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儒、法、道在治世中的递嬗现象研究

本文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分析了战国末年至秦朝法治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历史必然和内在逻辑,阐述了法治走向极端后开放性道家的治世思想成为汉初统治者的必然选择,解剖了西汉中叶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归宿及其儒术凸显的根源.从而揭示了秦汉之际儒、法、道三家在治世中呈现递嬗现象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杨朱学说新论

杨朱之学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一家之说，自先秦以来屡遭扭曲，或被人目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或被视为全生远害的道家养生学说。本文通过梳理先秦汉魏典籍及探究杨朱学说产生的时代社会背景，指出杨朱思想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治世理想，并分析了这种治世思想各受肢解扭曲的内部及外部原因。     

浅探屈原法治思想的来源

屈原思想中存在儒家、法家、道家思想成分,这已为大多数学者承认,但是屈原法治思想部分却最被忽视,研究最不深入,据于此,讨论屈原法治思想将从屈原时代的法治思想特点出发,以屈原辞为依据,探索屈原法治思想的来源应是齐法家学派。     

试析道家法律思想的积极方面

试析道家法律思想的积极方面徐进，姬红艳人们对道家思想的一般评价是消极无为，这个一般评价，加上道家对法家法治持否定的态度，使道家的法律思想也很难获得优于消极无为的美称。至于以“法律虚无主义”①说庄子，就更加把道家在法律上的消极推到了极端。我们认识到了道...     

黄老学社会历史地位之再认识——从道家“无为”、“无不为”说起

道家学说究竟主张“无为”、还是“无不为”,历来是学者争议的重要命题,也是研究黄老学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无为”、“无不为”之说各有其理,亦自成一家之言。基于道家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脉络,对黄老学的社会历史地位加以重新审视,显得尤为重要。长期以来,黄老学被人们惯以道学指归。重新认识黄老学思想的学派特性、历史地位及其功用,这既是对道家思想的合理解读,也是对黄老学思想发展的价值思考。     

先秦道家虚、静思想及其演变

作为道家思想的一对核心范畴,虚与静内涵相通,义相互摄。它们既贯通着道体与发用、境界与工夫,也和道家思想的其他重要范畴如自然、无为、柔弱等内涵相通,彼此间存在着互为诠释的关系。从老子、庄子到黄老道家,虚、静的意蕴及其在工夫论和政治哲学上的表现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演变。其中,由早期的工夫境界论范畴转而成为一种人君的御臣之术,是虚、静内涵发生的一次重要变化。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先秦道家的流派分化之状,也展现了晚周之际的治术之变。     

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逻辑、重大意义与实践要求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逻辑,体现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内在要求,反映了系统总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当下我国法治领域现存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需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锚定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规划,强化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谋划,开拓涉外法治工作的国际视野。应在科学的法治理论指导下,继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向前推进。     

论道家治国治身治心思想体系——以《老子》、《管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为中心

许多学者论述道家思想,往往把道家治国治身思想相提并论,认为道家治国治身思想是身国同治,治国治身是一体两翼的思想体系。但是,此种观点并没有深入到道家隐而不显的思想内核——治心思想。笔者认为道家实际上早就系统地提出了心治则身治、身治则国治的思想。依据道经首次揭示了道家治国治身治心思想是心身国同治的思想,论述了"道"是贯穿于心身国的主线,阐述了三者是互相贯通三体合一的思想体系。     

《淮南子》伦理思想:道、儒、法之融合

《淮南子》将思、史、事三者相结合,力求寻找理论思考、历史经验及现实需求之间的联结点,为无常生活提供可循之"常"。为此,《淮南子》既传承了道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观念及精神气质,包括以自然为核心、万物的视野、反思批判精神与反本的指向。同时,它又站在道家立场上,借己与群的不同需求、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之分,给予其他各家思想发挥作用的空间,吸收各家伦理思想来弥补道家力有未逮之处,通过思想融合完成治"伦理之序"之目的。     

论宋代文学精神的对立统一

“睿智”是宋代文学精神的精髓与灵魂，在它的统摄下，宋代文学精神呈现出继承与独立、理性与情欲、悲观与达观等多元化矛盾的和谐统一。生发“睿智”这一精神核心的根本原因是宋人能将儒、道、释三种思想实现内在融合，从而生发的睿智的人生哲学：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治世哲学，以道家思想为主的养生哲学，以佛家思想为主的修身哲学。     

道家情怀与二月河、唐浩明小说的境界

道家文化对于二月河、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家思想精髓不仅使二月河、唐浩明获取了匡扶人性扭曲的有利资源,其关于个体独立的精神诉求也启悟作家以一种大胆超异的视角去把握历史的内在精神,并取得了成功。考镜道家文化对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滋养,对于学术文化视野下拓展历史小说研究畛域,加强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并存不废，会通所长——《淮南子》治国思想论析

《淮南子》一书包含了丰富的治国思想,但历来学者由于过分强调其道家色彩而未能揭示其全貌。实际上,关于如何治国,刘安对道、法、儒等各家主张并不偏废。大致说来,《淮南子》治国思想表现出以下四端：1．继承和发展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2．吸收了法家的法治主义;3．张扬了儒家的人治思想;4．追求变通以及会通诸家所长。     

古代法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消极影响及对策——以儒、法、道治国思想为视角

在我国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结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容和特点,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对比古代儒家法家道家三家的治国思想,在肯定其积极影响的同时,提出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消极作用。为了更好地建设法治社会,本文认为应该从批判的角度看待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继承。     

《淮南子》道法思想管窥

《淮南子》中蕴含有丰富的法治思想,从总体上来讲这是一种道法思想;它是把法家与道家、儒家思想融合而成的产物,主要体现在法与道,与势、术、时以及礼义的关系;这种集先秦百家之长的道法思想对当今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严遵、扬雄的道家思想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此后处于在野地位的道家思想依然以支流或暗流的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道家学说处柔守雌、超然物外的思想倾向,也往往成为失意士人心理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依托,引起他们的共鸣.另外,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不断加深,许多士人将目光转向诸子之学,其中相当一批士人追慕、向往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试图搬出道家学说作为救世良方.严遵著<老子指归>,继承、发挥<老子>之说,提出了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和辩证法思想.扬雄撰<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对道家思想多有融摄和发展.     

汉代儒道互补及其对汉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道家的黄老之学在汉初一度成为统治思想,汉武帝以后,尽管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但由于儒、道这两种学说之间既有差异性,又有互补性,所以,每当社会动荡、世风日下、虚妄高张、儒学僵化衰微之时,道家思想便成为人们心目中匡时救弊的药方,成为儒家学者吸取的对象。儒、道相抗相补特别是道家思想,对汉代文学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无论是创作理念还是作品的思想内容,都在汉代的诗、文、赋作品中有着充分的表现。     

孔子的人格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 孔子最早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人格和人格教育、人格修养思想。他的人格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发展的方位, 陶铸了历史上一代代崇高伟岸人格, 成为民族传统精神的精粹。文章对于孔子人格思想的内涵、特点、现代价值、对其应有的正确态度, 以及关于汲取、借鉴墨家、道家、法家和国外有价值的人格思想等问题, 进行了论述     

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中国古代“治世”的概念、内涵及其影响

“治世”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追求的最高形态之一。早期“治世”概念道、儒、法、墨诸家并用，后被佛教化用，最终主要成为儒家治国的理念。“治世”的内涵具有一整套理论体系，物阜民丰、户口大蕃、任用君子、德治刑措、重文备武、四夷来朝等是最主要的内涵。“治世”这一概念，还催生出了一系列衍伸内涵，并与之成体系，比如治世之音、治世之礼、治世之文、治世之诗、治世封禅、治世祥瑞。“年号加盛世”的组合概念，古人使用得极少。在典籍之中，盛世主要运用在“唐虞盛世”“三代盛世”等三代时期，“开元盛世”古人称为“开元之治”,鲜有“康乾盛世”的提法，“年号加盛世”的概念多为今人对古代国家物阜民丰状态的概括。作为概念的“盛世”运用多于“治世”可能还要到近代以后。“三代之治”与“贞观之治”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套治世体系：前者是虚构可层累的概念，往往被学人借用为申说自身治国理想的工具；后者实际发生过，是古人艳羡与师法的对象。     

法、活法与自然法——立法的性质和原则分析

理性主义奠定了以立法为圆心的法典中心主义的法治进路 ,其思想资源是自古希腊开端的实在法与自然法分离的自然法思想传统 ,它促成了近代法治基本结构和观念的形成 ,法治的普世主义和浪漫主义也由此而生 ;而历史法学、社会法学直到后现代法学则在质疑法典中心主义法治观基础上 ,进一步将实在法分裂为法与“活法” ,在降低立法重要性的同时铺展了更为开阔的法治进路。法治的重心转移到了活法。立法的性质和原则在变迁中的法治语境下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