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戏曲批评中的雅俗批评

雅俗批评是古典戏曲的基本批评理论之一,它在明代得到较充分的运用和阐说。曲论家们从肯定用俗、力主雅俗兼融及从文体质性比较诗、词、曲之别的角度,论及到雅俗,雅俗之论被拓展了开来。发展到清代,雅俗仍然是古典戏曲批评最重要的观照视点之一,曲论家们对雅俗与文体、雅俗与角色、雅俗与科诨、雅俗与曲作者的关系及雅俗融合、化俗为雅、超脱雅俗等论题进行了更广泛、切中的探讨,雅俗之论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明代文论视野中的“趣”

"趣"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它在明代文论视野中首次得到多视域展开,表现为在诗论中得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在曲论、词论及小说理论中也得到运用或阐说.这标示出了"趣"作为我国古代文论审美范畴的盛兴.     

明代曲论中的"本色""当行"考辨

在明代曲论中,"本色"、"当行"是用来品评戏曲艺术的重要理论内涵.品评戏曲语言时,曲论家们不约而同地将"本色"、"当行"划入同一范畴,强调了二者相通的一面,但是在语言之外的其它方面,"本色"与"当行"则显示出了分道扬镳的趋势.对于戏曲内容、人物塑造、戏曲结构等案头创作,曲论家们多以"本色"品评,而"当行"则主要论及音律、表演、排场等与艺术实践相关的问题.     

金元诗论视野中的"趣"

"趣"作为我国古代诗论的重要审美范畴,是在唐宋时得以成型的。延展到金元时期,古典诗趣论主要表现有二:一方面,"趣"在金元诗学批评中继续得到承传运用;另一方面,金元诗论、诗法又对诗趣进行了富于理论性的阐说与抽绎。这为"趣"在明清诗论视野中的盛兴和深化提供了平台。     

论书法美学尚“趣”思想的历史嬗变

“趣”是中国书法理论批评视野的重要审美范畴,书“趣”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作为书法审美概念,它在汉魏六朝被引入书学批评中;唐宋时期得到充实和发展,并逐渐升格为一个书法审美批评范畴;明清时期,论家对“趣”作为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及其来源、生成等予以了深化论述,“尚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兴局面,体现为一种时代艺术精神和一股艺术审美思潮相别于前朝。     

宋代文论视野中的"趣"

"趣",作为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审美范畴,在宋代文学批评与理论视野中,首次得到大量运用与集中阐说,表现为在诗评中开始广泛出现;在诗论中得到阐说和提升;在词评中也得以引入.这标示出了"趣"作为古代文论审美范畴的成型.     

中国古典词学“趣”范畴的承传

中国古典词学"趣"范畴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批评层面对"趣"的承传运用;二是理论层面对"趣"的承传阐说。在第一个维面,"趣"在北宋前期进入到词学批评中,发展到清代,成为人们品评词人词作的主要审美范畴;在第二个维面,古典词学对"趣"的阐说集中在清代,其内容主要体现为对词趣审美内涵、特征、形态、生成与创造等方面的论析。上述两个维面,将"趣"作为古典词学审美范畴的内涵展现出来。     

元曲审美表演论的当代阐释

首次从指导表演和欣赏的角度,对元代曲论中的表演理论进行了梳理,尤其从戏曲的发声、行腔等方面对《唱论》中的相关观点进行了剖析,并从古人相对晦涩的理论中演绎出古典戏曲的审美本质。     

明代戏曲品评方法刍议

戏曲品评是戏曲批评的一种重要方式。明代的曲论家朱权、王骥德、吕天成、祁彪佳等运用戏曲品评这一方式评论作家作品,对戏曲作品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构建了相当完整的明代戏曲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吕天成的《曲品》和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最为突出,他们主要运用溯源得委法、比较分析法和意象鉴赏法品评戏曲作品,公允恰当,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梁廷楠《曲话》刍议

梁廷楠《曲话》是清代曲论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既是曲论家又是剧作家 ,同时具有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和爱国志士的高尚气节 ,他对元、明、清杂剧和传奇数百种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深入探讨 ,形成独具匠心的艺术见解。《曲话》以“情、理、音三字”为曲论纲领 ,通过深入的比较和公允的评析 ,总结了前人戏曲创作的成败得失 ,对戏曲作品在抒情言志、关目结构、戏曲语言诸方面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很多观点在今天的戏剧创作和批评中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1《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与“渭城体”

<渭城曲>是唐代一支送别的歌.中唐时已广为传唱.<全宋诗>、<全宋词>中的有关歌吟,反映出<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及传播情况,对其歌唱者、歌唱声情、歌唱方法等诸多方面均有述及.在宋人的诗歌创作中,<渭城曲>已形成专门的一"体".分析这一典型个案,诗歌歌唱在诗"体"形成中的意义即可见一斑.     

“气”范畴在唐代文论中的展开

“气”范畴在唐代文论中的展开．体现在两大维面：一是诗学理论批评对“气”的论说；二是散文理论批评对“气”的论说，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文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诗文之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创作角度对“气”的考察。上述论说维面与内容．初步展开了我国古典文“气”范畴．为其在后世文论中的充实、深化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李渔"重机趣"说与古典戏曲"本色"的探求

明代“本色”论众说纷纭,且不能完全抓住实质,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充分考虑到戏曲的舞台、观众、戏剧结构等问题,且多是就事论事,仅在曲辞风格的雅与俗等层面探讨曲辞的本色。李渔所提出．“机趣”的“无断续痕”、“无道学气”,能把曲辞放在戏剧的大环境中,从戏曲的叙事性和舞台性等方面突出了戏曲曲辞的本体特征。这是对明代以来“本色”论的开拓与总结。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苏轼对屈原诗学精神的继承及意义

屈原的诗学理论是“发愤以抒情”,其实质是一种“审美诗学”;苏轼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诗是穷人物”的命题。苏轼的这一思想从“发愤”说、“物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儒家诗学思想中摆脱出来,从理想的应然状态出发,直接诉诸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从而完成了诗学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浅谈唐代的"曲江"诗

曲江是唐都长安的一处胜景,它的盛衰与唐王朝的兴亡几乎同步,唐代诗人为它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在这些"曲江"诗中,诗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曲江当作盛唐时期那段辉煌历史的标志,赋予了曲江特殊的情感色彩与文化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