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最佳政体及中产阶级稳定性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比较分析了不同类型的政体,并指出他所认为的最佳政体。经过对现实政治状况的理性分析,以及对中产阶级中庸特性的认可,亚里士多德将实现最佳政体的理想寄于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制。然而,对于中产阶级的强大,亚里士多德并非盲目的乐观。一方面他清楚地认识到共和政体很难通过改良方式实现。贵族和平民两派都不会轻易放弃私利。因此,亚里士多德希望统治者能更多地顾及城邦的公共利益,妥协让步。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强调教育是培育良好公民,以实现城邦至善公义的根本途径。     

个体善与城邦善之间的统一如何可能——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讨论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集中讨论了个体善与城邦善及其内在关系问题,两种善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与城邦之有机联系基础上的.从知识论角度看,亚里士多德对二者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是充满希望和自信的.事实上,在中国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中,也不乏这种自信和希望.但在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推动的现代社会,个体善与城邦善之间的内在关联就变得不那么令人充满希望和可信了.     

从《政治学》看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

<正>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47页),“是从来最多才最渊博(最深刻)的科学天才之一”(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二卷第269页)。他的《政治学》一书,是他以希腊城邦的历史实际为基础,系统探讨政治学原理和国家问题,初步创立政治学体系的开山之作。研究这一著作,对于了解古代国家学说、希腊城邦政治制度,及研究西方政治学说史,都有一定的重要性。本文就《政治学》一书,谈谈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学说的基本内容,并作一些简要的分析和评论。(一)国家,在古希腊叫做城邦,即城市国家。何谓城邦?亚里士多德说,城邦是由若     

伦理话语中的古希腊城邦--亚里士多德城邦理念的伦理解读

亚里士多德对公正德性的探讨却以理想的城邦共同体为背景,他设计的城邦是自然的伦理实体,而德性的生活是其形式或自然目的。城邦像一个有机体,但不是一个有机体。城邦优先于公民,公民对城邦负有义务。但公民作为伦理成员,有着广泛的伦理权利。因而,城邦的伦理秩序不是完全国家主义的齐一划秩序,而是以伦理实体为基础的自由平等的合作秩序。城邦公民是自由的个体,公民之间相互平等。     

权力制衡 幸福至善——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要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人的行为和经验为基础,归属于实践哲学。这一学说认为,建立城邦(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们生活幸福,追求至善;真正的幸福以德性为基础,德性是灵魂的善、内在的善,德性是现实活动,是思想(思辨)与行为(实践)的统一。城邦政体就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归属,各类政体应以正义和平等为建政原则,未能兑现这一原则是政体发生变革的一般原因,而政治力量的均衡或不均衡是城邦政体发生变革的关键。最好的城邦政体应是中间阶层执政,它合乎中道和适度原则,即合乎德性生活原则;议事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审判机构是政体的三大要素,各有不同的职能;中等阶层执政和政体三要素的理论,其实质就是以中道为准则的权力制衡论。     

悬搁伦理学的政治学——霍布斯的实践哲学方法

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的实践哲学都是针对多元善的伦理事实的某种反思,但两者的理论诉求不同。考虑到人类行动者善观念的多元性和相对性,亚里士多德追问的是:"属人的、就其自身而言的善是什么",他由此走上了伦理学道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学探究以伦理学为基础。霍布斯关注的是这一事实的实践后果,即人际冲突;由此,他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解决冲突",霍布斯也就绕过伦理学,直接走上了政治学的道路。也就是说,相较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范式,霍布斯的政治学悬搁了伦理学基础。这一新的政治学方法不是中立的,它蕴涵了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霍布斯创立这一新方法的更深层原因或许是其"目的论的宇宙论"观念的瓦解。     

再论柏拉图的正义与幸福

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了构建一个正义的城邦的规划,目的是使得城邦和公民都获得真正的幸福。其方式是通过由低到高的心灵教育,达到正义。柏拉图的被定义为心灵和谐的正义是否具有通常的道德内涵,以及它能否保证人获得幸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个初步的定义下的正义,确实可以使人获得幸福。但是能够使人达到真正的幸福的正义,却是从最高的善中获得的。哲学家以善自身的知识对公民进行教育和对城邦进行统治,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实现正义,从而使得国家整体获得幸福。而哲学家放弃最高的幸福"回到洞穴"这个看似悖论的问题,其症结在于个人的幸福与善自身所要求的普遍幸福之间的冲突。一般公民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家中是否真正的幸福,也获得新的解读。     

论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

公民作为政治概念,涉及的是人与政治共同体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论述其公民思想,涉及公民的定义、公民的资格和公民的特质等问题。亚氏所定义的公民是与政体和城邦密切相关的,公民是城邦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公民的资格是指公民必须享有治权,参与城邦的治理,参与到城邦的共同关系中,居住地、参与司法活动和血统等都不是成为一个全称公民的充分条件;公民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公民登籍的财产资格应当订定适当数额。公民的特质包括既能统治也能服从统治、拥有闲暇以及具有激情与理智等自然品质。即使公民概念已经随着历史发展而发生巨大变化,亚氏的公民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公民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发展变迁的脉络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亚里士多德“城邦优先于个体论”的共同体主义阐释

城邦是否先于个体和家庭,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并给出了相应的论证。但是,这个主张却引起后世许多学者的争论和批评。当代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两位重要学者大卫·凯耶特和弗雷德·米勒分别对这个主张做出阐释,但他们的解释也存在诸多问题。根据共同体主义的解释,我们不仅可以恰当理解亚里士多德"城邦在本性上优先于个体"的深刻含义,而且可以认识到个体是由他们所属的共同体创造的,每个人都被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塑造,个人依赖共同体获得道德、自我同一性以及自我价值。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亚里士多德的善政之道

善政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重要范畴,介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其经济社会前提是私有公用的财产制度与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结构,其制度安排是法治之上的混合政体,其人文基础是城邦主导的德性教育。亚里士多德的善政理论,为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和启示。     

从伦理学到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探源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开启了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而"实践"正是这个实践哲学传统的核心概念."实践",也就是行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意指与生产劳动相区别的伦理和政治行为.因此,伦理学和政治学便构成了亚氏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学通过对善的思考导向对人的有目的的行为的思考,进而研究统摄一切目的的目的--人存在的意义这一根本问题,从而成为实践哲学的基本科学.而政治学研究的是人在共同体中的自由生活,研究的是善在自由的政治共同体中的实现.伦理学指向道德行为的政治起源,政治学指向政治共同体的道德意义和道德目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从伦理学到政治学,标志着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完成.     

试论亚里士多德城邦和谐与公民幸福的中道原则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公民的城邦,公民是城邦的公民,城邦整体和谐和公民个人幸福是同一的。而城邦实现和谐与公民获得幸福的关键则是中道原则。保证中产阶层的绝对优势地位和城邦人口的适度增长,是城邦和谐与稳定的前提条件。在财富、权力、名誉等外物的觅取方面适如其量,在品行方面保持中度,做到克己、勇毅、正义和智慧,是公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亚氏这些主张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对于我们理顺社会整体和谐和公民个人幸福的关系,以及实现社会整体和谐和公民个人幸福的具体路径,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亚里士多德的善政之道

善政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重要范畴,介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其经济社会前提是私有公用的财产制度与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结构,其制度安排是法治之上的混合政体,其人文基础是城邦主导的德性教育.亚里士多德的善政理论,为现代政治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和启示.     

剖析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的新理路

亚里士多德没有完全接受前时代哲学家关于幸福的种种观点和看法,他创新性地研究了＂幸福的内涵＂、＂幸福的实现路径＂两个命题：幸福是至善、是完满的,并且是自足的,同时思辨是最大的幸福;幸福必须在灵魂的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中,在城邦中才能获得。通过对这两个命题的阐述,亚里士多德确立了自己的幸福观,实现了对前时代幸福观的继承和超越。     

亚里士多德幸福思想中的“善”与“德”——以《尼各马科伦理学》为例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与"善"、"德性"、"城邦生活"紧密联系;是一种合乎德性的善(好)的生存状态。他一方面强调作为优秀品质的德性对于幸福的前提性意义,另一方面更崇尚人的"德性的实践"作为幸福的有效途径。     

作为目的“善”的主体性界定——《尼各马可伦理学》善的伦理核心浅析

亚里士多德在其以“善”为核心的伦理体系中就善的主体性概念以及其实践基础作了简明扼要的陈述，而整个《尼各马可伦理学》的逻辑体系也都是建构在以原初即最高善主体性清晰明了之上的一套城邦中社会属性人的伦理价值考量。于是，我们非常有必要就亚里士多德本人对善的明确阐释为基点，进而展开对古希腊经典伦理思想的纵深性剖析。而单纯就善本体论层面的探讨则有助于对实践伦理核心的更清晰归纳。     

论完善的友爱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意义——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之友爱论为中心

与儒家强调仁爱不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更加重视友爱。友爱作为一种德性实际上是指完善的友爱,而非因有用或快乐而生的友爱。完善的友爱作为友爱的最高形式,不但有助于培养和完善个人的德性,而且对构建理想城邦具有范式作用。亚里斯多德之所以选择完善的友爱作为理想城邦的范式,是因为完善的友爱不仅涉及爱,还能体现公正,而公正的城邦是公民实现人生价值和幸福的必要条件。     

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渊源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实践哲学的创立者,为了更好地理解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内涵,我们尝试从古希腊特有语境和实践哲学的衍生入手,通过对实践哲学产生的土壤——城邦特质分析、实践哲学主体——人的主题化演变、实践哲学目的——善的分类,来破解实践哲学产生的维度,力求复原亚里士多德实践思想产生的原貌并挖掘其合理内核。     

政治合法性思想的源头论析

追溯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源头要从其理论基点——"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入手,而对此关系的探究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发端。当时的思想家尤其强调"正义"和"善"在统治合法性中的基础意义,这主要体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思想中。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追求的理想治国模式是哲学王成为统治者,在《政治家》中认为具有统治艺术的统治者优于法律之治,在《法律篇》中则提出法治优于人治。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所应追求的是"最高且最广善业",统治者"是否照顾公共利益"是评判政体的根本标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西塞罗认为"公民权利"并不是公民能从国家索取什么,而是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和奉献,国家是基于公民同意而形成的集合体,自然法是政治合法性的源泉,也是一切权利和义务的源泉。     

自然的城邦和城邦的自然——亚里士多德政治观中的张力分析

亚里士多德通过目的论路径和自然主义的演进方式塑造了具有内在紧张关系的政治观,这种紧张关系主要表现为:目的论路径展示了城邦超越、自足、理想的自然,而自然主义方式蕴涵着城邦现实性、多样化和变动性特征。好人和好公民之间的不一致是亚氏政治观紧张关系的深层体现,哲学沉思是好人(哲学家)最优良的生活方式,而城邦政治是好公民获得幸福生活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