分别处理。     

小议“安乐死”

各国刑法无一不强调了对公民的各项权利的保障,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财产权利等诸多权利中,生命权更是受到格外的重视。然而安乐死问题的出现,对于刑法中对公民权保护的理论提出了挑战,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针锋相对。在对安乐死问题进行探讨时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相应的分析。     

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探析

安乐死是个全球性问题,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及传统伦理道德标准的非公度性,使安乐死成为长期困扰人们的难题。安乐死在荷兰首开先河之后,人们将眼光投向了我国的立法动向。当前,我国首先应当突破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为安乐死的立法工作扫除障碍,寻求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法治观念的最佳结合点,解决安乐死实践与立法的冲突,使安乐死合法化。     

论生命权的本质与安乐死的选择

生命权是具体人格权中首要的和最基本的人格权,它维护和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存及安全的人格利益,其本质是维护自然人有尊严的生存及其对生命利益的自由选择。但反对安乐死的一些主张,却忽视了生命权的本质,以维护生命权的名义却剥夺了生命权人的自由意志。     

安乐死立法论纲

安乐死的不断被认知和实践给法学界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要使之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并合法化 ,必须寻求立法上的突破 ,即制定一部完整、独立、系统的《安乐死法》。在立法技术趋于详细、具体、协调的今天 ,安乐死单独立法有利于容纳更具体、更切实、更充分的内容 ,以适应解决日趋复杂的安乐死案件的需要。     

反思不可让与的生命权——兼评霍布斯、卢梭、洛克的不可让与权理论

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可让与的生命权这个概念,文章依次分析了霍布斯、卢梭、洛克三人的相关论述,表明三人并没有为生命权的不可让与性提供可靠的论证。因此,这个概念难以被用来反对安乐死合法化。     

立法解释制度功能的历史演进与新时代转型

通过综合分析立法解释制度功能的规范历程与实践变迁可以发现，其历史演进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补充法律规定功能的确立、废止与长存。规范上的废止源自于学界关于法律解释有别于立法的理论批判，实践中的长存植根于哲学诠释学关于解释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行为的理性判断。二是明确界限功能与统一法律适用功能的角色转换。在规范层面，明确界限是立法解释制度的主要功能；在实践层面，明确界限转变为统一法律适用的主要方法。在我国宪法迈向合宪性审查的新时代背景下以及区分独立型立法解释与辅助型立法解释的理论前提下，立法解释制度可以发挥增强合宪(法)性审查说理性以及法律合宪性事后控制的新功能。为促进立法解释制度功能的全面与有效发挥，应建立健全立法解释制度与合宪性审查、法律修改等相关制度的衔接联动机制。     

中华民国时期婚姻家庭法对中国当前立法的启示

中华民国时期完成了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由传统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到近代婚姻家庭立法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旧有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被打破,近代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得以确立.民国时期的婚姻家庭立法对中国当前立法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民国立法者对于法律移植的态度,对于司法实践与立法内容的结合,法律移植过程中对本土资源的整合与利用等立法经验对现行婚姻法的完善均有着重要意义.     

再论增设见危不救罪

见危不救是一种严重违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社会危害性和国内外相关立法实践等方面来看,我国都应增设见危不救罪.     

康德主体性道德哲学及其教育学意义

18世纪的康德哲学在道德哲学中实现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革命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树立了主体性在道德生活中的地位。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从作为人本性的理性和自由出发去寻求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康德强调,人的理性是道德原则的基础,人是道德活动的目的,人的意志自由应体现为对客观的道德法则的遵循,对绝对命令的服从。康德的主体性道德哲学在教育学方面仍给我们以富有意义的启发。     

关于道德法律化的思考

道德法律化不仅具有内在依据,同时还具有形式和外在的依据及可能性。但并非所有道德都可以转化为法律。某种道德规范是否应该法律化,关键要看其对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和正常运行,以及发展地位和影响。法律固然重要,但它不能取代道德规范。因此,在进行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中要防止泛法律主义,要准确把握道德法律化的限度及分寸。     

伦理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中的重要环节,解释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的对接,也影响到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对法律尊严和法官权威的认同。然而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解释者往往会因为种种原因陷入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矛盾之中,导致法律解释结果在适用中出现困境。究其原因,伦理的缺失是重要因素之一。伦理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能够影响法律解释主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语言表述以及解释方法的选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法律解释中的困境。     

原始儒家伦理政治的理论创设

原始儒家以历史的普遍性经验、社会的现实性条件、学术思想的传统、个人的精神品质等为伦理政治理论创设的历史现实基础,立足于伦理与政治的相互涵摄,用人性设定伦理政治,建构起伦理需要政治化、政治应当伦理化的以伦理统摄政治的伦理政治理论。     

管理伦理新解

管理伦理是以人的管理行为为载体而表现出来的伦理道德 ,是伦理道德在管理领域的一种具体的、特殊的表现。因而 ,管理伦理既是一种过程伦理、一种制度伦理 ,也是一种组织伦理、一种德性伦理     

公共生活与公民伦理(上)

资本与市场的发现及其广泛运用造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基于普遍交换之上的经济依赖性使人们愈来愈依赖于社会和所有的人,如若发展自己的能力、满足自己的多方面的需求,就得过一种公共性的生活。而公共生活则把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利己心等这些基本价值置于公共交往的核心位置,惟其人们自觉、自愿加入和退出公共生活领域的,交往者才是有责任的个体。公民伦理构成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的文化基础,公共交往要求着同时也生成着公民伦理。公民伦理作为人们以公民身份交往时可以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乃是一种公共理性和公共价值,它们是作为合作剩余而出现的,是通过反复博弈确立下来的,在确定的边界内具有普遍有效性。     

对话伦理：一种程序的企业伦理

对话伦理的理论基础是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对话的根本作用在于使人们相互理解，它内在地具有交往合理性。对话伦理的核心是（相互）理解理论，而论证是现实生活中达成理解的主要形式。企业伦理的终极目标是使企业获得内外和谐。和谐在这里的含义是所有利益相关者自由独立地达成一致，即形成“非强制约束力”，而以论证为特质的对话是解决冲突促成和谐的手段。     

在传统伦理基础上建构市场伦理的可行性探讨

探讨在传统伦理基础上建构现代市场伦理的可行性 ,将围绕如下三个问题展开 :我们所要建构的是什么样的市场伦理 ;中国传统伦理中的市场伦理是什么样的 ;在传统伦理基础上现代市场伦理建构的途径和机制是什么。现代市场伦理的建构必须在传统伦理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现实的 ,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传统市场伦理中固然有助益于市场活动的伦理要素 ,而它们却只是一种旧有的东西 ,与现代要求相距较远。系统论视野中的伦理演化及其与生存系统的有机结合是在传统伦理基础上建构现代市场伦理的两种可能途径和机制     

2006年网络传播研究综述

作为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网络传播研究在2006年继续拓展、深化。研究者针对网络媒介的基本属性、网络与社会文化发展、网络传播对传统传播理论的冲击、网络舆论与网络语言、网络伦理与法规、网络管理、网络与传统媒介关系、以博客为代表的新的网络应用类型等理论问题,重点展开了讨论;在关于网络实务的研究中,网络新闻、网络广告以及一些新技术在网络中的运用是研究重点;对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为代表的网络"恶搞"成为2006年倍受关注的个案研究。     

医学生道德情感教育探索

医学行业本身是一个道德的行业。在当前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形势下 ,医学生道德教育是一个重要课题。医德现存问题与医德教育的欠缺密切相关 ,需要从医学道德情感的结构和规律的探索入手 ,适应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需要 ,进行医学生道德情感教育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