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技术赋能:数字化改革中的治理模式重塑何以可能

赋能论、组织变革论、系统论是当前数字治理研究的三种主要视角。赋能论强调数字技术对治理主体的赋能,组织变革论关注数字技术应用所驱动的科层组织变革,而系统论则聚焦数字政府建设中公共治理系统的转型。上述三种视角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但是它们之间的分立限制了数字治理理论的体系性与解释力。以过程性框架整合三类研究视角,数字治理发展可以被解释为从技术赋能到组织变革、再到系统重构的治理模式重塑过程。其中,技术赋能是治理模式重塑的逻辑起点,组织变革是治理模式重塑的触发条件,系统重构是治理模式重塑的政府端结果。三者在时序上的演进以及系统重构后的治理输出,构成了治理模式的重塑。     

从碎片到整合:区块链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

当前社区治理出现了“碎片化运行”困境,迫切需要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推进中国式社区治理现代化,满足广大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结构—功能—关系”为理论维度,可以构建一个区块链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的理论逻辑。区块链作为一种底层信息技术,对于解决“碎片化运行”困境,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是解决社区治理结构性、功能性和关系性“问题簇”的“契合纽”。基于此,区块链赋能社区整体性治理的实现路径包括：一是优化社区治理结构,促进权力均衡配置与多中心协作共治;二是创新社区治理机制,提升社区治理的整体性效能;三是塑造睦邻互信文化,构建全员参与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

数字技术可助力乡村民主治理要素全链条高效运行,助推乡村民主治理过程全方位透明呈现和助成乡村民主治理主体全覆盖参与。以切斯特·巴纳德系统协作理论为工具,对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逻辑进行解析,发现数字技术赋能是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合作意愿和共同目的的重要支持,组织目标与个体目标的有机统一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的必要前提,积极稳定的协作意愿是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内生动力和必要保障,三者有机统一构建了系统协作的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体系。与此同时,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全过程人民民主治理进程中,应在数字规划设计中嵌入基层意志,鼓励公众参与数字技术过程,在数字民主治理中融合乡土经验,以促进乡村民主治理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智慧社区建设的“社区性”——基于技术与治理的双重视角

智慧社区建设体现了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但其社区属性却常被忽视。从技术应用和社区治理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一项社区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社区治理水平影响了智慧社区建设效能,社区参与则能够直接或间接通过促进社区治理提升智慧社区建设效能。这两种效能提升的“社区性”路径都有助于提高居民对智慧社区项目的需求。此外,虽然居民数字能力鸿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障碍,但社区参与和数字能力形成的“互补性”对破解“数字鸿沟”问题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强调需求导向的智慧社区建设中,重视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等“社区性”元素,能够提升数字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普惠性。     

“政党中心”：中国共产党整合乡村社会的现实逻辑及其调适

中国共产党在整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政党中心”的政治整合逻辑不仅适用于革命史研究,同样可以用于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整合的原理。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社会为例,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整合在继承原有经验基础上,还处于不断地动态调适中。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现实条件的转换,“政党中心”的主线整合逻辑逐渐调整为以村级党组织为中心的复合型主体结构,同时为治党逻辑与治理逻辑互嵌中系统性政治整合路径的形成锻造了前提。进一步而言,这种系统性整合在内涵上表现为党的建设逻辑与乡村治理逻辑的互动,在实践中则凝练为人民集体行动逻辑与党的领导逻辑的统一。就其作用与前景来看,“政党中心”整合模式的动态调适无疑为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和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秩序再造：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

过渡型社区是由传统村落向现代社区的转型样态,具有“亦城亦乡”特征。过渡型社区居民面临着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空间适应,空间形态重构推动治理模式转变,因此基于“空间—治理网络”分析框架,研究过渡型社区的空间重构与治理转型。一方面,过渡型社区空间重构包涵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另一方面,过渡型社区治理转型以“主体-策略-关系”的内在逻辑,一是通过治理主体重组形式,重塑治理权威和整合治理资源;二是运用网格化治理,重视居民服务诉求,提升社区治理效率;三是加深社区治理关系,形成具有居住空间同质性和社会交往需求性为特征的“微共同体”。过渡型社区治理应以提升居民生活满意感为重点,构建新型治理共同体,再造社区治理新秩序。     

数字政府治理集约化的逻辑、挑战与进路

数字政府治理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必须坚持统筹协同的理念,强化系统观念,加强整体集成。为此,推进数字政府治理集约化的应然逻辑成为题中之义：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必然选择,提升政府履职能力的现实要求,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举措,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客观需要。在实践中,数字政府治理集约化面临着经济数字化形成新供给难调控、履职数字化提升新能力难协同、治理数字化优化新环境难整合、生活数字化满足新需求难统筹等方面的现实挑战。在应然逻辑和现实挑战的双重牵引下,未来数字政府治理集约化应从经济数字化、履职数字化、治理数字化、生活数字化四个方面全面推进：加强经济数字化形成新供给的调控、加强履职数字化提升新能力的协同、加强治理数字化优化新环境的整合、加强生活数字化满足新需求的统筹。     

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智能时代，融合“数字化”与“智能化”双重特征的数智技术进步，催生了政府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析视角出发，阐述了其赋能治理的三重内在逻辑，即区块链技术、平台建设及数字管理在促进治理透明化、高效化、精准化中所彰显的技术逻辑；有效整合各项社会制度及增强组织韧性所蕴含的制度逻辑；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治理理念所凸显的价值逻辑。此外，审视当前的治理现状，仍存在技术、组织、主体上的困境，制约着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进程。为此，通过持续发展数智技术，不断完善组织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提高农民接受度，培育数字精英人才五个维度来促进数智赋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技术适配治理:政府治理数字化的限度与人的主体性回归

数字化是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政府数字治理是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的互动与融合，本质上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与维护者，其数字治理必须彰显公共性，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充分关照人性。但是在政府治理中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和全面泛化，过度追求工具理性，致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并未得到充分体现。政府数字治理常常陷入“技术依赖”“信息过度采集使用”“数字规训”“算法操纵”等多重困境。因此，实践中要掌握好政府治理数字化的“尺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价值、主体、制度、过程等方面促使数字技术更好适配政府治理活动，引导数字技术向实、向民、向善发展。     

文化转型视角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

社区文化治理体系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议题,建立健全社区文化涵养体制机制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基于文化转型理论视角,以N市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为例,考察文化强国战略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送文化"与"种文化"导致的基层社区文化供需结构失衡是文化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因,L社区通过积极开展文化阵地建设营造新型社会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大力培育文化志愿服务创新文化营造的社会协同机制,通过有序引导多维主体共治实现社区文化营造的共建共享机制.因此,从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的主体、规则、效能三重逻辑,以及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实践经验来看,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必须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送种并举",又必须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强化政府统筹和行政规划.另外,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亟待整合多元化社会资源,强化基层社区文化治理合力效应,提升文化治理效能.     

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湖北省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长期沿袭的自上而下单一行政治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外部性的整合机制一旦发生变化,乡村没有相应的组织来承接和应对大量农村内部公共事务,进行自我整合,从而陷于“治理真空”。由此需要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大力推动乡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载体。湖北省杨林桥镇通过农村社区建设促进农村公益事业的管理和自我整合的事例,说明社区自我整合可以将村民的动员式参与变为主动式参与,开发农村内部资源和节省治理成本。对于正在变化中的农村来说,外部性国家整合与社区自我整合都是不可或缺的。     

社区共同体视域下社区治理研究——以云浮金龙社区为例

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目标。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社区资源整合以及社区公共精神是社区治理的三个基本维度。云浮市金龙社区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共同体治理中,组织多方参与主体、整合多方资源平台、培养社区公共精神的做法对城市社区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智慧信任”:数字革命背景下构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新动力——基于贵阳市沙南社区的个案分析

从厚植乡土的农业时代到数字技术的信息时代,社会关系经历从"熟人圈子"到"陌生分化"的演变过程,社会信任模式也从简单人际信任走向数字技术信任。新时期,传统信任模式在信息社会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在数字化技术的智慧治理情景下,融时代性与传统特色为一体的"智慧信任"模式方兴未艾,日益渗透于基层社会各项治理事务中,并逐渐塑造着基层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新关系。"智慧信任"生动体现了基层社会关系新的发展方向,并呈现出以技术理性为支撑、以信任重建为导向、以价值整合为归属的内在运行特征。作为一种新兴信任形态,"智慧信任"为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构建基层社会共同体提供了新动力,有效推动着新型社会治理文化乃至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建设和完善。     

空间结构与社会整合：人口流入型社区分类治理的研究进路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社区类型,人口流入型社区并非是单一的整体,而是存在多种社区类型。随着基层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治理效能的提高,社区成员既可以通过集中空间、节约资源开展公共服务和公共活动,也可以通过发展集体经济、优化人口结构实现社区整合。基于空间结构和社会整合双重维度,对人口流入型社区的分类治理展开分析,建构了集体单元社区、集体分散社区、弱集体单元社区、弱集体分散社区四种理想类型。以上四种社区类型处于不稳定的发展中,其治理结构也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通过对四个典型治理案例的比较发现,社区集体程度越强,分散程度越低,乡村社区的自主性越强,越会利用社区自身的资源进行社区的治理与整合。社区集体整合能力越弱,分散程度越高,就越期待政府的干预治理。而处于中间阶段的社区,则会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多种社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以保证社区服务的完整性与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社会整合与社区整合

在现代性背景下,“公共领域”(即“市民社会”)与“私人领域”之整合即为“社会整合”的要旨,有效的“社会整合”是制约经济或政治“系统”良性运行的基础。脱域性之现代“社会整合”一方面对传统乡情之“社区整合”有某种解构作用,另一方面又嵌入于地域性之现代公民性“社区整合”当中。“社会整合”与“社区整合”构成了宏观与微观的有效衔接,现代性之社区与社会也就成为独立于市场与国家的坚实的社群性共同体。     

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区整合机制问题研究

社会转型时期,社区在实现社会整合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改善和加强城市社区整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当代城市社区整合机制作为一个综合的有机系统,由功能性整合系统、制度性整合系统、认同性整合系统、组织性整合系统等四大子系统和资源整合机制、社区服务机制、制度规范机制、自治参与机制、文明创建机制、心理调节机制等六大子机制组成。城市社区整合机制建设的微观目标是建立社区归宿感,宏观目标是实现社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社区整合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整合机制建构途径的多样性,社区整合机制建设要从社区四大整合子系统和六大整合子机制等多个方面入手。     

社区整合中的精英治理——中国化社会资本视角下的范式选择

中国的城市社区建设是一种出于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随着社区分化与利益分化日益重叠,社区的社会整合功能渐趋衰退.本文将颇具争议的社会资本理论引入转型时期的中国社区研究中,进而探讨了中国社会差序伦理造就的人情化关系网络结构对个体性社会资本构成的形塑.中国社区整合的内在机制唯有与其文化相契合,方能按照其蕴含的民主理念不断推进,在此过程中,社区精英治理或许是迈向民主自治的一条现实路径.     

社区整合: 社会整合的重要方面

文章认为整合是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社会整合机制一般包括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社区整合是社会整合的必然选择．社区整合的重点在于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建立社区归属感必须经过两个过程：第一过程是社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第二过程是社区的服务过程     

走向治理:农村基层社区能力建设的问题与策略——河北经验与有效路径探讨

通过农村基层社区能力建设,将分散的农村社会资源进行整合,构建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提升农村基层社区的内生动力,实现整个农村基层社区合理有效的管理,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农村基层社区发展.本文通过对近年河北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与经验的分析,对农村基层社区能力建设的问题、内在需求和内在动力的阐释,提出农村基层社区能力整合与治理的两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