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晚明女性墓碑文之研究价值

无论从史学或是文学角度立论,实用文体都应该获得较之目前更多的重视.文章以晚明女性墓碑文为研究对象,重点揭橥此一文体对于女性生活史及性别史的研究价值和启发意义.墓碑文作为生动精微的女性史料,为我们矫正以往认识偏见、重塑历史中女性的面貌提供了依据,墓碑文也是我们建构晚明性别社会秩序的参考.此外,文章对墓碑文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谀墓”加以澄清.最后以表格的形式展示晚明女性墓碑文写作的大致情况     

魏晋南北朝赞体文探析

赞体文可溯源至上古时期,至两汉成型,先秦、两汉时期分别是赞体文创作的萌芽期和成型期。魏晋南北朝赞体文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文体形式上,都获得了丰富和发展,咏人、咏物、咏佛等题材大量出现,赞文篇幅和文体样式也有所变化创新,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蕴。     

两汉“移”“檄”并题、混称现象探析

"檄"、"移"作为古代两种"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的文体,于两汉时期出现并称、混称现象。此现象的出现既是两汉一统下政治局势稳定及内部政务活动日益频繁的结果,更是二者文体功能不断扩展、丰富,"移"体文特殊文体表现方式的必然结果。     

两汉时期民族关系中的“质子”现象

两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和发展的时期,此时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政权的交往更为密切,民族关系纷繁复杂。边疆民族与内地政权间“入侍为质”和“纳质为臣”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一、“质子”从两汉时期开始普遍存在于民族交往中,并作为维系宗属关系的工具之一;二、两汉时“质子”逐渐被纳入朝贡制度的一部分;三、两汉时期的“质子”现象大多出现在汉朝国力强盛时期。“纳质为臣”现象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内地政权与边疆民族的经济,文化来往,巩固了封建王朝对边疆的统治。     

两汉的箴体文创作及其文学成就

两汉时期,实际上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各种文体逐步定型、发展并被广泛应用的重要时期,"箴"体文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种,由于其较强的实用文体性质,长时间以来并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然随着文体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古代实用文体进行细致的探讨。两汉时期的箴体文创作,出现了继西周以后的又一次繁盛,不仅数量上十分可观,而且艺术上也表现出很多特色,主要表现在语言句式上整饬严谨,文章结构上浑然一体,表达方式上注重用典。两汉箴体文的创作成就,逐步实现了这一文体由官箴到私箴的转变,拓展了文体功用,同时也提高了写作技法,对后世箴体文的写作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从中古女性墓碑文看中古女性价值观

整个中古时期的墓碑,主要以男性之碑为主。在为数不多的女性墓碑文中,又以中、上层社会妇人之碑文为多,从这些刊录中、上层社会妇人行履的墓碑文字来看,其对墓主生前价值的肯定,多称道其孝悌与持家、治家之道,其中又主要集中于孝姑与育子两个方面,而孝姑之行其源又出于育子之行。中国孝文化多讲孝母(孝姑),从中古这些女性尤其是妇人墓碑文可窥其一斑。     

霍山中镇庙建文碑初探

洪洞县兴唐寺乡兴唐寺村有座中镇庙，庙内现存一通建文皇帝御祭中镇霍山之神碑，这在全国已发现的御祭碑文中，是唯一一通明确记载“建文”年号的碑石，具有弥足珍贵的文物价值。至迟从明末清初就有学者对该碑进行关注，著录其碑文，分析其价值。但多数学者往往只著录碑文的祭文部分，很少提及祭文下的题名，然而这些题名可以帮助纠正当地方志记载的错误，因此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启文述源

启文于东汉出现 ,作为奏议文字长期存在于传统公文之中 ,齐梁时文体论者即在此一职能上认识启文体。而刘宋时启文内容发生显著变化 ,使之渐近于应用文之书牍类。启文的衍变过程 ,是其文学化的进程 ,也是文体蜕变和融生的过程。     

论刘勰文学批评的“文本”精神

刘勰的文学批评有别于先秦两汉时期的“以德为本”的文学批评。贯穿刘勰文学批评始终的是“以文为本”的精神,“文”是刘勰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也是刘勰文学批评方法论依据。刘勰文学批评中的“文本”精神是我国文学批评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叙录

党项与西夏碑石刻主要由夏州拓跋部家族及其幕僚的墓碑、西夏时期的佛事碑、西夏陵残碑以及西夏遗民的碑石刻等部分组成，它是“中国藏西夏文献”的特色所在，为研究西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国名、纪年、语言文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中古墓志铭的文体形态与书写规则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中古时期，墓志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完备的文体形态，形成了特定的书写规则。首先，中古墓志铭是由多重载体构成的特殊体制，至少存在文本、书法与实物三重载体。其次，中古墓志铭的文体特征表现为志铭分撰现象更加凸显，墓志与诗体进一步交融，铭文的体式逐渐丰富。再者，唐代墓志铭的书写规则主要有逐步完备的题款、偶尔出现的注文、特殊的平阙格式。最后，墓志铭的集本与石本文字书写方式有所不同，比较集本与石本，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墓志铭的文体特质。     

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我国古代文学家族的渊源及形成轨迹

我国古代文学家族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西周至春秋、秦汉、魏晋,刘宋四个重要阶段。文学家族形成的时限当为刘宋初期,其判定应当从历时的延续、共时的创作、时限的前后三个方面来确证。     

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及其文学意义

墓志铭作为应用性文体,通常会出现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这既是应用文体的特性所决定的,又与一般的应用文体有所不同。墓志铭由志文和铭文两部分组成,志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行文方式的模式化、特殊类型的模板式和具体内容的雷同性;铭文的程式化主要表现为化用经典诗句、抄撮志文成句和袭用固定模板。程式化的创作模式虽然使墓志铭形式单一,结构固定,但却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有必要对其内涵和价值进行恰当的评估：唐代墓志铭中经常出现的人物形象为考察他们形象的经典化和在后世的接受情况提供了全新的素材;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些套语,则有助于我们对诗歌创作中点化前人成句的创作模式和经典诗句的生成过程有更加直观的认识。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与北朝文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收录北朝文章49篇,其文献史料价值主要有三：其一,补严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未辑;其二,补足严氏所收残章断句之篇;其三,与严氏所辑之文互为校勘。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存高允《南巡颂》,魏收《兖州都督胡延碑铭》（并序）与《征南将军和安碑铭》（并序）等“颂”“碑”之文,更是北朝重要文人的散佚作品,可填补北朝文学研究的资料空白。其完整的文本形态与丰富的文学表现是进一步探讨北朝文体演进与文学态势的基础。而大量的北朝公文资料不仅有助于明确北朝诸历史事实,还可推进并还原北朝公牍文的发展脉络,值得深入研究。     

“帝师”与“佐命”：张良形象与南北朝初期的政治实践

西汉以后，张良的形象不断发生演变，从佐汉的谋谟之臣变成集天命与神仙于一身的历史偶像。晋宋之际的天师道建构张良与张道陵的血缘关系以契合刘裕的汉室苗裔身份，为刘宋“与道结缘”制造祥瑞，以达成便于传道与影响政治的双重目的。北魏的寇谦之则利用崔浩“自比张良”的行为，制造了一套“符箓受命”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汉代以来张良“授命”说的改造。天师道利用已非历史原型的张良形象，涉入南北朝的政治活动，也塑造了刘宋、北魏政权中长期存在而又沉浮不定的共同文化意识，并推动南北分裂的政权向着共同的文化目标前行。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