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业融合、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差距

根据农村产业融合典型样态的考察和入户调查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人力资本对柑橘种植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融合组的户均总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明显高于非融合组,且样本农户收入既存在组内不同收入来源之间明显的收入差距,也存在融合分组之间的农户收入差距;农村产业融合变量对各分位点农户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且随着分位数提高缩小了处于低端和上端农户的收入差距;农业技能培训变量在10%和25%分位上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系数差均为负,表明参加农业技能培训会显著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家庭经济人口规模的影响力不仅普遍,而且都很显著,这也证实了农户人力资本积累对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性。     

我国城乡教育回报率差异研究——基于CHIP2002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城乡教育回报率存在较大差异,以Mincer方程为基础,利用CHIP2002数据,可以有效地考察城乡教育回报率的差异.以受教育年限为解释变量,加入性别、家庭背景等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表明,城乡年教育回报率差距为3.40％,再加入职位性质与产业类型控制变量后,城乡年教育回报率差距缩小为3.09％.以文化水平为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城乡教育回报率在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两个阶段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总体上看,城镇样本中等、高等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均高于农村样本.研究表明,在收入差异和教育回报率差异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城乡之间可能形成教育—收入的“马太效应”.     

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

依据2005年吉林省进城务工人员调查数据,应用微观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就业、收入和参与社会保险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教育、培训、工作经验和技术等级对农民工就业倾向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教育、培训、技术等级和工作经验对农民工的收入产生明显促进作用,其中接受高等教育、务工时间2年以上、接受一般培训或者具有技术等级的农民工比相应对照组农民工的收入高出20%、9.30%、11.49%和7.60%;教育、培训和技术等级对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接受高等教育、具有技术等级或者接受培训的进城务工人员参与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发生比是相对应参照组进城务工人员的发生比的2倍左右。     

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收入差距的新趋势——基于雇佣合约的视角

我国的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多样.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家庭调查数据,基于回归、分解和倾向值匹配等方法展开实证分析,考察在不同雇佣合约下工人收入的影响因素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并进一步区分不同雇佣类型工人的收入差距是市场有效性的反应还是市场分割带来的租金.回归结果表明,雇佣合约期限与收入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不同雇佣合约关系下的工人收入决定机制存在差异.进一步的分解发现,在均值和不同分位数上分割效应对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始终高于禀赋效应,即不同雇佣合约类型之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本文还采用分层倾向值匹配去除可观测的样本选择偏差,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不同雇佣合约之间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的收入差距这一结论.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外出成本对务工收入的影响

基于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利用我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运用多变量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外出成本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参与及务工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成本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参与和务工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     

机会不等与收入不均:城乡家庭收入的代际流动

文章提出了机会平等的定义,并给出了二阶随机占优条件下的检验方法。在控制子女努力水平后,利用CHNS数据从代际流动的角度考察了基于家庭背景的机会不等对子女收入的影响。分位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城乡子女收入差距越来越小,但由于机会不等而引起的差异却存在扩大的趋势。建议政府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供更多就业培训,为农村子女的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     

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以乡村振兴为背景

识别电子商务技术对农村居民增加收入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对于在农村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以2018年中国农村电商发展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电子商务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效应,发现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比未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民高83.6%。使用分位数回归和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分析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发现电子商务对低收入家庭的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中高收入家庭。政府应通过积极在农村地区推广电子商务、为农村居民电商创业提供政策支持、提高农村电子商务红利等措施,不断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效改善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质量。     

教育扩张政策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兼论教育政策的工资效应和分配效应

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通过因果性和异质性教育收益率的测量,实证评估了经济转型期两次教育扩张政策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1)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发现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其受教育程度具有正相关性,经验对工资的影响呈倒U型的变化趋势;(2)利用工具变量法发现教育扩张具有较强的教育价值,义务教育改革和高校扩招将个体接受义务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概率值提高了2.9和9.8个百分点,其社会经济价值则将工资水平提高了830.1%和181.9%;(3)利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及其处理效应模型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义务教育改革有助于收敛组内工资差距,但高校扩招扩大了低-高收入群体间的组内工资差异。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释放公共教育政策经济社会价值的政策建议。     

四川藏区农牧民收入水平、结构及差距研究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四川藏区农牧民收入有了大幅提升,但农牧民内部收入差距却呈现不断扩大趋势。文章基于四川藏区368个农牧民家庭的分项收入数据,考察了四川藏区农牧民收入水平、结构及收入差距特点。一般农牧民的收入中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分别占26.36%和44.44%。贫困户和低保户农牧民的主要收入是转移性收入。四川藏区农牧民的总体基尼系数为0.5429,收入差距处于较高水平。贫困和低保户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209和0.1438,处于收入相对合理水平。回归结果表明,种植业和转移性收入在不同分位数上都能缩小农牧民收入差距。养殖业收入在0.25、0.5和0.75分位数上,对农牧民收入差距起着扩大作用,在0.9分位数上起着缩小作用。因此,应大力提高农牧民种植业和转移性收入,有针对性地提高不同收入差距农牧民的养殖业和工资收入,精准缩小四川藏区农牧民的收入差距。     

教育对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

将教育引入到Sundrum(1990)提出的计算不同人群分组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分析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结构效应和压缩效应;并且使用OLS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不平等都呈现倒U型关系,教育对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先增加后减少,不能因为短期的高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高于低收入群体,就将持续的城乡收入差距归因于教育的增加。模型表明,即便中国未来的城乡收入差距不能减少,教育水平的增加也会通过影响劳动力转移因素等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压缩效应,最终缓解收入不平等。因此,长期而言教育水平增加不仅有利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还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     

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甘肃省14个贫困村的入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与拓展明瑟收入方程对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建立OLS回归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农户家庭的教育收益率整体显著,农户家庭年均教育收益率随着家庭平均教育年限的提高而递增;OLS回归结果表明家庭约束、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对农户家庭教育收益率有一定影响;进一步分位数回归显示,家庭约束、家庭经济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对不同教育收益率分布段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海西经济区农民工收入实证研究

利用对海西经济区实地调研数据,对影响海西地区农民工收入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统计显示2009年金融危机不是减少了农民工劳动时间,而是增加了农民工劳动时间;以小时收入为因变量运用OLS方法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小时收入与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工作年限、拥有专业资格证书等级等呈正相关,与年龄的平方、户口呈负相关;分位数回归分析显示与OLS回归分析基本相同,但高分位数和低分位数对不同类型的农民工略有不同。     

农民工回乡创业环境评价研究——基于江西赣州地区的调查

通过借鉴GEM新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创业环境分析框架,结合我国农村的具体实际,构建了农民工回乡创业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以江西赣州地区3个县市9个行政村280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民工回乡创业环境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回乡创业环境中的自然环境因素最好,经济文化环境因素最差,虽然总体创业环境一般,但改善的空间很大。为此,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区域经济,积极培育并弘扬创业文化,落实回乡创业优惠政策。     

福建省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探析

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福建省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培训、是否提出签订劳动合同意愿等因素对女性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产生显著影响,而教育、是否加入工会、企业性质等因素对其劳动合同签订影响不显著。研究认为,除重视劳动合同法律体系建设和执法监察外,还应当重视对女性农民工的培训,提高她们的权利意识和维权信心与能力,从而提高其劳动合同签订率。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庭德育问题及对策——以晋江市为例

家庭是未成年人进行道德教育的第一场所。作为特殊弱势群体的农民工随迁未成年子女,他们受到的家庭德育情况将直接影响到个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水平,也将影响到城市未来的建设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采用抽样调查、实地访谈、文献参考等方法,对晋江500名农民工随迁未成年子女家庭德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     

不同农户土地投入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辽宁省阜新市290个农户为例

以辽宁省阜新市290个农户土地投入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农户类型及土地规模两个角度对农户分类,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采用Tobit模型对不同农户土地投入资金进行影响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户技术投入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纯农户与兼业农户、小规模农户与大规模农户的土地投入资金显著性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农户技术投人受到农户特征及技术效果的显著影响。     

对“Easterlin悖论”的解读——基于农民工的视角

基于CHIPs调研数据可知,农民工收入与其幸福感的关系同样表现出“Easterlin悖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对农民工幸福感起正向作用的并非家庭收入本身,而是扣除生活必要开支后的剩余部分,说明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并不止步于基本需求的满足。（2）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严重损害其幸福感,但随着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其损害程度会逐步降低;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仅负向影响低收入者的幸福感。（3）收入对新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关注经济因素的作用,与城市居民、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均不利于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但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作用并不显著,说明他们并不将同村村民视为相对收入的参照对象。（4）当前,农民工的幸福感并非局限于单一的经济诉求,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流动方式等非经济因素同样作用明显。     

吉林省国有林区森林抚育补贴试点调查分析——基于4个林业局101户林业家庭调查

利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吉林省森林工业集团总公司所属4个林业局中101户林业职工家庭,对其参与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贴试点情况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政策知情、参与、执行、需求、评价及建议等。研究结果表明,吉林省森林抚育试点的实施存在以下问题:抚育补贴标准偏低,专业技术薄弱,职工对抚育试点了解不够,抚育任务下达时间紧、任务完成有困难。提出提高森林抚育补贴标准,加强营林人员技术培训,强化宣传教育等建议。     

徘徊在融入与隔离之间——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农民工都处于“政治边缘人”的地位,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本文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交往、组织化、政治参与意识、社会认同这五个方面的因素对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政治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最能解释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的差异,其次是组织化变量,接下来是政治参与意识变量和社会认同变量,社会交往变量对农民工在流入地政治参与行为差异的解释能力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