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景德镇陶瓷业的历史演变

景德镇陶瓷业的历史源远流长。文章对古代景德镇陶瓷业的发展演变轨迹进行了初步梳理:东汉至南北朝，景德镇的陶瓷业只见文献记载，未见陶瓷遗迹；隋唐、宋、元、明朝，逐步发展，明朝景德镇成为全国瓷业中心；清朝前期，达到世界瓷业鼎峰，清朝中后期，历经坎坷，曲折发展。通过这一梳理，一方面展示景德镇陶瓷业的历史演变轨迹及陶瓷文化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为今后景德镇陶瓷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社会整合视角下的清代重庆地区移民行帮研究

移民经营的各行各业所显示的地域性特征及利益上的排它性,各行各业经营者与地方官府之间形成的以＂应差纳赋-颁发牙贴＂为基础的利益关系,成为移民行帮形成的深层理由。清代重庆移民行帮既显示出很强的移民来源地特征,也显示出很强的移民家族特征。利益当前,移民行帮之间的关系难以协调,而移民行帮成员的内外部关系调处也极为不易,这就使得移民行帮自身整合难以实现,它对清代重庆移民社会整合的正向功能是有限的。     

浅议画珐琅彩瓷在清朝盛世时期的兴衰

清代是我国物质文化高度发展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制瓷业在清朝康乾盛世时期蓬勃发展。其内因是政治上的稳固带来的社会发展,促进了国力增强,带来了经济、文化繁荣兴盛。而从表象上看,主要是皇帝的喜好,督陶官的尽心操办,以及制瓷技术在景德镇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可以承接高难度的官样御用瓷——官窑瓷的烧制。而画珐琅彩瓷堪称清朝盛世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官窑杰作。     

试论清代前期重庆地区的行帮组织

重庆作为清代四川最大的商业城市和商品集散地,其行帮组织的形成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伴随清初移民贸迁入蜀的大批外省商人,依靠重庆"三江总汇"的特殊地理位置,形成了各自的行帮组织和行业特色,对重庆区域贸易市场的繁荣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同时也显示了它在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局限性.     

明代后期景德镇瓷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状态

明代后期,地处赣东北山区、交通不甚便利的江西景德镇却同经济较发达的苏、淞、嘉、杭地区一样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表现在景德镇制瓷业中出现带有新的经济因素的手工工场和作坊、自由雇佣劳动力的广泛使用和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瓷器拥有国内外广大市场.制瓷业的发展,不仅使景德镇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而且使景德镇成为当时"富甲一省"的地区,景德镇瓷器也成为明政府对外贸易、出口创汇的大宗商品,为明政府长期的对外贸易顺差作出了重要贡献.     

景德镇民窑制度文化的价值思考

景德镇民窑制度文化既包含地方政府的管理措施和方法,也包含景德镇窑业主、瓷业工人等从业人员在长期的生产、管理、销售等“博奕”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体系和规律,以及从业人员约定俗成的风俗和习惯。可以这样说,民窑制度文化与景德镇的瓷业发展和城市命运有内在的联系。当代民窑的崛起以及其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引起人们对千年沉淀下来的民窑制度文化的现代价值进行反思。     

千年瓷都景德镇

举世闻名的瓷都——景德镇,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千年的制瓷历史凝结了丰厚的陶瓷文化底蕴。珍贵的陶瓷古迹,精湛的制瓷技艺,独特的瓷业习俗,优雅的瓷乐演奏,构成了景德镇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     

清代前中期的行会、行会法与城市管理

清代前中期,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广泛介入城市的经济、社会保障和市政建设等领域,成为城市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清代前中期城市行会等民间机构之所以承担了大量的城市管理职能,既是清代前期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国家有意为之.     

清代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组织研究

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的出现是渔业生产发展和竞争激烈的表现。与船帮、盐帮相类似,渔帮内部有严密的组织体系。渔帮的地域分布与渔业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为了适应渔业发展,渔帮逐渐突破地域和行业的限制,向渔业公所转变。以渔业公所为纽带,政府加强了对渔业行帮的控制,而渔帮的利益诉求也通过渔业公所向政府转达,并获得认可。随着渔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渔帮的历史使命最终被现代化渔业公司和渔会所代替。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区域地理位置的因素是其行帮组织演进的主要原因,而政府规范则为行帮良性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清代荆州市镇的发展

清代荆州市镇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主要体现在其经济功能加强、人口聚集、商业文化特征明显。清中后期,市镇发展也具备城市化发展趋向,但发展体现出不平衡性。清代荆州府市镇经济加快了近代荆州城市从农业城市到工业城市的转型,其历史作用和价值不容忽视。     

三代领导人的城市发展思想比较

城市是特定区域内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在空间集聚而形成的社会景观。中国不同时期的城市发展状况 ,不仅取决于社会经济各种要素的空间流动方式和地理集中形式 ,也取决于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城市发展政策。三代领导人在关于城市发展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上既一脉相承 ,又各自根据经济建设的新变化做出了调整和创新。一个较为合理、科学和系统的中国城市发展理论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论城市规划的社会学转向

在倡导"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面对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社会挑战,城市规划应在自我反思和对城市规划的社会学传统的充分认知基础上,将对社会需求与社会公正的关注纳入传统空间规划,并赋予城市规划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政策内涵,实现城市规划的"社会学转向".     

三代领导人城市布局思想与政策绩效分析

城市作为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空间集聚面形成了社会景观, 其产生和发展是各种社会经济要素的空间流动和地理集中的结果。城市不但是人口集聚地, 而且成为各种产业的集聚中心。本文所及的城市布局、规范的范围始于新中国建立。20世纪50年来, 三代领导人在城市布局理论、方法和实践上的特色有许多值得总结的东西     

非营利的困惑：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经费问题探析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经费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反映公会民间性、公信力、执行力的一个重要标准。近代同业公会在法律上为非营利性的民间行业自治组织，经费自筹是其自主性、民间性的重要基础。同业公会的经费收入主要依赖会费、捐款，但仍有一些公共性营收。绝大多数同业公会都面临着经费困境，并且影响到公会组织的生存和职能发挥。造成这一困境有同业公会自身凝聚力的问题，但是经济不景气及过度的社会捐赠也影响到同业公会的支出倾向和在行业自治方面的行动力。     

区域性公民社会的发展及其限度——以浙江宁波行业协会为中心的考察

行业协会组织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范例。鉴于浙江宁波行业协会近年来发展较快，且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行业企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浙江宁波行业协会的个案分析来探讨区域性公民的发展及其限度。分析认为，浙江宁波行业协会的发展由于制度环境和自身功能的限制和约束，其发展有一定的限度：非政府性程度低自治性不强，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等。公民社会的发展有赖于政府政治空间的缓和与释放，也有赖于公民社会自身的争取。     

温州商会的例外与不例外——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挑战

温州商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范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温州商会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温州商会得以率先发展,较快发展,并取得较好的绩效,确实存在一些堪称"例外"的特殊经验.但是,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正确认了民间商会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正体现出商会发展制度环境的限度及商会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在当前,制度环境的改善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必须进一步转变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推动并激发社会发展.鉴于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行为选择上有着较大的自主性空间,推进地方政府创新是改善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重要途径.     

近代企业发展与沿海城市社会变迁——以福建船政局为例

现代工业的产生对于城市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企业不仅是城市经济的标志,而且推动了城市社会的变迁。以位于福州的福建船政局为例来探讨近代企业与城市社会的关系。福建船政局为福州的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它促进了福州城市经济的兴盛,推动城市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化,改变城市空间结构,引起城市社会结构变迁。但由于福建船政局自身的缺陷和福州现代化的不足,限制了福建船政局对所在城市发挥更为深入的影响,没有带动福州成为重要的工商业中心。     

发展和提升湛江社区服务业的探讨

完善的社区服务是城市现代明的标志，也是城市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湛江市社区服务业的发展，从整体上说还处在起步阶段。要使这个新兴的服务行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必须统筹规划，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规范行业管理，并把其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培植。     

论经济全球化与WTO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乃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它对全球经贸法律规则的统一、国际社会的组织化提出了要求。WTO既是一个国际组织 ,又是一个国际贸易条约体 ,也是一个多边贸易谈判的场所。它凭借“三位一体”的功能以灵活的方式应对了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从而成为后者的主要载体。二者的关系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试析实现可持续发展伦理价值的可能性

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似乎证明, 市场经济运行模式是导致全球环境危机和社会不可持续发展的原因。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市场经济中交易双方外部的“不经济性”和功利主义的原则, 这两个导致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的特点, 存在于人类的一切社会, 并且在其他社会所造成的生态失衡现象也并不逊色。相反, 遵循契约规则的市场经济, 不但因其灵活性而成为迄今为止效率最高的经济机制, 而且对功利的动机有了理性的遏制, 有可能导出非功利的伦理价值内涵, 从而改变交易双方外部的“不经济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伦理价值目标提供现实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