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的语素化

＂侵＂的历时发展经历了语素化过程,即由先秦独立的成词语素变成了现代汉语中黏着的构词语素,这一演变过程大约在元明时期就已经完成了。＂侵＂语素化的显著特征是,＂侵＂由先秦多义单音词,变成了现代汉语中语义较为单一的构词语素,历时演变中＂侵＂的语义泛化了。     

“补天石”在古代小说中的发展印迹

女娲氏是中国人的始祖神、创世神,女娲神话是中国的创世神话,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女娲补天的故事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产生持续影响。＂补天石＂在古代小说中出没幻化,在《豆棚闲话》、《红楼梦》、《五色石》、《新石头记》等书中一再现身,从五色之石到幻形入世,＂补天石＂经历人化的过程;＂补天石＂故事在小说中不断发展,反映出时代变化,也反映出人对自身生存对文明认识的发展,更反映出小说的演变。     

“兴”为“取譬引类”说——兼论风、雅诗篇的一个重要创作特征

《诗》中相同或类似的＂兴辞＂常常在不同的诗篇中反复出现,用以造成相同或类似的表现效果。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表示节候的兴辞出现于三首不同的诗中＂;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出现在两首诗中。大体类似的如＂××于飞＂＂、采采××＂等,出现频率多至十数次。比较有趣的是这些兴辞亦多见于《夏小正》《月令》或《易》卦爻辞中,这表明＂兴＂本不专属于《诗经》,也自有其古老的源渊。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考察,《诗三百》中的兴,常常表现为对古有现成的＂兴辞＂的引用,这一现象在风、雅诗篇中非常普遍。这不仅暗示着《诗经》诗作成型前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演变历程,而且也说明风、雅诗篇在形式的选择和诗材的捕捉方面所采取的＂诵古＂与＂造篇＂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算学”、“数学”和“Mathematics”——学科名称的古今演绎和中西对接

＂算学＂和＂数学＂是中国古代已有的语汇,在对译西方＂Mathematics＂这一学科概念的过程中,出现了二者混用的局面。＂算学＂和＂数学＂的演变和发展,以及＂Mathematics＂译名的确立,经历了复杂的语义变迁和中外对接过程。     

从赎罪到涅樑——张贤亮大墙文学创作思想的演变

本文考察了张贤亮在大墙文学创作上的思想演变,通过对其三部代表作品《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习惯死亡》的比较,指出张贤亮在反思历史时,其创作思想经历了从“政治功利主义”到“人道主义”再到“个性主义”的发展演变和不断深化的过程     

论庄子的小说观念

《庄子·杂篇·外物》提到的＂小说＂并非偶尔使用的一个词,而是指不合于道家思想即不能＂大达＂至道的其他诸子学说。＂小说＂不仅指一种言论方式,也同时指一种文体形式,它属于先秦诸子说体文的范畴。而说体文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产物,且其本身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汉书·艺文志》正是沿袭了庄子的＂小说＂观念,将小说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著录于《诸子略》,完全符合先秦两汉的学术生态和分类习惯。而所谓＂小说家出于稗官＂云云,更是点明了小说与政教的关系。这种从政教学术的角度来认识小说价值,从杂说短记的形式理解小说的文体特点,是中国古代传统子部小说的基本观念。因此,庄子所云＂小说＂决非＂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实具有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创始意义。     

从“三国精神”到“三国演义文化”精神——再论《三国演义》的思想及其形成

《三国演义》经历了中国古代其它小说都未曾有过的特殊发展、演变和创作过程。从表面上看,《三国演义》在明代才面世,但是,只要我们追踪其从历史到小说的整个发展过程和种种关系,我们就会发现,《三国演义》从萌芽到成书,经历了多种表现形式和发展阶段,经过了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的群众创作,在这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体系,它包括与三国历史和《三国演义》有关的,如:《三国志》、魏晋六朝有关三国的故事传说、杂史笔记、“说三分”、三国戏曲以及各时期有关三国的诗、词、歌、赋、跋、序等等     

从赎罪到涅槃—张贤亮大墙文学创作思想的演变

本文考察了张贤亮在大墙文学创作上的思想演变，通过对其三部代表作品《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习惯死亡》的比较，指出张贤亮在反思历史时，其创作思想经历了从“政治功利主义”到“人道主义”再到“个性主义”的发展演变和不断深化的过程。     

“第一人称与内隐动词共现”结构语法化过程中的语义演变

文章从汉英语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第一人称和内隐动词共现＂结构出发,探讨＂我想＂和＂I think＂语法化过程中的语义演变情况。文章认为,这一结构经历了从＂思考义＂到＂认知义＂,再到＂话语义＂的语义阶段。在整个语法化过程中,＂我想＂和＂I think＂经历了句法再分析,由＂我＋想＋NP＋VP＂逐渐演变为＂我想＋NP＋VP＂作为话语标记的常规构式。并在这一过程中,受内隐动词＂想＂/＂think＂的影响发生语义演变。     

《说文解字》所收度量衡量词简论

我国度量衡起源很早。历代度量衡都经历了不断演变的过程。《说文解字》所收度量衡量词大致包括长度单位量词、地积单位量词、容量单位量词、重量单位量词等。其说解简明扼要,溯源穷流;有点有面,各成系统;既言汉世规章,又述周代古制。《说文解字》对所收度量衡量词的说解,充分反映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     

薤上朝露何易晞，蒿里千载有余哀——从挽歌的角度看《薤露》、《蒿里》的演变

挽歌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薤露》、《蒿里》这两首乐府古辞经历了从挽歌到丧葬仪式的过程,在魏晋南北朝发展为乐府诗《薤露行》、《蒿里行》.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曹操的《薤露》、《蒿里行》.在此过程中既反映了文学如何从实用走向抒情,又借此演变体现出挽歌在文学发展中的意义.     

“小姑始扶床”辨释

现行版《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有＂小姑始扶床＂一句。＂扶床＂的释义众说纷纭,出现许多牵强之解,将＂小姑＂的年龄解为十岁左右。从典籍用例来看,＂扶床＂一词已见于南朝佛经,是文化交流引起＂床＂的形制改变后出现的。＂扶床＂有三个义项：本义为扶着床,引申专指儿童扶床站立或学步,进而泛指儿童年幼,经历了一个词义演变的过程。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版本及成书情况来看,原本可能无此句,＂小姑始扶床＂当源自顾况《弃妇词》。不能将＂扶床＂的＂小姑＂理解为十岁左右,＂扶床＂实指其年幼。     

从明清《牡丹亭》评点看“情”的嬗变

“情”的阐发是明清戏曲批评家热衰谈论的重要话题.笔者以明清关于《牡丹亭》的评点为中心,通过考察“情”在明清两代的嬗变,揭示了汤显祖所标举的“情”在明清士人那里经历的三重变奏,而这种变奏既与明清时代思潮的潜变相表里,又与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精神气质的不同倾向密切相关.     

异化的主体——《野草在歌唱》的拉康式解读

有关多丽丝·莱辛处女作《野草在歌唱》中的玛丽的悲剧根源众说纷纭。拉康的主体理论揭示了人在其主体形成的过程中经历的两次＂异化＂。运用拉康的主体理论,通过对玛丽自童年开始一系列不幸经历的剖析,探究造成其悲剧的原因。对＂镜像阶段＂所形成的＂理想自我＂的追寻导致了玛丽主体意识的萎缩。拒绝接受＂父亲之名＂使她更脱离现实世界,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     

“五四”启蒙运动的反思——个体与群体:究竟以谁为本位

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想写篇文章。查阅资料,闭目沉思,思绪杂然。待及读了李泽厚先生《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顿有启迪心智之感。这篇纪念短文,就是李文读后的感想。手段:个体本位主义代替群体本位主义马克思认为,人的独立性,“只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各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以血缘群体为本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个体普遍沉没于群体之中,对     

数量结构非范畴化为副词

非范畴化是语言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演变机制。在汉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一把＂、＂一下＂和＂十分＂等数量结构逐渐非范畴化为副词,并与数量结构的句法特征明显不同。其非范畴化的认知基础是量词和副词在概念表达上的邻近性和相似性,认知方式则是转喻和隐喻。     

“不可限量”考辨

关于＂不可限量＂是否是成语,不同的辞书观点不同。而在部分认为其为成语的辞书中,对其来源,意义发展演变解释不够完善精确。经分析考证,我们以为,＂不可限量＂是成语,最早见于三国吴支谦的译经,进入中土文献后,意义开始引申,并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开始具有了褒义色彩。     

浅析《庄子》的文学首创性*

在诸子百家中,庄子作品的文学性是最强的,其文学成就也是最高的.庄子作品具有一套特殊的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结合《庄子》中的相关作品,浅谈一下庄子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对文学理论、文章篇题以及写作思维等方面的独特贡献.     

论周文王形象的生成与演变

从历史人物到《封神演义》中的艺术典型,周文王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纵观文王形象演变轨迹不难发现:其丰满的政治家形象一元化了,其身上对纣王的反叛性逐渐减少了,个人道德修养则日益趋向完美,这种演变趋势在《封神演义》中达到了极致。这与《封神演义》一书诞生时的文化语境紧密相关,特别是与宋明理学对伦常道德的大力提倡,对君主"心术"的极端强调以及对帝王理想人格的设计分不开;同时也与晚明时期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白猿传书”模式初探

从《山海经》等早期文学典籍到唐传奇和明清小说中的白猿形象,经历了从单纯的珍奇动物到淫邪好色的猿精、修道练气的灵猿的演变,最终定型为看守和传授天书的仙猿角色。促成这一演变过程的主要原因,一是天书和白猿皆与道教有关;二是白猿本身所具有的诸多有利因素;三是古代的白色动物崇拜。在白猿传书模式的背后,是白猿形象逐渐＂社会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