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减贫成效与经验——以青海为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与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6%。本文以青海的减贫实践为案例,对其减贫成效与经验进行总结与评价。认为青海在这一时期较好地实现了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着力构建减贫友好型社会,逐步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其成功经验在于国家对减贫事业的大力支持与公共政策的"多维减贫"导向。最后对中国未来的减贫挑战提出了展望和政策建议。     

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

从长期看,财政用于农业的各项支出与农村贫困人口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各项支出的减贫效应差异较大.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有利于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但是支出结构有待优化.当前,支农支出结构主要存在着农业科技投入比重过低、财政支农支出使用效率有待提高及农村救济费的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其中,支农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农村减贫的效果显著,而农村救济费并未发挥应有作用.     

最低工资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效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至关重要。最低工资政策作为保障低收入群体权益的一项重要规定,能否以及多大程度缓解相对贫困,值得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以及各区县最低工资数据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减贫效应的最终效果取决于工资效应与就业效应二者比较,平均而言,最低工资尽管会导致一定比例的就业损失,但将在更大幅度提升相对贫困家庭收入增长,从而总效应是积极正向的。进一步发现,最低工资减贫效应会因省区市场化水平和劳动保护强度而呈现异质性。研究结论对于当前相对贫困治理以及完善低收入家庭的纾困举措能够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农村贫困人口反弹与可持续性发展机制的缺失

农村贫困人口返贫率不断提升,减贫速率递减,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共存,呈现出区域性、边缘化的特征,直接延缓了减贫的历史进程。究其原因,可持续发展机制缺失是返贫凸现的关键,因此,要转变扶贫观念,以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建立健全具有自动调适功能的扶贫制度体系,建立政府、社会、贫困人口全程参与的联动机制,选准经济增长点,实施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发展社会事业,加强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建设,以解决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问题。     

四类贫困的测量:以青海省减贫为例(1978-20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减贫的巨大成就，其中青海省的减贫实践则是中国减贫的一个成功案例。人们对于贫困的内涵和定量测算等理论认识也是不断深入和丰富的，这对于减贫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本文以青海的减贫成效和经验为基础，将对贫困的定义扩充为四类贫困（收入贫困、人类贫困、信息贫困及生态贫困），从理论上构建了贫困的多维分析框架，给出了由四类贫困17个指标组成的贫困综合定量测算体系，对青海减贫工作进行了历史的和全面的定量测算，总结其经验和不足，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对于国内特殊省区的减贫规划和公共政策具有理论指导意义，也有利于中国成功减贫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具有积极的国际意义。     

大病保险的减贫效果研究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2012年起,中国各省市在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开展了大病保险改革的政策试点。各省市政策推行存在时间差异,为评估大病保险对居民家庭产生的减贫效果提供了准自然实验的条件。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微观入户调查数据,排除了整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政策干扰,创新性地使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维度指标,利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大病保险对家庭贫困指标的影响,并使用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运用多时点DID进行拓展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病保险政策会显著降低家庭处于绝对贫困的可能性,一方面通过减少患者家庭医疗开支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大病保险间接提高了家庭的劳动参与,防止家庭因为大病冲击而彻底丧失劳动能力和经济收入,因此政策的减贫效应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本文证明大病保险有效减少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是保障脱贫成果的重要制度支撑。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摆脱贫困的奋进历程与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也是一部带领人民摆脱贫困的斗争史.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摆脱贫困的减贫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减贫宏观战略稳中有进,扶持政策覆盖面不断扩大且逐渐精准,治理方式更加多元,减贫成效持续卓著,宝贵经验值得认真总结,未来中国的减贫事业更是前景光明.     

坦桑尼亚的贫困状况、减贫策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尽管非洲减贫任重道远,但作为新世纪新非洲的典型,坦桑尼亚卓有成效的减贫工作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首先剖析了导致坦桑尼亚极端贫困的根本症结,进而全面审视了它所采取的建设性减贫策略,并针对我国新时期贫困问题和扶贫工作所呈现的新特征,系统而战略地探讨了坦桑尼亚减贫经验对我国做好新时期扶贫工作的启示。     

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

本文提出了知识贫困的概念 ,并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角度论述知识贫困、收入贫困和人类贫困的定义、度量和相互关系。文章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知识贫困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仍有大量的人口处于知识贫困状态 ,而且知识贫困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在新世纪 ,知识贫困将成为中国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知识资源是贫困地区最稀缺的资源 ,也是其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减贫战略应该从单纯关注收入贫困转向更多地关注知识贫困     

中国大规模减贫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创新

中国在2020年年底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与美国、印度等国外大规模减贫行动相比,中国在减贫过程中更加强调政府的主体性,展现了政府极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在政治引领、责任落实、政策执行、资源配置、战略调整等方面积累了丰富而独特的实践经验。较之国外减贫通常采用的科层式治理模式,中国创造性地向科层体制注入了大量动员要素,实行"动员式减贫"。这种减贫模式以人民性政党的坚强领导和宏观管控型国家基本制度的强力支撑作为制度基础,遵循"无边界"调动资源的核心理念,采取跨层级渗透、跨部门联动和跨区域衔接的运行机制,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精准脱贫”的包容性创新机制研究

当前,脱贫攻坚战已到后半程,扶贫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自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比较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群率先实现贫困摘帽,但在脱贫攻坚的最后时期,剩余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脱贫难度更大。脱贫攻坚是为了实现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与减贫存在内在理论逻辑关联。包容性发展理念为扶贫政策的优化和调整提供了新的指导方向,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农村贫困问题。     

中国农村贫困形成机理的内外因素探析

贫困不仅仅是一种经济问题,更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根据马克思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原理,中国农村贫困的形成机理也应从外部因素(即外因)和内部因素(即内因)进行分析,外部因素包括自然条件恶劣和生态环境失衡、基础设施薄弱、社会保障的缺失、土地制度的不完善、城乡“二元”体制等;内部因素包括农村人口增长快、家庭负担重、文化程度低、人口素质差、农民自身的组织化程度低、贫困文化的影响等.针对当前我国农村贫困形成机理的内外因素,本文提出缓解和消除农村贫困的对策:宏观层面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扶贫政策和机制的创新;中观层面上,调整和改善农村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微观层面上,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形成民主参与式的扶贫机制.     

我国城市贫困线与政策目标定位的思考

目前世界各国的贫困线有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两种.发达国家大都采用相对贫困标准,即要让贫困者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而发展中国家大都采用绝对贫困标准,我国的低保线也属于绝对贫困标准,低保金主要考虑的是家庭食品开支.基于相对贫困标准和绝对贫困标准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当前城镇社会必然存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低于相对贫困线,即相对贫困人口.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贫困的显著特征是绝对贫困人口不断减少,而相对贫困人口则不断扩大.由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两极化特征非常明显,因此相对贫困人口的规模要远远超过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在相对贫困线标准下,居民的社会政策受益和财富拥有状况比绝对贫困线下的居民要复杂得多.因此,一旦采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那么政策目标群体定位(资产调查)方法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与影响因素——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新疆南疆三地州是少数民族聚集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具有边境性、民族性、典型性等特征.采用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RHS),从收入、生活水平、教育、健康4个维度测算该连片特困区少数民族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及其空间分布,运用面板排序模型估计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对减贫的微观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多维贫困状况得到较好改善,且空间差异逐渐缩小;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均能有效较少多维贫困,其中社会资本积累的减贫效应最为显著;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在微观层面主要是通过农户的人力资本发挥减贫作用.应鼓励贫困农户通过积极参加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等方式积累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基层扶贫工作应抓落实、讲实效.     

资产建设在贫困救助中的作用

如何缓解贫困,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是世界各国反贫困政策的核心议题.本文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方法,在全面整理世界各个国家扶贫道路的基础上,从中国贫困人口的现状入手,将"资产建设"这个社会政策的新概念与中国的贫困救助联系起来,在贫困救助方面,试图通过运用"资产建设"这个新概念来完善贫困救助制度,希望能够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改革思路.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反贫困问题研究

贫困是最无奈的生活方式，危及着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减轻和消除贫困，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而减轻和消除贫困的过程是与各国经济现代化的历程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当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相当数量的绝对贫困人口，且已危及到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因而消除贫困就被视之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的核心。同样，减轻和消除贫困也是中国现代化过程必然要解决的历史课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就把迅速摆脱旧中国留给我们的贫穷落后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我们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微型金融对女性减贫的影响:基于金融赋权视角的分析

目前中国贫困人口中的女性化趋势现象不容忽视。微型金融作为一种以促进性别平等为目的的扶贫方式创新,已成为满足女性贫困群体金融需求的运作模式。微型金融可以通过信贷和保险服务获得渠道、赋权效应等促进女性增权,不仅可以借助小额信贷服务加强女性对资源的控制能力,而且可以借助参与式扶贫项目,自下而上增加女性的能动性和可行能力,从而有利于女性反贫困。中国微型金融在甘肃、河北等地的实践表明,微型金融(特别是妇女小额信贷)是扶助农村贫困妇女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反贫困工具的创新。实证结果也发现,微型金融机构扩大女性借款人群体的覆盖面有利于其实现经营绩效与社会绩效的协同发展。因此,应加大教育投入,重视并加强女性素质教育;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推动微型金融可持续发展;完善互助合作社融资模式,加快扶贫融资模式改革;发挥妇联组织的特殊优势,构建适合妇女小额信贷的政策环境。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减贫的演进轨迹与科学路向

城镇化是实现减贫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城镇化缓慢起步阶段,城镇化进程几乎停滞,对减贫的效力不大,并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初期,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并有力推动了减贫事业的发展,但城乡差距也被拉大;2013年以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进入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扶贫开发、由“减贫”向“脱贫”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阶段.经济新常态下,应坚持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扶贫开发,尤其应重视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城镇化的减贫效应;要建立和完善以新型城镇化推进减贫事业的政策支撑体系,并着力推进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小城镇建设.     

从收入扶持到资产拓展:社会救助扶贫的政策转型

在当前精准扶贫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基于收入贫困的收入扶持救助政策面临瞄准偏差、社会对立、污名效应、贫困陷阱等实践困境。基于资产贫困的"资产拓展"救助政策在我国既有可行性,又有促进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稳定、资产积累以及技能的专门化与专业化等潜在优势。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占农村贫困人口家庭总收入比重偏低,财产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不显著,尤其是对贫困率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为使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且具有可持续性,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社会救助扶贫政策应进行转型,以资产拓展为调整方向,拓展资产收益项目,建立参与式资产管理制度,开展监测评估,让农村贫困人口成为有资产者。     

贫困的社会建构、再生产及应对:中国农村发展30年

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贫困问题表明,现代化的发展困境、制度或国家政策的政治性干预、社区贫困文化的再生产、教育的实践逻辑等构成了农村贫困的根源,而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全球化与经济危机、土地制度与政策调整、过分的财政依赖和现代化的意外后果带来了农村贫困的再生产.事实发现,重视穷人的主体性参与、增加和完善对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改变国家强制性干预发展的逻辑和未来战略的重新定位等能有效应对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