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

<廖有方墓志>是最近出土的唐代诗人墓志.这篇墓志提供了廖有方生平事迹的诸多信息,对于研究其名字与籍贯、科举与仕宦、婚姻与家庭、交游与经历等情况,具有重要价值.廖有方是交州人,墓志为了解与研究安南人物在唐代的进身出处、家族迁移等方面,也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新出土唐代卢公亮夫妇墓志考疏

千唐志斋博物馆新藏一合形制特殊的卢公亮夫妇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就形制而言,它是一合龟形墓志;就家族而言,是唐代望族家世和望族婚姻的集中体现;就科举而言,涉及唐代影响最大的长庆元年科举案;就文学而言,卢公亮原本是一位诗人,值得进一步钩稽;就撰者而言,志文撰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殷尧藩,铭文撰者是卢公亮的再从弟卢罕,因而这是一篇志铭分撰的墓志,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文章体式.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唐代“类明经”试策考述——“官人文学”研究之一

试策是唐代科举的重要试项 ,也是唐代文学的重要文体。唐人取士科目众多且复杂 ,类明经是明经系列中与明经科相联系和类似的专业性极强的科目 ,主要包括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目 ,各科考试皆仿明经 ,但多有“专业”考试 ;其中有试策 ,而试“帖读”尤为一般论者所罕及。类明经在唐代科举中也具有特别的意义     

墓志新辑唐代挽歌考论

挽歌是古代丧葬礼仪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哀挽文学的一种特定体裁。但大多数挽歌是在丧葬过程中由乐队演奏的。挽歌镌于碑石者 ,甚为少见。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中 ,有一批挽歌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唐诗文献。这类挽歌主要有两种类型 :刻在墓志盖上的挽歌和墓志铭中的挽歌。这两种挽歌 ,无论是作者和哀挽对象 ,还是内容与形式 ,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唐代挽歌与唐代丧葬制度、礼仪习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也是我们认识并了解唐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以新出墓志所载挽歌与传世挽歌进行比较研究 ,有助于认识挽歌特殊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文化学意义。     

新见唐人明经科资料考——以《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为中心

《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所收墓志包含许多唐代科举资料,其中明经科及第年份可考者二十人,年份不明者三十九人,均对《登科记考补正》有补苴价值。     

《全唐文补遗》新见唐人进士科资料考

<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所收墓志中有许多有关唐代科举的资料,其中进士科年份可考者十九人,年份待考者四十四人,均对<登科记考补正>有补苴价值.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所见唐代进士史料

本文以新近出版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所栽的科举史料为依据，新补未见史书记载的唐代进士凡18名，其中及第年份可考者4名,及第时间待考者14名。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新发现的唐日本人井真成墓志及初步研究

唐代墓志对于研究唐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西北大学近日征集了一方日本人井真成墓志,该墓志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惟一一块唐代日本遣唐使者或随从人员墓志。通过对墓志铭文的初步研究,发现日本国名第一次出现在石质文物上,日本人井真成死后所赠官职也应与宫廷侍卫有关。     

新出土唐代李宽碑志考论

李宽是唐代开国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一生经历了隋及唐代的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与唐代初期几个重大政治事件有着重要联系。但上千年来,李宽的事迹却湮晦不彰。李宽碑、志的出土不仅可彰显其一生事迹,对唐初历史亦有印证和发覆之效。首先,李宽的家世经历了改姓和赐姓的过程;其次,李宽参与了唐代初期破王世充、平刘黑闼、败吐谷浑、定高昌、克高丽等重大政治事件;再者,李宽碑、志所载的事实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有助于辨补重要典籍;最后,李宽墓碑的撰立也蕴涵着复杂的政治和家族因素。     

唐代朔州状元苑论事迹考

唐代马邑（今山西朔州）苑氏为有名的文学世家,其中苑论为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进士科状元。由于资料缺乏,人们对其生平事迹知之甚少。近年新出土的一些文献资料,可以为我们揭开其家庭及仕宦生涯的诸多谜团,并一睹其文学风采。     

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

唐代通常被认为是经学不振的朝代,却不知唐是科举策经的时代,科考要考策问,而策问的内容就是经义和时务。考诸权德舆、韩愈、柳宗元、吕温、刘禹锡、皇甫、李翱、欧阳詹诸家文集,可以勾勒出唐代中叶配合科举考试缺席和太学教学体制形成的一种“文儒”形态。唐朝中叶的文人说经,具有以下倾向与特点:重义理、尊六经、言圣道、辟异端、辨疑伪、说性命、申礼学。唐代经学是经学史上的一抹异彩。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唐代刺史与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

唐代的刺史多由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士担任,文人出刺州郡,不仅是朝野迁转的政治活动,也是文学传播的空间流动行为。因此,有着“文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的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刺史在任上的创作,以及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两个方面考察。在刺史的选拔过程中,文学才能是朝廷考虑的要素之一,中央郎官与州郡刺史的交换任职也是唐代官员迁转的重要准则。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作用巨大,首先,刺史在行政过程中,具体地执行国家的文教政策,对地方士子的求学、仕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直接的决定权。其次,有的刺史本身是成就斐然的文学家,当他们参与到州郡的文学活动时,吸引并凝聚了大批的文士,丰富了地方文坛。第三,作为最高长官的刺史,以诗文吟咏地方州郡的景观风物,宣传了州郡的名声,地域景观藉此完成了经典化、文学化的提升。在塑造地方文学生态的同时,刺史也成就了自身的政绩与文名。      

明代四川青神余氏家族文人诗歌创作与西南地域文化的关系

西南地域文化对明代四川青神余氏家族文人及其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青神余氏家族为名门望族,有才之辈多出、文学代际相传,于文学、科考、政治等方面都声望盛隆,在巴蜀乃至全国皆有盛名。西南地域文化丰富了余氏家族文人诗歌创作的题材,深化了诗歌创作的内涵,促进了余氏家族文人气质的形成。余氏家族文人借由诗歌作品记录了西南地区的风俗民情,呈现了西南地区的文化历史,展示了其对西南地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论汤显祖科举生涯与其文学创作之关系

文章仅以明代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为例,分中举之前、中举入仕至辞官归家和弃官家居三个时期,看汤显祖的诗文以及戏剧创作,得出结论:汤显祖一生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科举经历有关,他一生的科举经历在诗文及戏剧创作中都有所表现,从而也可以说屡次科举成就了汤显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