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情:作为审美经验的兴起与式微

"缘情"不仅是关乎诗歌性质的概念或定义,而且还代表了古人鲜活的审美经验。缘情作为审美经验,在反拨与改造言志传统中萌生,两汉的诗歌创作实践体现出从言志向缘情转折的迹象,《古诗十九首》奠定了"感物缘情"的审美经验模型。曹魏至西晋太康的诗歌承续十九首的传统,将"感物缘情"审美经验固定化。玄学启引的崇情思潮推动缘情审美经验发展,催生了诗文理论的缘情说;但玄言诗的兴盛动摇了缘情美学赖以存在的根基,缘情审美经验走向式微。其后有关"缘情"的阐说往往在解释学意义上创新,却不能主导诗歌的审美经验和创作技术走向。在中国美学史上,缘情美学尽管地位重要,但仍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解释限度。     

"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兴"是一以贯之而又发展变化的美学范畴,既是古典诗歌的创作理念,也是古典诗歌的美学追求。"兴"的美学嬗变过程,主要表现为从先秦两汉时期的政教之"兴"到魏晋六朝时期的审美之"兴",再到唐代及以后的审美与政教相结合之"兴"的过程。循此过程,可以探明"兴"的美学内涵及其嬗变路径。     

亲历经验的书写和愤怒情绪的泼洒——当下打工诗歌的意象阐析

"打工诗歌"以直面打工生活的勇气和责任,通过各种原生态的意象书写记录当下打工生活情状与疼痛经验,体现了文学对底层民众的悲悯情怀.这些诗歌意象提供了打工生活的直观和丰富,也呈现出简单化、理念化的倾向.同时,代言式的愤怒情绪的泼洒,一定程度上阻滞了诗歌意象的美学思考.     

王夫之“兴会”说的美学意义

如果说"赋比兴"及"兴观群怨"之"兴"引导王夫之诗歌美学走向以情为主的诗歌本体论的话,那么他提倡的"兴会"说则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思维方式推进了一大步.王夫之把"兴会"上升为审美活动的源发性范畴,这一方面表现出明清时期中国诗歌美学的成熟,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兴会"说自身的不断丰富和深化.王夫之对"兴会"审美感兴的重视使得这个古老范畴最终与哲学思维建立起疏通的纽带,使其与"以兴起情"说为主的"赋比兴"诗论和"兴观群怨"的"四情"诗论联结在一起.古典诗歌美学的历史演进和逻辑进程在王夫之身上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西方审美文化的输入与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现代转型

西方审美文化对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影响大致以1840年为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状况,1840年前较为微弱,1840年后则不断地增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第一次高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审美文化,尤其是美学思想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涌入并渗透到中国,引发了中国文学界自觉的美学意识,直接推动了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型。一些受到西方美学思想影响的哲学家、艺术家,同时又是诗学家或诗人,他们纷纷自觉地以审美眼光观照诗歌,或者从审美视角进入诗歌现象,对古今中外诗歌进行深入研究,或者以自觉的审美意识来创作诗歌。西方美学思想,特别是诗歌美学成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催生婆,在中国诗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起了关键作用。中国现代诗学家或者直接引入西方美学范畴,或者受到西方美学思想的启发,对中国传统的诗学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基础的形成正是中国现代诗学家们在西方美学思想启迪之下,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结果。     

王夫之与古代画学之道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他所建立的美学体系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美学思想虽以诗歌审美意象为中心,但诗画一律,其蕴含了古典诗歌艺术与传统绘画艺术所共同追求的审美旨趣。论析王夫之诗论思想中关于"天人合一"、"神理论"与"象外说"等艺术观点与古代画学之道的内在联系,从而深化其诗学理论的意蕴,也对研究中国传统绘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为构建现代美学具有重要意义。     

陌生化的手法在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中的运用

运用"陌生化"理论分析狄金森的诗歌,探索其诗歌在形式、格律音韵以及语法语义上等各方面对传统的叛逆及其相应的陌生化效果,总结她的诗歌独特的美学价值。     

经典小说摹写人生幻象的“杂色性”美学特征

与经典诗歌、经典散文、经典戏剧等不同,经典小说具有摹写人生幻象的"杂色性"美学特征。经典小说一般主要通过题材涉猎、手法驾驭、风格探求等方面的"杂色性"来摹写一个不一定符合事实然而又有可能存在的人生幻象。这种"杂色性"意味着不囿于作家视野和外观世界,是经验世界被作家的心灵折射之后的结果。     

论"诗教"的美学渗透途径及其功能

孔子是我国“诗教”的开创者。他十分重视诗歌在人的道德方面的教化作用以及“兴观群怨”等各种社会作用,但他却忽略了“诗教”中的极其重要的美学作用。受孔子的影响,后人对诗歌的美学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诗歌之所以千百年来流传不衰,主要是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美”是诗歌中一个极其活跃的因素,诗歌中的美学渗透作用同样是巨大的。     

船山诗学的雅俗之辨

"雅"与"俗",是美学史上一组古老而弥新的概念。王船山对这一命题进行诸多探讨,因为自身经世致用的哲学内省与经历民族动荡的时代忧伤,船山诗学的雅俗观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与典型的个性特征,丰富了诗歌的雅俗美学。     

“梁甫(父)”题材诗歌的演变及其审美特征

不同时代的"梁甫(父)"题材诗歌在内容、体裁、功用及数量上出现了新的特征。这些诗歌在美学特征上以真善为创作基调,以"断章取义"的手法和创作思维促进诗歌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以三种创作模式进行传情达意,在诗歌体裁的选择运用上充分体现了中国诗歌自律与自由的美。     

“盘峰诗会”与叙述中的“90年代诗歌”

1999年的"盘峰诗会"是诗歌界此前关于"90年代诗歌"不同认知、立场、态度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引发了此后持续数年、参与人数甚众的诗歌论争、论战,其中既体现着不同诗歌追求和美学取向的分歧,也表征出微观诗歌场域中话语权力的争夺和人际关系、利益纠葛等的影响。"盘峰诗会"及相关的诗歌论争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此前诗歌的稳定性格局,呈现出新的力量对比和板块结构,对此后的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并作为典型个案,凸显出中国诗歌尤其是诗歌批评的诸多内在问题。     

浅析英语诗歌语言的美学特质及其可译性障碍

诗歌翻译的本质是再现原诗的美学特质。英语诗歌语言的可译性障碍在于诗歌文本内涵的复义性;在于诗歌语符向多维空间扩展所获得的审美张力;在于诗歌功能在多层面上展开而呈现的美学特质。     

"典故的有意误读"——李贺诗歌美学的一大亮点

典故的"有意误读"是李贺诗歌美学的一大亮点.由于有意误读,典故原义与语境义之间便构成对话与冲突,从而在诗句中形成语义裂隙,诗意变得隐秘而复杂."任公子骑白驴"、"虞卿"、"千金买骨"、"魏明帝青龙九年"作为个案,对李贺诗歌的典故误读现象进行详细解析,以期窥见李贺的隐秘文心,彰显李贺诗歌的独特审美风貌.     

中古美学围绕着意境的立与破

以比兴为核心的诗歌原则及其组织规则决定了古代中国诗歌经验中人与自然互相亲和交感的基本性质。它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主流审美经验。然而,诗歌史上后来曾经起来另一种特异的诗歌经验,它无本体、非假名,无比兴、非联想,色空不二分、情景非二致。它兮兮神秘,置中国古人的感性经验于纯净透明之境。这一诗歌经验之转型,它成功于唐代,而以往我们习焉不察,并不能真正把它与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以来的古诗传统从性质上加以厘别。显然,强大的主流读诗法则如比兴,如言志,如缘情,设障于通向此一新的诗歌经验之路。本文欲借道于纯粹认识论,以现象空观为基本范畴,对意境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诗歌经验之转型加以哲学美学之追问。     

黑暗中果实的圆熟——论戴望舒后期诗歌

回顾了戴望舒前期和中期诗歌创作风格的发展变化,探究了后期诗歌集中的诗集《灾难的岁月》。诗集根据创作时间总体上分为抗战前后两大部分,诗歌风格前后有所变化,在分析了每个部分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之后,对戴望舒诗歌进行"经验的生长"这一角度的阐释。戴诗的后期诗歌是"经验生长"的结果,在戴望舒经历了人生与时代的洗礼后心智思想成熟,同时诗歌艺术风格发展变化,都有了新的突破。后期诗歌是他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     

诗词创新的本源——断裂与新生实践与观念

白话文运动后,新诗替代旧体诗词,"自由诗"近百年来一直在诗体建设的困境中挣扎,分析中国诗歌特质,重新审视民族诗歌发展的可能性是必要而必须的;旧体诗词被国外誉为"中国诗形",其现代转型将为中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提供可行的美学路径;创作观念的革命是诗词创新的"瓶颈",实践是诗词创新的本源,参与社会转型、价值重塑的"新人"是诗词创新的主力.     

毛泽东的美学思想新论

本文认为,"以人民为本位"是毛泽东美学思想的核心,"读者意识"是毛泽东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经验是毛泽东美学思想的实践品格。毛泽东的美学思绪并不来源于书斋,而是来源于革命的实践,它至今仍然给我们以许多的启示。     

语言中心论与钱钟书的诗歌价值论美学

钱钟书的诗歌美学体现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从语言中心论出发,他强调从玩味诗歌语言来感悟诗歌的审美价值;从诗分唐宋的解释中,他强调中国诗歌美学的双重价值意向;从中西诗歌的神秘主义感通中,他强调语言的妙趣与心灵的无限拓展空间。应该承认,钱钟书的诗歌价值论美学对于当代中国诗学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苏轼诗歌美学思想发微

苏轼诗歌美学理论是一个极其丰富、深邃、广博、璀灿的艺术宝库,有待作系统、全面、深入的挖掘、整理、研究。其关于诗歌美学的理论,如:贵传神,崇妙理,尚自然,主情致,求含蓄等著名论点,既是其创作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其深入思考、不断探索的艺术理论结晶,更是其诗歌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且构成了苏轼诗歌美学理论的完整体系,在我国古代诗歌理论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