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中的程序相对主义

行政法中程序地位的认知是一个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从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看,应当说程序绝对主义占了上风。然而,随着行政法时代精神的变化,用程序相对主义来取代它似乎更为合理。这既是由行政法中程序相对主义的法哲学基础决定的,也是由其正当价值决定的。基于此,我国行政法治的相关进路必须结合行政程序相对主义的理论,用程序相对主义的精神实质拓展我国行政法治,使行政法治能够受到程序相对主义理念的影响。具体而言,必须将行政程序定位为结构的合理化、结果的效率化;重构行政法治体系;确立行政积极主义;拓展行政自由裁量权。从而使行政执法更有活力和创造力。     

论行政法治主义与行政法解释

行政法解释是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在行政法适用过程中对行政法规范的理解、说明和应用活动,是行政法适用的主要机制。行政机关只有正确地理解、解释和应用行政法规范,才能使其行政执法行为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如何使行政法解释具备合法性,便成为保证行政执法正当性的关键。行政法解释随着行政法治的兴起而呈现其意义和价值,但是行政法治主义也规定了行政法解释的原则和功能目标,中国的行政法治要实现真正的依法行政的目标就不能无视这一命题。     

行政惯例的地位新探——基于行政法源与行政法治的双重视角

长期以来,行政惯例是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冷门",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改观。与之前的主流观点将行政惯例排除在行政法渊源之外不同,新近的研究成果普遍主张行政惯例在我国的行政法渊源地位。就目前而言,这种主张缺乏实定法支持,但行政法治实践中确实有行政惯例的身影。从行政法渊源和行政法治两个角度来思考行政惯例,更有说服力。行政惯例长期被排斥在我国行政法渊源体系之外,既与我国的成文法渊源传统以及误读"法律渊源"概念等有关,也与我国行政法治的理念、模式、阶段和发展水平有关。随着我国行政法学和行政法治的发展,特别是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要求"合理行政",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背景下给付行政的兴起,不论行政惯例是否成为行政法的渊源,它都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行政法治中的诚信价值

行政法治是一国行政法实施和实现的基本理性判断,而行政法治中的价值选择是促成行政法治的前提条件。诚信价值作为若干价值中的一个其对行政法治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其他价值无法取代的,它具有促成行政法治权威、行政法治自证、行政公信力和行政法治正当期待的意义。目前行政法治中诚信价值可由行政基本秩序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范保持稳定、行政设定义务具有可实现性、行政执法行为保持同等对待、行政承诺行为必须兑现等范畴构成。要确立行政法治中的诚信价值,制定行政诚信法、减少行政权法外运作频度、行政权的行使归属于行政系统等是必须选择的路径。     

关于行政法治实效性的两点思考

行政法治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治实效性是实现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行政法治实效性的增进路径主要有 :建立健全依法决策制度 ,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 ;积极推进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工作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加强控制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工作 ;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     

论自由裁量权膨胀条件下的“行政合理性”原则——兼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在现代行政法中之地位

现代行政主要表现为自由裁量行政 ,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膨胀条件下 ,行政合理性原则在行政法中地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系统考察了行政自由裁量权扩大的社会原因和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提出、发展过程 ,尤着力探寻讨论了行政合理性原则作为当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法理基础 ,提出在中国现时代的行政法治建设中 ,只有全方位强化、倡导对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双重监督与法理性监控 ,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治才能在实质上得以落实     

论行政法的价值取向

行政法哲学以行政法理性为本体,行政法理性要求行政与立法、行政与司法、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关系的理性化。在这三对矛盾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矛盾是行政法的核心矛盾。文章以这对核心矛盾为主线,分析了行政法的三种基本理念: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提出以控权论作为中国现当代行政法基本理念更合乎中国的国情。在控权论的理念之下,现代行政法的主要价值取向包括:社会正义、公共利益、行政法治等,公民自由是行政法的终极价值。为了实现以上价值,应以行政自律为基础,兼以权力制衡与权利制衡,并适应社会现实之需要,逐步实现有限政府,日益缩减强制性行政权力范围,拓宽民主领域,建立公民社会,以实现行政法的终极价值——公民自由。     

中国行政基本法典编纂的理论共识

中国特色行政法法典化是一项拓荒性事业,需要形成扎实的研究基础和充分的理论共识。就名实相符而言,行政基本法典的表述展示了其在行政法体系化中基础性和通用性规范的角色定位,应当成为行政法法典化的统一用语。在党—政关系、政—政关系、政—社关系的时代变迁中,我国行政形态已出现三重拓新,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应当从原则和规则层面对此作出系统规范回应。行政基本法典采行行政权力—权利的双线驱动模式,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具体化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和因应法治一体建设战略安排的客观要求,应当从系统确认和实效保护层面体现对行政权利的切实尊重。我国行政法治发展历经面向司法的外力驱动期、面向行政的行政自制期和面向党政的高位推进期,应当在遵循法规范安定性、行政合法性审查和党内法规国家法律衔接协调原则的基础上,运用条款扩容、提取公因式和引致性条款技术实现对党政司法资源的系统整合。名称表述、调整范围、逻辑主线和资源供给四重共识的形成,能够助力行政基本法典编纂行稳致远。     

论我国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

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治实现过程中必然涉及的一个基本问题。其中,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作为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在指导行政法治的实践中仍然起到首要的、基础的作用,它们的有效实施需要通过完善行政法律规范,强化"合理"的尺度予以保证。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服务型政府形象的树立,主动行政、公开行政日益成为公众对政府的期待,行政主动、行政公开也应作为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得到认可和接受。     

论行政法治对人权的保障

宪法以根本大法形式对人权确认和保护,需要行政法治的全面细化和实施。探讨行政法具体制度对人权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公务员权利救济法律问题探析

公务员权利救济应当以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其法理基础为特别法律关系理论、权利救济理论和行政法治理论。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公务员权利救济的诸多探索,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其中,重视法治、强调公正、注重程序、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相结合,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论政府采购的法治化

政府采购是非强制性行政行为的一种表现形态,旨在使依法行政能够最大化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是现代行政法理论引入私法契约的产物.政府采购的法律性质取决于政府采购合同的法律属性,后者应当是行政规则与合同法条款的特殊结合,是属于偏重于行政性的混合型合同.在新的宪政理念和行政法治精神指导下,必须从思想认识、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等层面对我国现行政府采购制度进行分析,探究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路径.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行政法“控权”精神的重新解读

从哲学、宪法与行政法关系、西方各国行政法实践等角度观察,“控权”一直都是行政法的基本功能。其内涵包括密不可分的三个层次:赋权是控权的基础和手段、保权是控权的限度和目的、限权是控权的“意思中心”和核心。着眼于控权理念上的实质差异,行政法控权模式可以分为“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大致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行政法相对应。“控权”在中国行政法治建设中具有特殊价值,深刻理解其内涵并科学借鉴其模式是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面临的一大迫切任务。     

宣示法治:文本、立场与实践

法治作为一种全球性意识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能找寻到的最优的治国理政方式。选择法治,就意味着主张规则之治、法律主治、良法之治,并认可法治是善治的价值符号。中国在迈向法治的道路上,经历了分歧、确认、追仿、彷徨等不同阶段,法治建设的徘徊反复归因于法治主义立场的摇摆模糊。法治评估是法治实践的最新形态,简约而坚定的法治主义立场是法治理论与实践有效对接的桥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任重而道远,关键在于法治理论的践行。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合理运行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行政法的核心内容.传统法治理论仅注重合法性控制,但许多行政自由裁量权合法却不合理.因此,应当发挥行政合理性原则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将其"自由"权限控制在既合法又合理的范围内,使行政机关更好地管理社会事务.     

行政法的高级法研究

行政法的高级法是指在行政部门法及其体系之上,制约并指导行政实在法的那些较为高级的行为准则或者渊源体系。其主要形态有作为宪法准则的高级法、作为自然法的高级法、作为行政伦理的高级法和作为传统行政文化的高级法等。行政法的高级法不仅能适时诠释行政实在法,而且能给行政法治带来新的契机。因此,我们应当用行政法高级法整合行政法规范、为行政自由裁量提供依据、弥补行政法空白地带、指导主动行政。     

行政协商制度的合理性证成

行政协商制度作为"和谐行政法律秩序"建构的基础模式之一,是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变革,在体现协商民主理念的同时,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吸纳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价值取向。本文通过论证规范路径的可行性分析,旨在证成将行政协商制度引入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等行政程序中的合理性,由此建立起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理性交往的桥梁,实现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法治之下的和解:我国行政法和解理念的确立及其发展

和解,不仅有利于行政上义务的自觉履行、行政目的之实现以及行政审判缺憾的弥补,而且还可以积极促进政府与人民信任合作关系的形成。在我国行政法的发展进程中确有必要确立和解的理念。而且,行政法应在和解的观念和制度等方面有所建树,扬长避短,在继受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超越,从而成就一种法治之下的和解。     

论行政法治思维

行政法治思维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运用行政法治的基本原理、精神与逻辑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其内涵是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中要具有依良法行政理念、权力制约和权利本位思想、民主行政精神、正当程序意识、责任行政观念等思维品性。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法治思维行政有助于转变行政方式,有利于提高行政主体化解矛盾、降低风险的能力,能保障依法行政的常态化以及促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我们应当通过普及行政法律知识,从增强行政法治观念与意识,培植行政法治文化,强化行政法律责任等方面来促进行政主体行政法治思维的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