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尼斯商人》的女性人物塑造看莎士比亚的女权主义倾向

本文借助女性主义"妇女形象"批评方法分析《威尼斯商人》,发现莎士比亚塑造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女性主义批评家们所批评的男性笔下两个极端类型:好女人,坏女人;相反,他塑造了反传统的、具有现代思想的女性。同男性形象相比,女性处于主动、中心地位而男性则处于被动、服从地位,因而打破了父权中心,解构了父权社会对妇女的界定,指明了莎士比亚的女权主义倾向。     

我母亲/我自己——论《乡村女孩三部曲》中“她故事”的重写与再现

当代爱尔兰女作家艾德娜·奥布莱恩在小说《乡村女孩三部曲》中通过言说爱尔兰女性在民族主义、父权主义和天主教会重负下所遭遇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重写再现"她故事"——父权社会中真实的女性经历,表达其对女性生存空间的关注,从而在父权文本的空隙中开掘多维度的话语空间,用以女性为主的历史置换男性话语霸权的历史,在小说话语中反馈自我的主体性,藉以诠释女性自我的存在。     

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女性观

本文通过莎士比亚的晒部罗马悲剧和四大著名悲剧探讨了剧中反映的至高无上的父权意识、贯穿全剧始终的“阉割情节”以及莎翁笔下的两极化的女性形象，从而认为莎士比亚在其悲剧中反映的女性观是保守的、守旧的。比其在喜剧中反映的女性观更具有悲观性和失望感。     

试论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主体意识

莎士比亚在其喜剧创作中,通过女性对爱情、自由、平等及自身尊严和权利的追求,歌颂了女性的勇气、智慧和美德,阐述了新的女性审美标准.文章还从审美的角度剖析了女性弱势地位这一现象的历史成因,论述了莎士比亚喜剧中女性主体意识的思想内涵及时代意义.     

性别视角下的新时期女性文学母性叙事

在意识形态中心话语霸权逐渐消失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的女性文学母性叙事开始回归女性性别主体,逐渐剥落母亲神圣的面纱而显示出其凡俗而驳杂的内心世界,在文化策略上解构了父权文化关于母亲神话的定位和角色认同,然而也有一些女性文学叙事不惜以牺牲母亲的自然属性和天性来颠覆传统母亲形象,在解构男性期待目光下的那些忠贞隐忍、逆来顺受的"闺阁天使"母亲形象的同时,使女性文学母性叙事陷入了自我伤害的写作误区。随着母亲形象被极端丑化,一些女性作家开始致力于寻找理想母亲的写作尝试,呼唤与渴望"新母性"的回归。     

挖掘被压抑的主题——《最后旅程》与《简·爱》的叙事模式和叙事话语比较

《夏洛特———简·爱的最后旅程》揭示了《简·爱》所回避的男权社会的性别政治和性的权利问题,颠覆男权文化中将女性"他者化"的父权、夫权和神权,但是该文本将性解放、性放纵作为女性追求自我实现的最后出路,彰显了作者以男性文本为工具施实话语霸权的意识和意图。     

论《奥赛罗》中莎士比亚的女性观

莎士比亚不仅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在世界文坛也是一位文学巨匠。在《奥赛罗》中，莎士比亚对女性的看法是守旧的、遵循传统观念的。如果说他对女性的看法确实有所进步，那么他只是在男性霸权内进行了改革。他对女性的看法仍然与当时的道德伦理观一致。他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反映真实的生活情况，而狭隘的社会观念和莎士比亚本身是男性的事实，使在他刻画女性人物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带有轻视的色彩     

被记忆的他者——论《我的安东尼亚》的记忆书写

笔者从记忆入手对<我的安东尼亚>进行女性主义解读,分析作为白人男性精英文化代言人的吉姆·伯登如何通过记忆对安东尼亚等移民女性进行身体和精神的重塑,从而将后者囚禁在不平等的性别规范中.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男性记忆是塑造和重构"理想"女性的重要途径.男性借助社会赋予的话语霸权和对女性身体的居高临下的"注视"剥夺了她们的主体地位,使她们成为失语的他者.     

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呼唤--对西方四位戏剧大师关于女性问题的分析

在父权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学中,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刻划有两种趋向:一类是"灾星"形象,一类是"天使"形象,二者都有扭曲与片面的倾向.真正站在女权立场,表达女性呼声,探求解决妇女问题途径的是四位男性戏剧大师欧里庇得斯、莎士比亚、莫里哀和易卜生.他们立足于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之下,既具共性又富个性,但整体上呈现理性化、精神化、深入化表现女性抗争的趋势.     

女性文摘

王莎烈在2007年第4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撰文《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女性观》中指出，莎士比亚喜剧成功地塑造了一批闪耀着人文主义理想光辉的敢做敢为的青年男女的艺术形象，但这些男女（尤其是男性）人物身上仍然残留着父权制的道德观念，他们既追求爱情的幸福，可是又摆脱不掉金钱、嫁妆对他们的诱惑。莎氏喜剧中的女性观念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折射，     

论《阴道独白》中的女性身体政治

美国剧作家伊芙·恩斯勒的《阴道独白》揭示了女性遭遇的身体政治。文章借助米歇尔·福柯的身体政治理论,分析了女性眼中的阴道形象及女性在两性性关系中的客体地位,剖析了剧中女性对阴道社会文化禁忌的挑战,探析女性身体政治意识的觉醒及其对父权压迫的反抗。指出在父权文化下,女性应敢于拒绝男性话语对女性身体甚至女性自身的塑造与定义,重建主体身份与自我意识。     

话语权和话语：两性角色的“在场”姿态

随着两性角色的话语权再分配,中国女性在父权社会秩序中重新定位。男性话语赋予女性双重能指的修辞化命名,“女人”作为能指,在亦“玉”亦“瓦”的喻象系统中漂移。在男性霸权中崛起的“女强人”,是对男性话语权的不成功的抗争。     

古希腊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文化阐释

西方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即作为历史符号的海伦;"家庭天使"型的珀涅罗珀;还有"悍妇"型的美狄亚。她们都是欧洲社会进入父权时代之后父权制度下的产物。对古希腊文学中的三种类型女性加以比较,可以看出现实生活中男性对女性的希冀、评价与控制,折射男性心目中的女性价值尺度。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莎剧女性叙事

如果用结构主义的视角来考察莎剧的女性叙事,可见无论对女角之女性温柔与聪明的颂扬,还是对其深具男性之粗犷甚或野心的批判,都是以父权秩序的稳定为起点与依归,以女角参与男权话语之过程为情节,以女角是否认同自己的社会身份为悲、喜剧之分界和结局,从而构成一个看似线性而实则循环的叙事模式。而莎剧中这一以女性进入与退出男性话语为旨归的父权叙事结构,正是对女性社会性别之建构过程的完整阐释。     

莫里哀与莎士比亚喜剧艺术比较

文章对在莫里哀和莎士比亚比较研究中出现的拿莎士比亚的悲剧与莫里哀的喜剧相比较的现象提出异议,指出应在喜剧范围内比较他们的创作,并找出他们在塑造人物、编织情节、制造喜剧效果等方面的特点,提出就喜剧而言,莫里哀和莎士比亚同样伟大,对传统的"扬莎抑莫"现象提出质疑。     

“五四”的回声与询唤的“主体”:陈凯歌电影中的女性困境

陈凯歌在其作品中展现了丰富多变的女性形象,描绘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体发展脉络。陈凯歌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展示了争取自由的女性形象,呼应的是"五四"传统。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女性的崛起,女性主义批判让寄生在传统价值观中的父权土崩瓦解。但旧文化下的性别秩序内核——父权又迅速与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结合,在新的环境下将女性询唤为为其服务的"主体",消解了女性一度争取的自由空间,带来了女性发展的新困境。     

父权文学传统描绘下的爱尔兰地图——浅论后殖民主义关照下的爱尔兰文学传统与爱尔兰民族主义

文章以由话语绘制而成想象的地图(cartographic presentation)探讨爱尔兰父权文学传统借由书写、再现的行为,在延续凯尔特文化传统的过程中重新建立自身主体性,进而重新绘制爱尔兰的新地图的尝试。但同时透过解析叶芝、希尼等爱尔兰男性作家所建构的雄性史诗指出,在追求"爱尔兰性"的过程中,爱尔兰父权文学传统又陷入另一窠臼:将爱尔兰民族性"阴性化"的策略——"国族即女性"的文化想象投射于爱尔兰主体身份的建构,或者将女性物化为无生命的国家象征物,这些修辞其实就是男性按天生的权力对女性实施支配,实现精巧的"内部殖民",也是一张爱尔兰男性强加于女性的殖民版图。     

消解男女霸权———《新夏娃的激情》中的女性主义

安吉拉·卡特(AngelaCarter,1940-1992)是当代英国文坛备受关注的一位女作家,《新夏娃的激情》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作品中,卡特通过主人公的一系列遭遇,揭露了父权社会中女性悲惨的生存状况,指出社会性别是一种建构.她在消解男性霸权的同时,也否定了激进女性主义者建立女性霸权的构想.在卡特看来,理想的两性关系应该建立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任何一方的霸权都是人类幸福生活的羁绊.     

《奥赛罗》中爱米莉亚的女性意识分析

莎士比亚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奥赛罗》既是一部爱情和婚姻的悲剧,也是一部女性命运的悲剧.爱米莉亚虽是剧中的陪衬人物,却处于全剧中心事件的漩涡里,在戏剧冲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文学批评中的女性主体意识为切入点,分析爱米莉亚在父权和夫权社会中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崛起和抗争,探讨她女性命运的悲剧原因.     

抗争与屈从——《奥赛罗》中苔丝狄梦娜形象分析

莎士比亚在其戏剧《奥赛罗》中刻画了一位深受父权思想影响,但却一直努力抗争着的女性———苔丝狄梦娜。女主人公单纯善良,却最终成为父权社会的牺牲品。剧作艺术性地揭示了女性在当时的生存状态,也反映了剧作家的女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