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基于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视角

科技金融是"第一生产力"与"第一助推力"的有机结合,承担着带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基于当前我国科技金融结合不断推进的背景,文章以2007—2016年我国共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例,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对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推行的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及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能够有效带动试点地区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第二,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存在显著的地域性差异,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第三,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能够通过提升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和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双重路径带动地区经济增长.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技与金融相结合,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各地政府应高度重视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积极申报试点城市建设.同时,应结合各地市情社情制定差异化试点政策,大力提升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充分发挥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中介作用.     

基本公共服务供需分析与对策研究——基于15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研究

通过对我国15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研究,分析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总体需求状况,区域和城乡间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差异,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以及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供给现状,并对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供给及满意度的差异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的对策建议.     

温州商会的例外与不例外——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挑战

温州商会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范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温州商会不仅在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温州商会得以率先发展,较快发展,并取得较好的绩效,确实存在一些堪称"例外"的特殊经验.但是,温州商会发展的基本经验正确认了民间商会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正体现出商会发展制度环境的限度及商会发展的过程性、阶段性.在当前,制度环境的改善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国家必须进一步转变对待公民社会的态度,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推动并激发社会发展.鉴于当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行为选择上有着较大的自主性空间,推进地方政府创新是改善中国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又一重要途径.     

“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浙江商会

近年来“浙江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大量涌现并在当地经济社会中发挥显著作用的浙江商会,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浙江人经济”发展和进一步提升的内在需要.浙江商会在“浙江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包括维护合约秩序和行业发展秩序,树立浙商的整体品牌；加强浙商之间的沟通合作,增强整体竞争力；为浙商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利用组织优势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积极参与政府决策,为浙商发展营造有利的政治和制度环境.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选择:基于浙江的研究

基本公共服务不仅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也存在"享受不均"的问题.本文以浙江省为案例,主要分析了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现状,指出影响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的主要因素包括城乡二元体制、地区发展差异、政府间关系不顺以及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等.我们认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根本上是要从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上着手,进一步加大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合理划分政府间公共服务的责任,建立服务均衡导向的财政投入机制,深化公共服务部门及事业单位改革等.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新角色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边界的模糊与地方力量的加强 ,以及经济自由、社会福利国家与民主制度之历史联盟的进一步瓦解 ,构成了国家的新处境。国家的新处境扩展了国家理论的研究领域 ,使之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而总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治理等问题展开。在新历史条件下 ,国家既要寻求一种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和合作性自助的新途径 ,又要进行社会福利改革 ;在多层治理结构中积极创新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性的形式 ,加强合作机制以解决大量跨边界的协调和控制问题 ;在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之间取得平衡 ,既体现差异性又重视互补性 ,实现全球、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共生联动 ,构建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     

政府招商引资活动的有限性与有效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一个有限性与有效性辩证统一的政府。入世后的中国 ,政府在招商引资活动中要积极转变职能 ,即体现其有限性又要体现其有效性。一方面政府要加强法治建设 ,限制公共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 ,为招商引资活动的开展建立合法性平台 ;另一方面 ,进行政府活动的成本———受益分析 ,让企业成为招商主体 ,并采用新的运行机制以提高招商引资的效果 ,为招商引资活动的开展建立合理性平台     

共同富裕的制度建构与实践策略

共同富裕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重要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共富型社会形态是共同富裕制度建设的动力、依据和方向。建构共同富裕制度，一是要在尊重社会发展现实和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框架设计，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关系，围绕组织、规范、政策、机制等要素完成对制度建构的框架构建，把握主体多元性、规范约束性、政策工具性和机制动力性等基本特征；二是要充分重视制度理论设计与地方探索之间的良性互动，基于独特的社会背景和实践场域，观察地方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立法保障改革创新、政策制衡社会发展、激发可持续内生动力等机制性创新探索。共同富裕的制度建构可以打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话语体系，这不仅可以保持稳定、持续、适当速度的经济增长，还能以新发展理念增进福祉，同时促进全社会成员的福利总量不断提高，为共同富裕建设提供丰富的制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