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历史、底层意识与地域叙事——论陇南白马藏族民间故事题材的主要类型

陇南白马藏族民间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具有版本差异性和情节共生性,题材来源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纳其主要的类型,分别是族群历史的艺术呈现、底层意识的口传记录和地域叙事的民间色彩。这些重要故事题材类型,表现着白马藏族神奇丰富的想象力和艰难民族生活史的再现,格调或热情奔放、或忧愁哀怨,内容饱含欢乐、寂苦、坚韧、不懈进取等丰富经历和价值取向,为人们认识白马藏族独特的文艺生命力、复杂而多变的生存状态提供了指针,从而加深了人们对白马藏族文学与文化方面的多维理解。     

族群政治、民族政治与国家整合——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析

作为现代国家形态,民族国家的建构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地方性族群社会的现代性整合。而以族群"政治化"为特征的族群政治和以族群"去政治化"、"文化化"为特征的民族政治则是这种国家整合的两种方式。其中,较之于民族政治,族群政治往往不仅未能达到多族群国家的预期整合效果,反而制造国家的动荡、分裂,从而出现了"国家整合"悖论。正是在族群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下,泰国南部的马来族呈现出"族群政治化"倾向,频频发生动乱。因此,采取民族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成为了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决之道。     

族群历史、底层意识与地域叙事的共同演绎——论白马藏族民间故事题材的分合表征

白马藏族民间故事题材具有分合表征,即族群历史的艺术呈现、底层意识的细腻表达和地域叙事的鲜亮色彩,但其相当数量的作品题材表现为三者的共同演绎,形成一个独有的联合体.这种表征,因时间轴线上演绎的白马藏族生活而存在,也因白马藏族族群的集体阅历而具备价值.它反映在民族文学发展史上,是因其鲜明的特色为向后的不断“流布”注入了最顽强的生命的活力.     

明确的民族与暧昧的族群——以中国大陆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实践为例

在相对主义的文化语境中,"民族"概念呈现出不确定性的内涵。当人类历史进入到后民族国家的阶段,民族的实体与虚体的二元对立就被打破了,人们必须对描述文化、社会、国家的知识体系重新进行调整,回应历史带给我们的现实问题。在20世纪大陆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系谱里,建立民族国家的政治过程使得民族获得了确定性的内涵。然而,20世纪后半叶族群理论的兴起又在不断挑战、解构这一"确定性",实体论与建构论再度进入对立的状态。从费孝通"多元一体"的思考角度出发,我们能够同时超越实体论与建构论,在关照历史的前提下,从整体的中华文明出发,思考当下"中华民族"的内在逻辑。     

旅游开发对小族群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四川平武白马藏族的个案研究

小族群及其传统文化正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稀缺资源而倍受旅游业青睐.生活在汉藏边缘的白马藏族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小族群.本文以四川平武白马藏族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比较,分析近10年来的旅游开发对白马藏族在服饰、居住、饮食、文化艺术与歌舞、语言、婚姻、宗教信仰、族群意识等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影响,并对白马社区民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保护及旅游开发提出了相应对策.     

清末民初的民族国家话语与文学中的女性想象

民族国家是一个现代的神话.于此语境,文学作为"民族共同体"最主要的想象方式,也得到了一种同质性的运作和理解.本文即以清末民初思想历史层面的民族国家话语为参照,来探讨此期文学创作的女性想象问题,分析这些文学在认同思想历史的民族国家话语时,又是如何通过艺术拟构来丰富和参与该话语的建构的.     

想象“他者”：中老边境地区排角人的身份建构与族群认同

生活在中老边境地区的排角人是一个跨境而居的人口较少族群,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识别为哈尼族。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政策倾斜和扶持力度的加大,使得一个族群身份和族群意识本来较为模糊的群体开始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来拒斥国家已经划定的民族成分。他们通过制作大鼓、更改族称以及递交申请等社会动员与村寨实践,力图通过与国家的对话和协商来获得人口较少民族基诺族这个"想象的"族群身份。我们的研究将说明,地方族群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族群利益,充分利用其社会、文化和象征资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族群身份建构的运动中,从而形塑族群的文化传统与身份认同。     

论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的文化层累现象

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文化主要包括"池哥昼"、"麻昼"、"甘昼"等,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出现了层累现象.这种现象以白马藏族诸部的傩文化为背景和关联因素,表现出自有的文化特色,反映了陇南文县白马人族群最早自跳而蜀南迁和以后由蜀而陇北迁两个阶段的民族群体记忆.陇南白马藏族傩舞戏融入了较为丰富的故事情节,呈现出从傩舞向傩戏转变的倾向和进程,尽管没有唱腔和剧目,仍可视为一种对于其祖先记忆的神话故事的文化展演,显示出文化质素的多样性、典型性、原始性和稀有性等特色,从中可以看到其"底层"的文化积淀,文化承载重大.     

论国家形象跨文化转向的可能性

身处权力关系体系中的国家形象经历了一系列危机,它有实现跨文化转向的可能吗?多元文化主义曾试图建构开放、多元的国家形象,提供了一种跨文化转向的可能性。在互联互通的语境下,国家形象指向对话性,因为只有进入"我—你"对话关系之中,国家形象才能体现人的交流需要。世界主义突破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单一性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封闭性,把国家形象推向对话之境。现在,中国在国家层面提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国家形象进一步推向跨文化语境。     

《花儿俏》、《夫妻识字》与《一个妈妈的女儿》——平武白马人民歌中的历史记忆

民歌,往往能在不经意间储存族群的历史文化信息。白马藏族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族群,在他们的民歌系统中,有一些歌曲特例引人关注,两首同名《花儿俏》反映了平武白马人地域文化交流的历史,《夫妻识字》是人们的红色时代记忆,《一个妈妈的女儿》则体现了对"中华民族"这一文化母体的集体认同感,同时也是对国家民族政策的一种音乐记忆。     

"白马藏人"族源探析

民族识别问题影响到我们如何正确处理民族关系 ,促进民族团结。“白马藏人”的族属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广泛争议。本文对该民族的地域分布、语言、姓名、社会经济、风俗习惯等方面作了具体分析 ,并认为它是中国古代白马氐族的后裔     

主持人的话

在近代韩国历史中,"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的塑造与嬗变,总让人想起近代中国有关"黄帝"的追根溯源.通过对民族源头传说的叙述,凸显文化认同的象征,"寻根"常常是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常见现象,并不仅仅是在韩国与中国.在愈来愈"全球化"或"趋同化"的世界中,强化甚至神化族群始祖,叙述或想象古老而伟大的历史源流,总是建构自我文化认同乃至政治认同的惯用方法.     

宋教仁的“汉族”观

"汉族"是清末革命党人常用的重要话语,这一概念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阶段。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把汉族的起源定位于黄帝,这是个文化符号也是种族符号。宋教仁还把汉族建构成用武力开疆拓土的强悍民族,为的是在国力孱弱备受欺辱的境况下激励自己的同胞。尽管宋教仁强调汉族的特性,但其民族和国家建构的最终目标,是融汇国内各族群建立"五族共和"的现代国家。     

场域•视语•认同： 竹枝词的西南少数民族图像空间

[提要]民族的图像空间呈现是竹枝词特有的一种空间叙事方式,其以视觉语言为文化符码来展演可视的西南少数民族。竹枝词的民族图像空间以“可视的语言”为视觉形象的媒介形式,对西南族群的盘瓠神话、跳月对歌、节日庆典、婚丧礼仪等仪式场域进行展现。在“同化”视野下对西南族群进行服饰、发式、秉性、形貌等种族特征的视语建构,呈现为以视觉语言解码破译与编码转译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符码。与跨界想象、族群边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及社会结构互动中演进形成认同的根源,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上的“西南少数民族形象”。     

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族群政策的比较研究

族群政策是国家建构主体民族的重要内容。文章分析了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两个国家建构主体民族的过程,比较两国的族群政策、制定政策的政治框架和族群政策的运行流程。研究发现乌克兰的族群政策在建构主体民族时加深了族群间的对立,使得民族性取代了国民性,引发了国内的分裂;而哈萨克斯坦的族群政策则是在预防族群对立的基础上建构主体民族,运用国民性主动调和族群间矛盾,成功完成了主体民族的构造。对比证明,两国族群政策最大的差别在于政治权力处理民族主义的方式：乌克兰的权力斗争激发了主体民族的意识,削弱了国家整体意识和国家能力;而哈萨克斯坦将政治问题和族群问题分离开,使两者之间不能彼此利用,最终强化了国家意识和能力。未来乌克兰将承受族群对立之殇,族群问题将成为国家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而哈萨克斯坦政权的合法性虽会经受一定程度的考验,但是民族和谐的全民共识为国家的稳定提供了政治保障。     

语言重构的两种向度——日本言文一致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之比较

在语言民族主义的理论视野中,语言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生成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语言被视作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一种重要的建构性力量.在这种语境下,中日近代语言变革的诸多相似之处得到了凸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和晚清的白话文运动皆以"推动教育进步"为指归,均标举起了‘‘言文一致'的旗帜,但在这表象之下二者间却存在深刻而又微妙的差异,这种差异彰显了语言民族主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向度.对其问的差异进行深入分析、探察,将有助于厘清"民族"一义的多重蕴涵以及语言在现代民族国家生成过程当中所扮演的多种"角色".     

历史记忆与社会实践——以湘西腊尔山高地苗族社会与国家机构的文化互动为例

民间传说由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描述涉及国家、民族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地方风物或习俗。苗族东部方言社区里流传的“九月初九”节日传说文本呈现族群想象与“帝国”之间的联系,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节日仪式的“杀鸭子”操演中传送和保持。因此,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民众所言说的“北京正王”和社群的关系也与传说如出一辙。尽管社会成员具有一个共同记忆,但是现在的体验使政府机构表征的国家与由历史记忆产生的想象的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地方社会基于对过去形象的记忆与地方政府通过民族文化事项互动,实现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     

满族神话中的族群认知与精神建构

满族神话以其特殊的民族文化特质伴随并参与了民族的历史发展与族群建构。通过对满族神话发生学与叙事学视阈的追根溯源,在历史碎片中可以努力寻找满族神话的叙事内涵与历史踪迹。在满族神话中,不论是口传神话还是文本神话,都影响着族群成员的内在精神塑造,也成为凝聚族群共同体、建构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的文化表征。基于这样的考察,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满族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更有助于我们探究满族共同体族群精神认知的建构与本体意识的文化想象。     

民族寓言与“中国形象”的营构——《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评介

吴翔宇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成果《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立足于鲁迅营构中国形象的历史语境、建构策略、形象序列及价值评估等重要问题,系统地梳理 了鲁迅建构民族国家想象的话语实践及心路历程,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族群与国家：文化的想象与公民的认同

族群与民族虽可解析为想象的共同体,但在世界各地它们都无一例外的存在。个体公民化,是处理少数族群文化认同与国家政治认同矛盾的最好方法。强化公民身份有助于消弭族群冲突并增强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