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五四时期对泰戈尔的接受

论我国五四时期对泰戈尔的接受侯传文五四前后，我国曾一度出现泰戈尔热，这一现象早已为学术界所关注，但人们大多侧重从影响方面谈论它，而对其在接受方面的意义却有所忽略。接受与影响不可分割又不尽相同，后者主要从播送者角度观察，而前者主要从接受者方面审视：视角...     

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

泛神论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赋予其观照自然的独特方式，故而诗作具有人与自然融溶合一的浪漫情怀。它在中国的传播，激活了中国诗学传统，促使在反传统以后处于近乎失语状态的“五四”人与传统诗学精神遇和，影响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五四”人还对泰戈尔泛神论思想主动选择和改造，使之带上反传统、个性解放、平等自由的时代印记。     

王统照与泰戈尔

泰戈尔对王统照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王统照的第一部新诗集《童心》，尤其是其中的“小诗七十六首”，在意象选择，诗行的排列以及对大自然的礼赞诸方面，都深得泰戈尔小诗的神韵。王统照对泰戈尔诗艺的借鉴，在于他与泰戈尔在人生理想与美学追求上的切近。其中，王统照青少年时代生活在“女性文化氛围”中所形成的审美定势心理，是其与泰戈尔诗歌情新、恬淡、含蓄、哀婉的阴柔美产生强烈共鸣的重要原因。     

泰戈尔的预见及其对当代的影响——巫白慧教授参加泰戈尔逝世50周年 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学术观感

本刊编辑董翔薇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巫白慧教授的约稿通信中,了解到巫先生于1991年8月7日至9日应邀赴印度出席了关于泰戈尔的国际学术会议,于是编辑部委托我院在北京作短期学术访问的董驹翔副教授,对巫先生做了专题学术采访。这项会议的主题是“秦戈尔的预见及其对当代的影响”。巫白慧教授的英语论文是“Gurudeva Ever Lives in Our Hearts”(“泰戈尔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重点在扼要论述泰戈尔的吠檩多哲理思想。巫先生介绍说,各国学者提供的论文大体涉及到五个方面:1、泰戈尔的印度历史观点;2、泰戈尔与印度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3、泰戈尔的预见与现代印度;4、泰戈尔的多元性与同一性的哲理及其在印度的实践;5、关于各国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问题。大会每一篇论文宣读后,立即进行提问发言,与会者积极参与,其议论气氛热烈而愉快。亚先生对大会所讨论问题总的印象是集中在有关泰戈尔的历史观点和他的哲学思想上。就此,巫白慧教授向编辑部提供了他所写的如下书面材料。     

人是中心·人道是灵魂——从三个创作期看泰戈尔的现实主义倾向

谈到泰戈尔,人们往往把他同“神秘”和“浪漫”联系起来,西方长期只是把他当作一个神秘的浪漫诗人;许多泰戈尔的崇拜者甚至“把他想象为一个永远在感觉世界以外寻求着与无限和永恒进行交流的纯粹的神秘和宗教诗人,”我国不少学者也在不同程度上持有这样的看法, 其实,这种看法只是一种误解,误解的原因在于人们对泰戈尔片面的了解。泰戈尔的     

冰心“爱的哲学”生成环境浅论

冰心“爱的哲学”的生成环境可以从社会和个体成长环境两方面分析,前者主要包括五四时期文艺思潮对人道主义的推崇、对童真的发现与崇扬以及泰戈尔哲学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影响,后者则主要是指家庭背景和基督教精神的影响。     

个人主义与"五四"文学

“五四”新文化先驱对个人主义的推崇 ,是同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五四”文学精神的生成、题材与主题的取向、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取舍与变化 ,都同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随着中国文学出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方向性转变 ,个人主义思潮受到了集体主义思潮的猛烈攻击 ,中国文学中的“个人”和“我”也开始受到质疑 ,逐渐为“群众”和“我们”所代替     

“五四”前后社会法律心理之变动

从社会法律心理角度,观察“五四”前后的历史,可见该时期之复杂、丰富与多元。大体而言,“五四”前后的社会法律心理经历了一个变动过程：民国初年,法治话语喧腾一时,反映了民初尊重法律,推崇法治的社会心理。伴随着民初乱局,有人开始省思法律问题。“五四”时期,质疑、否定法律的社会心理已经日渐明显。“后五四”时代,随着时局剧变,思想激变,否定现存法律和秩序的倾向愈发显著,甚至出现鄙视、痛恨法律的社会心理。这隐约预示着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转折时代的来临。     

简讯

▲我校在3月15日——17日召开了山东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就“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五四”运动与科学民主的关系、“五四”运动与现代化建设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热烈的讨论。与会学者对“五四”运动的性质与精神,“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四”传统与新时期文化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新颖     

沈从文与“五四”新文化精神

作为镜像的“五四”新文化对沈从文的理想生命形态与人格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从文的新文化观是一种动态发展观,其依据则是从“五四”时期科学理性精神与现代病理意识所衍生出来的“健康”意识。“健康的文学”观念是对“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念的继承与发挥。从“健康”出发,他提出了“工具重造”与“国家重造”的观念。他始终把改造国民性、重造民族国家的重任系于文学一端,这既彰显了其纯粹不凡之处,又体现了其思想的局限性。沈从文及其创作是“五四”新文化的产儿,它们本身又构成了新文化“历史建构”的重要一环。     

“五四”文学精神——变异、复归与超越

历史使我们背靠着“五四”。命运注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五四”文学精神的血缘联系。我们很难摆脱“五四”文学的诱惑。尽管我们知道那里已是融汇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精神海洋,然而,我们依然看重“五四”文学内涵。因为,“五四”文学,作为一代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方式的确证,它敏感、真实而丰富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文化人的本真情状。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包蕴量已超出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并且,“五四”文学的精神结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断显示它的意义功能。惟其如此,“五四”文学精神的变质及其复归这一文学演变的轨迹,才成为我们思考“五四”文学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逻辑线索。     

“文学革命”:“文艺复兴”的前驱——以顾毓琇《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为中心

顾毓琇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华裔科学家,他曾在《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中提出,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学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相冲突,但也许更好的理解是把之作为“文艺复兴”的前驱,看到二者前后承继、缺一不可的紧密联系。顾毓琇的这一观点既不同于胡适、蔡元培等人直接把“五四”看作“中国文艺复兴”的观点,也不同于李长之强调“中国文艺复兴”与“五四”之间存在着断裂转向的看法,而为当今学界提供了一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关系的新视角。     

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民主与科学的脉理——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期的连续性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期的关系问题,历来存在“抑前扬后”与“抑后扬前”两种对立观点。从方法论上看,两者都注重于前后期之间的间断性,而忽视其连续性。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期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这集中表现为,对民主与科学的求索和宣传贯穿于新文化运动的全过程。五四后期发生的社会主义论战与科玄论战,便继续了五四前期对民主与科学的探索,拓展了它们的涵义,深化了人们的认识。     

胡适白话诗学的现代阐释

胡适现代诗学创建于“五四”前后,它的核心理念是“诗体的大解放”,环绕它的“白话利器”论与“自然音节”论则是与之相辅相成的两个命题,它们三位一体构成胡适的新诗学。近百年对其评述有毁有誉,但若重新发现、重新解读,便会真正认识胡适诗学的理论价值及其所具有的对于汉诗解构与建构的内在张力与不尽活力。     

试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转化的基本条件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在从1915年9月到1921年7月左右的七年中,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时期。前期属于旧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期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前后期以什么日期来划分?划分的依据又是什么?过去史学界一般以“五四”运动作为分期。如孙思白同志以“五四”作为划分前后期的“具体划界”。其理由是,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运动时,已具备了如下内容:“(1)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肯定社会主义制度;(2)抛弃个人英雄主义的革命,肯定发动阶级斗争,依靠工农群众进行革命;(3)一定程度的克服了形式主义。……仅仅这三项而论,就已显示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后期新文化所起的质的变化。”     

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

泰戈尔笔下中国形象的生成和演变,可概括为想象中国、阅读中国、展望中国几个大的过程。来中国之前,泰戈尔根据间接了解,既对想象中“富丽的天朝”之古代中国形象寄予了热切向往,又对近代以来“含泪的中国”的命运寄予了深切同情。以来华后的所见所闻为基础,泰戈尔对中国这一巨大文本进行了现实阅读和接受,有对自然风物较为客观的描述,有对中国这一人文乌托邦的钦羡和赞美,也有对处于现代转型期中国的洞见与误读。在欣喜与落寞的双重心境下,泰戈尔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倾情展望。     

论诗味与诗歌的表现特征

本文对我国诗歌传统的审美规范之一的“诗味”与诗歌的表现特征及其变化,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对诗歌怎样写出味来,将对客观事物进行艺术描绘为主的诗和以抒写主观情志为主的诗,分别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其中有规律,有方法,有实例。同时,以诗味为中心,对我国古典诗歌、五四后新诗与新时期诗(“现代派”诗或“朦胧诗”)的表现特征的变化,进行了比较与探讨。     

周玉麟：短暂的革命一生

周玉麟1906年生于晋城市巴公镇。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反帝爱同运动时,周玉麟才13岁;他渴望自己快快长大,沿着“五四”爱国运动之路走下去。1923年,周玉麟考入太原第一中学,不久,他与进步学生彭真、王瀛、贺昌密谋策划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他担任主席。     

萌芽期的新马话剧创作

新马话剧最初也同中国话剧一样,称为“新剧”或“白话剧”。它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下萌芽起来的,受到五四前后中国话剧运动的深刻影响。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及印度、印尼等国的民族运动,开始不断冲击新马这个典型的移民社会,特别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更加震动了这个地区的华人。     

进化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作用

进化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五四”前后三个时期。戊戌维新时期进化思潮成为变法的理论基础;辛亥革命时期进化思潮成为民主革命的理论根据;“五四”前后进化思潮异彩纷呈,一些先进人士由进化论转变为历史唯物论,并使历史唯物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