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本草》所据《本草经集注》底本的有关问题

《本草经集注》原有三卷本和七卷本两种,《新修本草》是以七卷本为底本修撰的。以出土《本草经集注》残卷与《新修本草》相校,可知《新修本草》所据《本草经集注》底本,有与他种《本草经集注》传本不同处。     

晋唐间神农系《本草经》演进的路向及推力

魏晋之后神农系《本草经》元典地位式微,本草学界多家并存,直至南朝的陶弘景,神农家才再次被推拱到医学界的核心地带。陶弘景一面通过神农家有效整合时代新说,另一面又保持神仙之说。他是以《神农本草经》旗号表述一家之言。至唐代,朝廷医官在政府的支持下重修陶的旧作,是为《新修本草》。《新修本草》在绘图、勘误、补充若干条文、扬弃神仙说的层面超越原先。《新修本草》借着国家推广开来,神农家的权威地位终得确立。     

李时珍分类思想研究

李时珍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医药学家,他以毕生的精力,著成了《本草纲目》这部伟大的医药学巨著。李时珍“渔猎群书,搜罗百世”,仅《本草纲目》列出所引用的书目就达758种之多;他不避艰险,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弄清《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证类本草》、《开宝本草》、《本草图经》和《大观本草》等书的不实之处,并增加了374种新的药物。对于李时珍著述《本草纲目》的巨大成功,人们往往归结为注重实践和善于总结前人医药方面经验两条原因,这两条固然是李时珍成功的重要原因,但仅仅归结于此,还是不够的。如何将上千种药物和上万个附方分门别类地组合在一个体系中,这里有个分类的方法问题。前人的本草著述,除了对某些药物性能等方面的记载有错误外,在分类上也是不成功     

宋元以降本草书写与地道药材建构探论——以肉苁蓉和锁阳的入药史为例

早在《神农本草经》时代,肉苁蓉已作为常用药物见诸记载,而产地、药效几乎相同的代用药物锁阳则要晚至元代。锁阳最初纳入本草书写时,药物知识的早期约简化书写已经开始,药理之外的内容不再纳入当时的本草叙写。直至明末和清代,锁阳的地道药材知识才主要由医家之外的群体补充到比较完备。地道药材名录虽然仍旧由医家主笔的本草来记录,但地道药材的形成并非由医家来拟定。环境变化、药物贸易、医药分业等因素之外,疆域变动和药物知识撰述主题的更新同样也会作用其中。直至宋代《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之前,药物知识的不断增加仍旧是当时本草书写的主题,此后以医理契领已有本草知识的约简化书写逐渐占据优势。同时,随着医、药专业化的不断发展,到明清时非医理类的药物知识不再是医家着力叙写的内容。     

现存《蜀本草》中《新修本草》佚文考

对现存《蜀本草》中的《新修本草》佚文进行了考察,就医标记、来源等进行了分析,指出:在《新修本草》的研究辑复过程中,不能拘泥于《嘉本草》标记为"蜀本云",而忽视其中有《新修本草》佚文的存在;也不能拘泥于掌禹锡或唐慎微标记为"唐本",而不知其为转录自《蜀本草》者。     

《新修本草》卷数研究

《新修本草》卷数的记载有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卷之不同。诸家卷数记载不同的原因在于是否计入《药图》和《图经》目录。可能不同卷数的版本出现于不同年代,五十三卷为最早的版本,五十四卷、五十五卷乃后起者。由于传播中造成的差异,不同卷数的版本,其文字亦有差异。     

炼丹术与《本草经集注》中的矿物知识

《本草经集注》是陶弘景融摄医、道编撰而成的。陶弘景以中医本草学为基础,大量吸收道教服食方术尤其是金丹黄白术的药物知识,为丰富本草学矿物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开创了医家本草与道经知识相结合的本草著作编撰模式,对后世本草学产生重要影响。     

敦煌《新修本草》残卷概说

敦煌《新修本草》共包括6个残卷,分别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杏雨书屋、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及英国大英图书馆等。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D12242与日本藏羽40残卷可拼缀,大英图书馆藏S.4534与S.9434可拼缀,实为4个残卷。数量虽少,而价值极大。尤其是P.3714卷十残卷,以朱墨杂书的形式写成,是目前最接近《新修本草》原貌的残卷,为后人辑佚该书提供了较重要的参考依据。既往研究中已取得丰硕成果,集中于文本整理等方面,但对于敦煌残卷与其他《新修本草》写本残卷的比较,以及敦煌残卷辑佚价值的挖掘等方面尚嫌不足,仍待进一步研究。     

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的本草学渊源及价值——以草类为研究中心

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系删减其《本草成书》而成,具有明显的本草学渊源。作为独立于宋代本草学系统之外的一部简本史学家本草,郑樵将鸟兽草木辨名之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因此舍弃了本草学中最有价值的药理部分。以《昆虫草木略》中草类为例,可以见出其记载的植物种类、异名及特点在前人本草学著作中均有迹可寻,他只在细微处进行了有限的调整和补充,其中有可资参考处,亦不乏错误处。详尽揭示《昆虫草木略》的本草学渊源,有助于客观评价其价值,为相关研究提供更信实的基础。     

道家道教对中医学发展前期的影响

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立足于医疗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和总结,同时亦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以及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影响,因而在各个阶段上显出不同的特点。就中医学发展前期来说,战国至秦汉诞生的四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标志着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确立,这是中医学的创立阶段;魏晋南北朝有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和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等,又分别在脉、针、医、药诸方面补充、发展了《内经》、《本草经》,可谓充实提高阶段;隋唐五代则为前期的全面发展阶段。儒、墨、道、名、法、阴阳等都是中医学的重要思想渊源,其中道家思想对中医学创立和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根本,起着主导的作用。首先,道家是中国古代的自然主义,在认识自然和顺应自然这个根本问题上,中医学的学术思想倾向与道家的哲学主张是一致的。其次,在《内经》进入成书关键阶段的战国末至汉初,正是具有“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