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传统文化元素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国当代艺术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使中国当代艺术具有了独特的地域性，这种地域性归根到底是一种共同的人文思想。儒、释、道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三大支柱，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对中国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着重从儒家、道家、佛教三者的思想精髓入手，结合当代艺术作品的实例，来论证中国艺术必须走民族化之路，才能在世界艺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     

理性与感性的相融--论中国现代陶艺

20世纪80年代随同中国现代艺术运动一道起步的中国现代陶艺,正在以一种特殊的、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的艺术语言参与中国当代艺术、当代文化的建构,它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多元化格局的成熟和完善.从中国现代陶艺的创作背景、创作理念和文化传统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旨在揭示中国现代陶艺融现代与传统,感性与理性,已由感受泥性、超越泥性大步稳健的走向了演绎泥性的过程.     

符号的力量与困境——中国当代艺术本体性的缺失与精神重建

中国的当代艺术是在与传统文化艺术几近断层的背景下,在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催生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有着先天的不足和本体性缺失的症候.在艺术市场化和符号化、概念化的趋势中越来越暴露出其精神性的缺失.中国当代艺术的重建和民族身份的确立应当基于对传统文化与艺术的重新认知和借鉴,创造出艺术的内在精神、外在形式与符号之间有机统一的中国自身的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中的挪用

挪用作为当代艺术创作中一种流行的现象和重要的方法,不仅体现为对新意义的追寻,也表现为对现代主义创作传统的扬弃.艺术家在"挪用"的过程中,折射出自己在思想、艺术表达方面的智慧,以及承载个体对相关艺术与文化问题的思考.该文从挪用的基本含义入手,通过当代艺术中挪用的例子引出挪用在当代艺术中的含义及其成为创作方法的成因,以探究挪用在当代艺术中存在的必然的理由和现实的意义.     

“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关系的发生学阐释

文化发展的动因在于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包括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种的繁衍”活动和符号活动，文化在变迁中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就是由于这三种活动所造成；而文化变迁的方式呈现出“多重时空层叠整合”特点，一种新文化的形成，是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选择与重新解释而达到的“叠合”；故而，不可能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全球化”或“本土化”。未来在全球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融汇中出现的趋势可表述为“经济技术发展全球化，社会文化变迁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见解对立，于此得到了发生学消解。     

新时期贵州当代艺术历史回顾兼个案评析

回顾新时期以来贵州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贵阳五青年画会"成为贵州现代艺术运动的启蒙者和观念革命的先锋。在中国"85美术新潮"时期,贵州当代艺术虽然远离运动的主流,但却以自己特立独行的方式,从文化的边缘向文化的中心构成了强劲的冲击,由此形成了"贵州美术现象个案"。与此拉开距离的其他青年艺术家,也因其成功的"个案"与"贵州美术现象"交相辉映,共同建构了贵州当代艺术的辉煌。2000年以来,贵州青年艺术家以多媒体艺术、装置艺术和观念摄影等为主要创作形式,拓展了贵州当代艺术的表现空间和领域。随着贵州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级政府对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视,有理由相信,贵州当代艺术定会再度重新书写自己的另一次辉煌。     

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中的本土资源问题（笔谈）

本土文化精神往往是当下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土文学资源与现代化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苏童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南方”成为当代文学创作资源的可能以及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时代的另一种审美可能。陆文夫的小说中的独特风味正式通过小巷这个本土空间得以实现，而且陆文夫以“小巷”这个本土空间为媒介，充分实现了作家审美表达和文化透视的统一。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将“现代”写作方式与丰富的传统小说元素杂糅互交，产生出更为多重的现代性，为我们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参照。     

“虚实相生”美学与当代艺术设计

虚实相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思想,在当代艺术设计中仍显现出无穷的魅力,然而与古代艺术相比,今天的设计更多的是过度推崇视觉冲击力及工业化的表现特征,只取其形而未传其神。针对当代艺术设计中的这种普遍现象,从具体表现形式、意境审美和创作精神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批判,提出当代设计艺术应从传统文化当中的文化意蕴、艺术精神以及艺术手法等方面借鉴其精髓,并与当代设计文化水乳交融、相映生辉。     

浅议中国当代艺术与传统文化具象符号

中国当代艺术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具有鲜明的本土性。本文着重分析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艺术作品,研究传统文化具象符号在当代艺术中的表现形式,以期寻求一条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相结合之路,构建真正的从内容、形式和语言符号都具有中国本土色彩和民族性格的当代艺术作品。     

苏童新作《碧奴》评论小辑

“神话重述”系列作品在创作和批评界反响颇大。如何把古代神话资源、本土文化和现代人文理念相互糅合、推陈出新,是这类创作必须面对的问题。以《碧奴》为个案,可以审视“神话重述”作品的内涵特征及隐喻色彩。在21世纪开端,我们重新回望先民时代的精神寓言和民族神话,可以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文化传承和扬弃的桥梁。     

和谐社会视阈下的领导文化

“和谐社会”作为当代中国政治的主流范式,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主题思考,也决定与导引了政府领导文化和行政哲学的范式转化。和谐社会的构建,必然会导致领导文化范式的转变,并建构起适应和谐社会总要求的新的领导文化范式。为此,按照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和谐社会视闽下的领导文化应是由“以人为本”的领导价值观、变革创新的领导思维方式及民主法治的领导行为模式等基本因子组成的文化,具有人本性、服务性及包容性等特点。     

论当代石湾陶艺的发展

当代石湾陶艺经历了复兴──凋零──再复兴的曲折历程。发展起宏大的创作队伍，出现重视艺术理论学习和艺术经验总结的新风气，形成两大主要艺术流派。改革开放后陶艺创作与生产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存在艺术品位蜕化和生产萎缩的隐忧。     

论民族民间艺术的艺术特征与当代价值——以民俗表演“二鬼摔跤”为例

民族民间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蕴涵着民族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素质,具有原发性、传递性和地域性等艺术特征。以"二鬼摔跤"为代表的民族民间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秉承民族艺术本源的同时,亦不断汲取着时代文化的元素,为构建和谐社会文化秩序发挥着特有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旧的未去新的又来——解读当代设计中我国传统艺术的意蕴和影响

中国传统艺术自身特殊的形式美与装饰美具有丰富历史文化意味和传统情调,成为消费时代视觉符号的重要代表,传统艺术作为传统文化资源的一部分,以其成熟、细腻、有力的文化信息与装饰语言强化着当代的设计传达。     

谈光艺术与建筑光文化

光在艺术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艺术家对光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艺术探索，有的喜欢表现光的色彩丰富性；有的以动态的光作为创作的手段；有的则强调光的心理暗示作用。当代光艺术的探索也带来了建筑光文化的进步，艺术家根据不同城市的人文历史背景和文化理念营造出富有个性的建筑光文化。光艺术为建筑带来了革命性的新观念。     

民间竹马灯艺术在创意经济时代的保护与开发

民间艺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活化石,是现代文化创造的源泉。随着创意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与发展越加重视,创造与提升民间文化资源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竹马灯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民间地方文化资源,对其保存与发展是我国地方文化建设的需要,更是创意经济时代创意产业建设的要求。     

水墨艺术再生的探索

水墨艺术再生的探索，随着时代不同，寻求新的表达方式。现代水墨有着现代主义艺术的资源背景，吸收了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表现手段和方式。水墨的方式本身受到了各种挑战，它在当代文化格局中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文学和绘画是知识分子的重要表达方式，现在知识分子的声音可以通过更加多元的方式来传播，这些都是新的问题。所以，在水墨领域的艺术家必须强化自身，扩大它的表现范围，丰富它的表现手段、方式和材料；水墨必须以开放的姿态主动吸纳一切可资利用的元素，促使它的当代再生。只有充分认识了现代水墨在匡正传统水墨过程中所存在的局限性，才能更好地促进水墨的当代再生。     

机遇、挑战与文化自觉

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中,全球化既为当代中国文化开启了新的精神之源。同时又使当代中固文化遭遇到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强烈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在文化上做到自主、自知、自信与自觉,以全球性视界观照当代中固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关系,这是促进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创新的关键。     

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必要环节：传统文化对环境伦理学的重要启示

要促进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繁荣发展,就必须实现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而要实现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就要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层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关系不仅体现在艺术领域,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精神,而且体现在宗教文化的“重生”意识上。     

趋俗文艺思潮的历史忧患

大众传媒的现代包装,带来了全民化消费的历史性巨变。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的驱动,通俗艺被推上了主流艺形态的“王座”。它不仅逐渐形成一股其势汹涌的思潮,而且深深浸染着一代人的社会心理。静析通俗艺的历史功过。立足民族化发展前景,唤醒主体化意识,重新确立整体化结构,是当代艺刻不容缓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