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变法的理财观

王安石在北宋熙宁年间的变法,因哲宗“元祐更化”而失败。因此,史学界对王安石变法历来褒贬不一,就连一些力图对变法作出恰当评价的文章,也只是肯定这次“变法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是有成就的。”其实,王安石变法是整个封建社会中一次突出的以“理财”为中心的改革运动,正是由于这次变法中表现的不容忽视的理财观念。列宁才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指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我们研究、肯定这次变法中的理财观,对于正确评价王安石变法具有重     

王安石变法与台谏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的一次重要改革。本文在系统考察王安石与反变法派台谏官的斗争、王安石运用台谏的措施、台谏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等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揭示了王安石变法成败与台谏的密切关系，充分肯定了王安石不避矛盾，不恤人言，大胆使台谏为变法服务的做法。     

千秋功罪——对王安石变法得失的几点思考

王安石变法主要针对北宋中期的财政危机进行，并且以理财为重点。王安石的改革立意高远，但是在实际出台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瑕疵斑驳。改革只凭借君主的一时支持，而忽略了政治生态的平衡，最终促使王安石在政治斗争最终失败。王安石的激进改革违背了传统士人的价值观，尤其是忽视行政技术、地域差异和人情物理，这些都构成了王安石变法弊端百出的重要原因。     

论王安石变法的人才观

王安石变法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王安石变法的“理财”观以及对北宋社会经济产生的积极作用,均已为历史所肯定。但是,在人才问题上,王安石推行对太学、对科举、对考课制度的改革,倡导推行     

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再探讨

发生在我国1 1世纪的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从变法派人士的分裂,即吕惠卿、曾布与王安石的交恶,以及参与变法的其他人士背离王安石初衷的角度分析可见,法令、法规诚然重要,但法令、法规是要人执行的,凡变法改革,没有变法派人士的团结一致,没有高素质的执法人才,即令有最好的法规,亦难免要被扭曲而归于失败。     

试论王安石变法时期的仓法

仓法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史学界对王安石的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等经济改革措施的研究已比较精细,但对王安石创立仓法的背景及仓法的内容、作用等问题却罕有专门论述。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希冀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有所补益。     

从雇役法析王安石变法受挫原因

役法改革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推行因遭到了司马光等官员的激烈反对而终被废除。这既是由于在制定政策法令时没有考虑到北宋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差异使得雇役法并不完全适应于全国每一个地方的缘故,又是因为该法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重大弊端的结果。它的废除意味着王安石变法的严重受挫,而雇役法制定和推行中的失策是王安石变法受挫的重要原因之一。     

熙丰时期的兵制改革及启示

熙丰时期的兵制改革及启示程民生，郑传斌改革募兵制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王安石并非要废除募兵制，他认为保持一支常备职业军队是必要的，但不能完全依靠募兵队伍。为此，宋政府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方面完善募兵制，如并军营、置将官、淘汰老弱；另一方面特别重视...     

王安石变法新论

海内外学术界历来把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改革统称为王安石变法.但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即闲居江宁,元丰新政完全是在神宗主持下推行的,理应视为神宗变法.事实上熙宁新法与元丰新政不仅主持者不同,而且指导思想亦大相径庭.本文深入解析了熙丰年间改革路线逐步变质的内在机制,指出关键在于神宗与王安石的改革的价值取向不同,进而重新检讨了变法失败的深层原因及其经验教训.     

王安石变法与宋代中枢权力格局的地域之争

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不仅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领域影响巨大,而且对宋代中枢格局的地域变迁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神宗时期宰辅进退的南北地理格局变化,还是王安石主持变法前主要交游对象的地域选择,以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而引起的北宋新旧党争中的地域因素,均可看出王安石变法对宋代中枢南北地域格局和南北地域之争的重要影响。由此可知,地域因素是北宋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这种南北地域观念一直影响着宋代的政治格局。     

宋诗风运动中的王嗣槐

康熙十七年拜谒冯溥对于王嗣槐来说意义非凡。冯溥的礼待与人格魅力、诗学影响以及受冯溥所托编选当代诗选,使王嗣槐产生整饬诗坛的动机。在冯溥的影响与鼓励下,王嗣槐开始大力提倡唐诗,反对时下盛行的宋诗风气;他的诗歌创作、诗学批评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经过反复斟酌,五年后终于向诗坛领军人物王士禛、王又旦申述观点,施加影响,而王士禛正是在这种压力下重返唐诗道路。王嗣槐的诗学活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冯溥对诗坛的影响,对他的诗学活动缘起、过程的考察使康熙年间诗歌史的路径更加清晰。     

“任道为宗”：宋濂的学术传承和理学思想

宋濂作为明初最重要的理学家和文学家之一,理学传承可上溯到朱熹和吕祖谦,文学传承可上溯到方凤。宋濂在理学上没有固守一家之说,而是综览百家之说,丰富自己的理学思想。对于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宋濂不偏向于一家,而是调和二家之说,提出自己的明心、识心之说。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朱熹理一分殊的理气论与冯友蘭新理学之对比研究

旨在针对冯友兰建构新理学形上学四项核心概念:「理」、「气」、「道体」与「大全」与朱熹哲学相对应之核心概念,进行对比性之研究。冯先生深受英美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法之影响,认为这是正的形上学方法。他以这种方法对朱熹形上学相对应的概念进行了格义式的诠解,他自谓其新理学形上学不是照着朱子的讲法讲,而是接着讲,企图发展出一套新的中国哲学之形上学。朱熹的理气可分不可离,且富有机性的联系。朱子的「无极而太极」以「无极」来描述最高实有「太极」之形上属性。冯先生的理、气、太极、道体皆为真实(本体)之抽象思辨所得之概念,与朱熹机体宇宙论格格不入。冯先生真际与实际(现象世界)之割裂虽不契于朱熹的理在气中之宇宙观,然而,他引介西方新实在论来重构新理学之尝试和成果,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未来可能发展,提供了新视域、新思维法、诠释法,启迪之功不可没。     

从《翼教丛编》看叶德辉的学术思想

湖南维新运动时的新旧之争 ,不仅是一场政治立场之争 ,也是一场学术文化之争。从《翼教丛编》及叶德辉其它的学术活动与主张来看 ,其反对变法 ,在学术文化上至少有三个原因 :其一 ,出于保守传统文化的立场 ;其二 ,经学研究中的汉学取向 ,使他不能同意维新派的一些主张 ,如蔑视训诂、追求大义等 ;其三 ,从古文经学的角度出发 ,叶德辉崇《左传》斥《公羊》 ,不同意新派人士对公羊学的鼓吹。这些主张自有其学理的根据 ,但他反对维新变法 ,逆历史潮流而动 ,仍然是要批判的。     

朱熹《诗经》解释学“淫诗”说新论

"淫诗"说作为朱熹《诗经》解释学的新成就是发展着的思想观点,因为他就"淫诗"作者的定位上存在着前后的不一致;又是自相矛盾的观点,因为"淫诗"所包含的诗篇只涉及变《风》而未及于"二南"正风和《雅》诗中符合"淫诗"标准的篇章。若仅以《诗集传》时的"淫诗"观为标准,《卫风》中有"淫诗"十篇,整个变《风》中有"淫诗"四十篇,《召南》中的《野有死麕》,《小雅》中的《菁菁者莪》和《隰桑》也理当是"淫诗"。     

教养取任——王安石人才培养思想研究

王安石的变法涵涉诸多方面,而其注重对人才培养作为其变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王安石重视人才储备,提出"教、养、取、任"的人才培养观,同时在变法活动中大力倡导兴学校、"一道德"、改科举,为其变法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二次直奉战争后阎锡山的拥段反吴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阎锡山从自己利益出发,确立了拥段反吴的态度。为此他在战后号召全国封疆大吏发表拥段通电,为段氏上台执政奠定基础。由此赢得段祺瑞的信任,从而获得较高政治地位。同时阎锡山派军阻击北援直军,并游说部分直军南撤,使实力大损的吴佩孚得不到援军,不得不浮海南渡。吴佩孚返回洛阳后,凭借剩余部队仍企图继续作战。阎锡山领导晋陕甘等省军队通力合作,将吴佩孚从洛阳驱逐,使其统治崩塌。战后阎锡山的军政活动虽不乏一己之私的考虑,但客观上顺应了民众渴望和平的心愿,对当时北方的军事格局产生了较大影响。     

目标与手段的合法性悖论--张居正改革的伦理视角探讨

明王朝以伦理作为其合法性基础.张居正为了顺利实施其改革计划而采取的与李太后、冯保结盟,用人及"夺情"等手段,客观上触犯和践踏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伦理,侵蚀了明王朝的合法性基础.张居正强国富民、稳定王朝统治的改革目标,虽然能获得合法性认可,但他为达致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改革手段却不具有合法性.目标与手段的合法性悖论正是张居正改革的悲剧性所在.     

王安国卒年考

王安国卒年有熙宁七年、熙宁九年、元丰初年等多种说法,实牵涉王安国晚年之仕历、官职及王安石、曾巩诸文系年等问题。结合相关文献,详加辨析,可推定其卒年当在熙宁九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