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其N”结构中“其”的语义推衍

《论语》“其N”结构中的“其”大体上都起指代作用，也有的进一步虚化。“其”的功能与具体指代对象都是可以推定的。首先，“其”起指代作用有一定的作用域。作用域则随“其N”在句中的位置及其与谓词的语义关系发生变化。其次，在确定作用域后，“其”的具体指代遵循五大原则：同层原则，整体原则，就近原则，直指原则，同类原则。在作用域与五大原则的制约下，“其N”结构中的每一个“其”的功能与具体指代都具有唯一性。     

契丹自称“炎黄子孙”考论

契丹自称“炎黄子孙”并非是辽末天祚帝时期由汉族史官耶律俨在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 书·序记》虚构出来,而是契丹人由于受其先祖鲜卑人以及隋唐契丹“化内人”自称“炎黄子孙”、自称“中国”的 影响,早在辽太祖建国之初就已经自称“炎黄子孙”了。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不无与汉人攀附亲戚之嫌,但 他们在自称“炎黄子孙”的同时,并不否认汉人也是“炎黄子孙”,具有契丹人和汉人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 华一体”、“中华一家”中成员的思想意识。     

“浙派”探源

文章借助寓目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对＂浙派＂这一概念的指代对象和历史变迁做了较系统梳理和挖掘,探究作为诗歌流派的＂浙派＂与文化史上众多＂浙派＂指代对象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为深入研究浙派诗人群体提供支持。     

“浙派”探源

文章借助寓目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对"浙派"这一概念的指代对象和历史变迁做了较系统梳理和挖掘,探究作为诗歌流派的"浙派"与文化史上众多"浙派"指代对象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为深入研究浙派诗人群体提供支持。     

少数民族物质文化中的名物关系研究——以“椎髻”与少数民族发式特征为例

对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的历史考察往往涉及实物与文献词汇之间的对应关系问题,常常会因文献词汇的模糊性造成少数民族文化特征描述上的偏差,对“椎髻”一词的使用就属于上述偏差中较典型的一种。古文献中常见的“椎髻”一词被大量运用在少数民族文化特征描绘的语境中,后人在考察少数民族发式特征的时候,由于其具体样式并不十分明确,往往会根据“椎髻”出现在历史文献中的地域归属作为当下同一区域少数民族发式特征的依据。但“椎髻”一词在汉统文化语境中的语义重心在于指代异族文化,这种指代背后的参照系就是汉统文化礼仪中的“冠礼”。因此,“椎髻”就并非古代某一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特征的专属特指。     

“西夏”小考

把“西夏”和西夏王国等同起来,这和历史的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首先,指代西夏王国的“西夏”,不是本土之自称,而是异域之他称。其次,在宋代以前,“西夏”不是政权专称,而是地域名称。尽管不同历史时期,“西夏”有着不同的含义,但自晋代以来,以河西走廊为“西夏”的说法是中原社会最为普遍的认知。     

语用层面上的“人称代词”解新——“你”与“您”的语用意义及变异

人称代词在语法分类中是一类实词,其词汇意义非常简单,就是指代人称,不同的人称代词,指代不同的人称。然而人称代词的语用意义却较为丰富,在语境中能够产生不同的语用变异。本文选择“你”与“您”这一对同一“人称”领域的代词进行对比,解析其不同语境中的语用意义及其变异。     

“纯文学”的反思——几则书抄和感想

“纯学”是一个历史概念，支撑“纯学”这个历史概念的有一套不断变化和“完善”的知识体系。当然可以说这套知识体系是一种话语实践，但在今天中国知识界的语境下，在“自恋和自虐的”学院式化研究的呼喊带领下，话语与权力，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已经铺设了快捷的直通车。要登“纯学”之“堂奥”，“窥其境”，     

《辽史》所记“善医”官员及其仕进

《辽史》记载有8位“善医”官员,其中包含契丹人、汉人和吐谷浑人。辽代“善医”者虽然出身不同,既有皇亲国戚,也有卑微的下层民众,但却都因为其精湛的医术得到统治者的器重。他们或成为专门的医官,或为朝官、部族官、地方官。此外,石刻文献和《契丹国志》也提及有“善医”官员数位。从“善医”者的仕进看,辽代医者的社会地位还是较高的。     

由役及吏: 两宋 “ 公人” 疏论

两宋的 “ 公人” 可直译为 “ 公家之人”, 但其内涵却前后发生着变化。 北宋公人多指义务性为官府承担一定职能工作的职役, 常常与使院语境下官府招雇的吏人的职能交错混同, 其中衙前公人出身、 职能及其去向的特殊性, 通常独立于诸色公人之外, 甚至地位优于州县一般吏人。 但随着北宋中期王安石推行“ 吏士合一” 政策, 吏人地位渐渐提高, 职役开始倾慕吏职, 至南宋前期吏人、 衙职成为职役较好的去向。南宋中后期 “ 公人” “ 公吏” 往往混同书写, 至少在士大夫们语境中, “ 公人世界” 里的公人是他们所担忧或鄙夷的胥吏群体, 这时的公人特指介于官民之间的公家之人。 公人角色变化的背后, 折射出乡村中上层群体由失利情态向获利情态转变的功利诉求, 以及社会转型中两宋政权扩大税源以补充浩大财政开支的主体社会语境。 公人作为一个融合吏人、 职役、 乡役等多重职能身份的社会符号, 在从民向官的价值转向中, 勾勒出两宋基层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关于“差一点 J_w”的思考”

文章对副词“差一点”已有的解释提出一些疑问,认为“差一点”在“差一点＋Jw（谓词结构）”句中一身而兼否定副词和语气副词二任,对谓词结构表示的动作结果或事情的性状进行否定说明;又强调：虽没“这样”了,但事态变化的趋势在朝“这样”发展以至几乎“这样”了,从而达到一种强烈的语气效果,引出言外之意,表达“意”中之情;而这“情、意”又并非完全由句子本身决定。也取决于一定的语境。至于“差一点＋没＋Jw”,“差一点”对否定的谓词结构之否定是加强的肯定。在特定语境下,它对否定的否定,表面上是肯定,其实是运用“正话反说”的修辞格表达情意,其语气更强烈。     

论明代“四大奇书”的叙事视角

“四大奇书”虽然沿袭了源自民间口头叙事形态“说书体”，但在叙事视角的具体运用上，却表现出向中国古代历史叙事复归的特点。这种情况的产生与明代特定“社会一历史”语境下的小说观念有关。     

从“九叶”成员到“脱颖而出” ——1979—1993年穆旦诗歌接受史

作为新诗史上的经典诗人,穆旦在新时期被“重新发现”的现象与时代语境的变迁紧密相关。20世纪80年代初,在政治因素、传统诗歌观念、读者接受理念等多重因素的囿限之下,穆旦诗歌的个体性与现代性价值遭到抑制和遮蔽,穆旦诗歌的建构过程呈现出一定的艰难性。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文学语境的变换与文学研究观念的转型,穆旦现代主义诗歌的价值和地位逐渐得到学界的接受与认可,其本人也从“九叶派”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诗人。     

他者、国家与自我:族群共同体建构的语境化表述——历史与现今陇南、川西北的(白马)藏族

从历史学视角看,"白马"作为指代特定的族群,其经历了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汉人这一"他者"基于文化分野下的想象白马氐或羌及上世纪70年代"民族识别"语境下国家制度性建构(白马藏族两个历时性过程。究其本质,两者均为客位下的生成物,而非主位下的建构。但这一生成物却与村落语境中族群的自我建构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民族存在的共时性"镜像"或想象。     

台共纲领焦点问题评说：“台湾民族论”不能成立

虽然1928年台共纲领中出现了台湾汉人已经形成“台湾民族”的提法，但是这一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大陆汉人在移居台湾的时候，他们将原有的语言、生产方式、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带到了台湾，并世代相传；大陆移民不仅去台的时候是汉族，而且在台湾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也同样是汉族，从来就没有变异成为所谓的“台湾民族”。实际上，1928年台共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是日共照搬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     

金代“天眷新制”对高丽王朝司法体系的影响

12世纪初女真族在反抗辽国的战火中建立了金政权,且基于国内各族杂居的现实而承袭了辽国旧制“南北面官”制度.但是到了金熙宗时期,随着女真贵族主张颁行汉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故于1138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即“天眷新制”,并通过外交与战争的双重手段,对高丽王朝的司法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高丽亦进入了金国“去辽法而兴汉律”的轨道之中,对其法律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黄道婆看海南“熟黎”对宋元明棉纺织业的贡献

海南黎族分为“生黎”和“熟黎”,‘“熟黎”在宋代就创造了先进的治棉工具,并运用于纺织;海南自古以来就有植棉治棉的历史,黄道婆不是向“闽籍汉人”学习而是向海南“熟黎”学习治棉工具和纺织技术的;黄道婆传播到湘江地区的“乌泥径被”也是向“熟黎”学习、运用黎锦“纺、织、染、绣”四大工艺的结果;黄道婆和“熟黎”都为我国治棉和纺织技术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带定指兼语的“有”字句

动词“有”可以带兼语构成兼语句 ,这种“有”字句中的兼语一般是不定指的。但在一定条件下 ,“有”可以带定指兼语 ,这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是用在复句中充当分句 ;二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构成单句     

“有＋名”结构中“有”词性再议

李字明先生认为所谓的名词词头“有”字,实际上是一个表特指的指示词,我们通过《尚书〉《诗经》等文献中“有＋名”用例的分析,发现“有”为指示词的用法并不具有普遍性。另外,我们将大家公认的一部分指示词与“有＋名”中的“有”字作比较,发现他们之间的用法差异很大：前者在句中不能省去,一旦省去,句子就指代不明,句义就不能自足;而后者“有”字在句中大多可以去掉而不影响句义。我们由此推断“有＋名”中的“有”是一个既没有词汇意义也没有语法意义的衬音词。     

“80后”诗歌——在时代与人生的重叠中展开

在“80后”诗歌创作中，死亡、革命、性爱是几个时常出现的主题，这恐怕既与“80后”诗人的人生体验有关，也和转型中的社会语境相关。总体来看，“80后”诗歌并不具有代际的意义，而是在社会转型、文化交流、个人成长等多重背景下展开的，因而也必然随着语境的改变而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