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武帝与天师道

东晋末年刘裕通过镇压以天师道为旗号的孙恩之乱起家并最终凭借军功建立了刘宋政权,然而刘裕与天师道实又有其他重要关联。刘裕及其姻亲家族均表现出信奉天师道之痕迹,此外,刘裕代晋造宋在军事政治上所依赖之重要人物亦表现出与天师道的密切关系,天师道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政治上结合的重要纽带。     

刘宋武帝与天师道简

东晋末年刘裕通过镇压以天师道为旗号的孙恩之乱起家并最终凭借军功建立了刘宋政权,然而刘裕与天师道实又有其他重要关联.刘裕及其姻亲家族均表现出信奉天师道之痕迹,此外,刘裕代晋造宋在军事政治上所依赖之重要人物亦表现出与天师道的密切关系,天师道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政治上结合的重要纽带.     

北魏对刘宋的和亲与皇室婚制的汉化

北魏与刘宋之间的和亲是贯穿宋魏间前期交聘的一个核心议题,但三次和亲之议都因刘宋"依违不绝"的态度而未能成功。北魏在向刘宋求和亲时体现出鲜明的胡族政权特征,表现为将南方的宋看作中原王朝,而对己以胡族政权自居。魏太武帝死后,北魏对和亲的态度不再积极,这与北魏王朝婚姻观念的汉化密切相关。以和亲为名的部落交婚胡族遗制,也在北魏皇室婚姻制度的汉化背景下逐渐消亡。     

陶渊明政治品节的见证 --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笺证

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是认识陶渊明的人描写陶渊明的唯一今存文献,具有珍贵的历史、思想和文学价值。颜延之是陶渊明的挚友,延之内心同情东晋、痛愤刘裕篡弑,因此能同情地了解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品节。颜《诔》“有晋徵士陶渊明”的称谓,表达了陶渊明认同晋朝、是晋遗民,不认可刘宋、拒绝与刘宋合作的事实;“靖节徵士”的谥号,表达了陶渊明坚守晋遗民的政治节操。颜《诔》记述了陶渊明对刘宋政权政治无道的判断,描写出了陶渊明澹泊心、自由心彻底觉悟的形象,艰苦地从事躬耕和编织以维持生活的形象,以及密切关注现实政治,告诫朋友直言不讳的形象。     

中国文化传统与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改革家。太和八年(公元484年)至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北魏政权在冯太后和孝文帝的先后主持下，进行了十六年之久的持续改制，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拟就中国文化传统与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关系做以探讨，并就教于学界。　　一、北魏“崇武”传统与“偃武修文”之争　　所谓传统，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凝结与沉淀。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区别于其它民…     

“以德配天”与“以人为本”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考的重要问题。商周之际，为了解释周代商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重要思想，开启了神权政治观向道德政治观的转变。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制的瓦解，“公室衰微”．人的主体地位上升，“以德配天”思想被诸子发展为“以人为本”的政治观和系统的民本思想，从而使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研究先秦政治伦理，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借鉴意义。     

洛阳北魏墓葬的“太和之风”与民族文化交融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并实行汉化改革，使拓跋鲜卑政权发展至顶峰，史书将该阶段政治稳定、国家强盛、八方归附的社会面貌称为“太和之风”。洛阳作为国都，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折射了北魏后期的社会现实，是“太和之风”的典型实物例证。考古发现洛阳北魏墓葬墓向坐北朝南，地面有高大封土，都是单室墓，这些方面的统一性分别继承了东汉和魏晋丧葬文化理念。墓葬是否随葬陶俑群、形制固定为带盖方形的墓志尺寸大小具有身份等级差异，说明北魏把汉晋的部分葬俗进一步发展为礼仪制度。而帝陵墓室涂黑、部分陶俑左衽则是保留的北方游牧文化传统。随葬品中所见拜占庭金币、下颌托等，是西域商贸往来的见证。出土的胡人侍从俑和佛教用品，表明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以上各种因素和谐共存于同一墓葬，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出当时在汉文化主导下的多元一体格局。墓葬中“太和之风”的形成主要是孝文帝对于洛阳陵墓区的规划、汉与鲜卑势力的持续消长和北魏统治下复杂的人口构成等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孝文帝积极主动承继汉晋文化，目的是将拓跋鲜卑纳入华夏统绪中。对洛阳北魏墓葬实物材料的解读，能够直观全面地认识汉文化对北魏政权的影响，为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提供重要参照。     

论张良历史文化形象的转变

作为"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在历史上有着"以身弑秦的任侠"、"运筹帷幄的谋圣"、"独善其身的智者"等多重文化形象。其历史文化形象的多重性首先源于其社会角色的多样性。文章拟从张良的角色转变来考察其历史文化形象的差异,并对文人笔下张良文化现象进行探讨,探究张良历史文化形象的转变。     

区域文化交流与北魏汉化新境界——以文明太后的文化功绩为中心

北朝前期,由于地理分布、族群定位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北魏与十六国在汉化进程上差异显著,构成了两大异质文化区域。政治统一完成后,在历史因素和现实利害的双重影响下,文化融合依然迟滞。作为北燕王室后裔的文明太后,依凭故国人脉和特殊机缘,最终掌控了北魏政权,实现了最高统治者文化身份的置换,改变了统治阶层中主张汉化与反汉化力量的对比。她一改以往以拓跋民族为本位的政治、文化政策,打破了北魏与原十六国、北魏与南朝这两对异质文化区域之间的壁垒,促成了北魏汉化的新境界。     

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制度散论

北魏孝文帝实施定姓族 ,首先 ,它既是北魏汉化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也是北魏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次 ,姓族制度的实施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加强北魏政权的统治以及提高鲜卑人的文化水平等方面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三 ,姓族制度的实施与北魏政权的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不同 ,应作具体分析 ,不能说姓族制对北魏政权的灭亡起了最直接、最主要的作用。     

李君羡案件及其历史阐释

李君羡谋反案件发生于贞观二十二年。但是,在武则天时代,为了武周革命的论证需要,武则天朝廷同意了李君羡后人的解释,认为是武则天天命暴露,而李君羡之死是充当了武则天的替罪羔羊。这一说法在武则天时代写入唐朝的国史,并被后代史书如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沿袭,流传甚广。《资治通鉴》不仅沿袭这个说法,还把李淳风劝杀的故事也纳入李君羡案件的解释中,从而完成了李君羡案件的再度阐释。本文仔细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遭遇的阐释历程,认为除了武则天政治的需要以外,古代历史学家的政治天命观念也发挥了作用。     

由“纤琐见长”到“成一家之言”——《南汉春秋》与《南汉书》之撰述路径及学术价值

刘应麟与梁廷枏先后著成纪传体南汉史,而旨趣不同,所著之书亦表现出不同之面貌。刘著《南汉春秋》,意在“以纤琐见长”,故所重一为“广搜”,一为“分析”。梁著《南汉书》,旨在“成一家言”,故竭力从事于整齐体例、考核异同,并别辑《南汉丛录》《金石志》《文字略》为一书,不使与纪传正文相杂。从“以纤琐见长”到“成一家之言”,反映出一种治学路径,二者皆不可或缺、各有价值,与章学诚由“记注”到“撰述”之理论设想具有相同精神内核。在“成一家之言”成为著述者普遍追求之学术环境中,刘应麟不妄作史而甘为“纤琐”之态度更为可贵。     

北宋“白体”诗风演变关捩——以张耒“效白居易体”为中心的考察

以白居易为代表的“白体”,原指白诗“自然”、“浅易”之风格,其在北宋的演变历程,与时代心理、主体意识、人格力量密切相关。张耒用儒释精神重构了原以苦县之学为思想基础的“白体”诗风,其“闲适”的内涵,演变为党争下“外王”追求落空后转向“内圣”的精神补偿。自张耒拟作“白体”后,宋人学白,把儒学经世视域纳入“白体”之“闲适”范畴,宋代党祸频频,为贬谪失意下仍无所悔恨的士大夫提供了陶渊明以外另一个心灵栖息之所。     

赵翼《廿二史劄记》金代“汉人”“南人”说厘正

自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提出“金元俱有汉人南人之名”以来,学界虽对此概念多有使用,但却未从不同历史语境下对“汉人”“南人”的多重内涵进行更深入的解读。检点史料,赵氏所言金代“汉人”“南人”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时空局限性,未能反映这一概念的整体面貌。金初“汉人”概念由辽朝沿袭而来,特指由辽入金的汉族群体,至金中叶以后,“汉人”逐渐成为金朝境内汉族群体的统称。“南人”起初是与“汉人”相对举的概念,指代由宋入金的汉族群体。但在一定时期内又特指黄河(旧河)以南原伪楚、伪齐统治区。而在一些与宋朝相关的特殊情境下,金人也常以“南人”指代南宋政权(南宋人)。金代“汉人”“南人”概念之所以被提出和使用,与其所处的多重历史语境有关,主要包括“辽宋之别”与“重北轻南”的统治策略。     

南宋词科取士与制文之体关系论略

两宋的词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之一种,其制度的设立对两宋骈文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南宋文人由词科入等而入西掖、北门,进而执掌内外之制的现象颇为常见,朝廷诰命、典章巨制的写作从初习词科的模拟之作成为视草代言之体,由此也生发出一些较北宋而言更为复杂的文体观念。词科与制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应试词科衍生出一批进卷、行卷行为,并出现了大量的类书,促进了四六文的兴盛,影响了馆阁的制书写作;对典故的谙习、制度的熟稔与制文体式的遵循是应试词科的基本要求,词科者入等者在馆职写作中也承续了词科文体。词科与制文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宁宗嘉定以后,轻视宏词科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两制之文的衰落。词科的发展也引起时人对"词科习气"的批评,而所谓的"词科习气",与南宋骈文对北宋骈文的变异有关。另外,由词科入等或曾应举过词科的士人中,有不少人也有着兼学理学的倾向,他们也试图在朝廷的公文写作中复返汉代遗风。     

张载“天道性命相贯通”思想探析?

张载开创关学,对孔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这一天道性命关系难题做出了回应,他打通天人、内外、形上与形下的天道性命相贯通思想使得发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的形上内涵得到了极大丰富。但目前学界对张载“天道性命相贯通”思想进行专门而系统的研究还比较少,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张载的天道论及其特色”、“张载的性命论及其特色”以及“张载天道与性命的贯通”三个问题的讨论,使张载哲学“天道性命相贯通”这一重要形上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展现。     

孟子后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兼论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的确立

唐代至宋代道统说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迥异。这主要和韩愈提出的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的阐释理路有关。如果说宋初之前学者主要是倡导“不绝其传”的话,自二程至朱熹则奠定了道统“不得其传”的一面。如宋初柳开、孙复、石介等人均还是以“不绝其传”为依据建构儒家道统谱系的,皆以道统后继者自任。至理学兴起,程颐等开始倡导道统“不得其传”说,道统上接孟子,度越汉唐,以孟子传道者自任。至朱陆争胜门户,朱熹方奠定了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究其源,最初韩愈认为孟子后儒道“不绝其传”——韩愈对荀子、扬雄等都非常重视,时人曾以韩愈比附扬雄,改为“不得其传”后,一字之别,造成了不同的阐释理路。     

北宋文坛对“元和、长庆风格”之接受及其意义

“贞元、元和风格”亦可表述为“贞元、长庆风格”、“元和、长庆风格”或径称为“元和之风”,是宋代文坛极为流行的文学批评话语.它滥觞于五代,盛行于北宋前期,演变于北宋中叶.大宗淳化、至道间特指以元白为代表的翰苑文章,真宗景德、祥符间兼指馆阁翰苑的诗歌赋颂,仁宗庆历、嘉祐间则转为推重韩柳古文a这一话语集中体现了宋人对唐代文章...     

张载对儒家“仁”学思想的改造及“仁”学定位?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观念,是最高价值追求的体现。至宋代,诸儒借鉴佛道超越的思维方式,对孔子的仁学做了有价值、有深度的创新性诠释,其中张载的诠释尤令人瞩目,更具典型性。张载的仁学思想是建立在宇宙本体之上的“人道的思考”,是对道家“天地不仁”思想的转化,从而实现了将“仁”的诠释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张载的“仁”是本体与功夫交融为一体,贯通了天道与人道,从而拉开了宋儒独具特色的“仁说”的一幅新图景。正是基于此,对张载仁学思想的探析,有助于我们对儒学精神和张载哲学体系的理解与把握。     

“文有过质”发微： 试论南北本《大般涅槃经》改易的语体动机

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本（北本）《大般涅槃经》经过南朝宋慧严等人修改后釐为三十六卷（南本）,北本和南本间出现了不少异文,通过考察这些异文,发现南本修改的语体动机大约有避俗、复古、就正三类：所谓“避俗”,是指回避北本中的方俗语词,删除口语词或使用文言词以改变比较口语化的表达;所谓“复古”,是指去除北本中的新兴成分,改作先秦即已通行的古旧成分;所谓“就正”,是指删改北本中带有佛教汉语性质的语言成分,以使译文更加接近、符合中土文献语言的正统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