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制度优势与效能发挥

政治制度是安邦定国的根本问题,治理效能则是衡量政治制度是否具有优势的根本标尺。在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人民政协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这项制度之所以能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在于人民政协在凝聚社会共识、推动政党合作、实现人民民主和吸纳社会力量等方面拥有的优势。进入新时代后,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为此,要锚定人民政协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的治理效能,在完善协商民主的机制和强化政协委员的履职意识、责任担当中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党建引领+“五社联动”让困难群体更有获得感

天津市红桥区三条石街道共有残疾人2047名,其中重度残疾766人,低保户289户。为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形成“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格局。三条石街道党工委围绕“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要求。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能:逻辑机理与提升路径

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价值追求,民主包含“立善政”与“谋善治”两层核心叙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方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功能的深层蕴涵,也是中国政治实现由“善政”到“善治”转进的逻辑必然。然而,民主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不是自动产生的。在现实场域中,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逻辑表现为:基于本国历史与现实,以完备的制度结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创制性的制度潜能确证治理合法性,为释放治理效能奠基;以突出的绩效优势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积极性与认同度,为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保障;以科学的决策设计吸纳人民意见,保障人民利益、人民参与和人民评价,提升治理聚合力;以高效的责任执行敦促政府尽责、落实回应与问责机制,深化党和政府的责任意识,塑造治理权威性。未来,优化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能,要在上下贯通、左右兼顾、内外联动中寻求调适、升级,即构建“点-面-链-架-体”的系统化治理模式,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点,以多元协同为扩充面,进一步构建治理传播链、完善治理制度架,最终联通内外,打造治理共同体,促进各治理要素发挥合力效应,持续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解决全球性治理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国家治理效能视域下党的自我革命话语逻辑

面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场景,科学阐释国家治理效能视域下党的自我革命话语逻辑,有助于准确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效能与党的自我革命的关系,提升国家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之间的转化效果。党的自我革命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落脚点,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核心环节,努力实现国家制度优势向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党通过自我革命的形式在国家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中发挥着主体中介的作用,实现了两者间的双向互动。党的自我革命运用整体性思维在国家制度优势与国家治理效能之间建立起一种结构性的均衡关系,在发扬国家制度优势的同时,合理地推进国家治理的有序发展。     

“内卷化”与“去内卷化”:民族旅游村寨治理的结构、困境与路径

以"权力"为分析单位和分析视角来观察,民族旅游开发作为村寨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权力结构的重要变量,带来了诸多力量"积极"参与村寨治理,然而并没有明显改善村寨治理,而是出现了权力"内卷化",主要表现在资本参与下的权力异化、权力依附与裹挟下的权力弱化、利益分化下的权力离散等方面。民族旅游开发的村寨治理要实现权力"去内卷化",既要理顺各权力主体诉求的利益目标,也要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资本优势,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不断加强村民主体性参与力度,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形成充分合作。应当重塑国家"在场"的村寨公共性目标,强化基于赋能与赋权话语的制度供给,形成"一核多元分层"的权力配置模式,重视运用地方性知识优化基于认同和信任的村寨权力结构。     

平台型治理：筑牢城乡基层基础的有效实践机制

筑牢基层基础是“中国之治”的重要秘诀。平台型治理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对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321”基层治理实践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新范式,平台型治理通过构建简约高效的治理平台能够驱动政府职能转型升级,推动政府回应社会能力与社会参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基于技术赋能普通民众并突破时空因素限制使民众更好表达诉求,促进自上而下行政推动与自下而上积极反馈的双向互动;以公共平台为依托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并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进而提高治理效能;积极优化治理结构,推动治理重心下沉,促进基层社会秩序与活力的统一。总之要基于民心政治取向强化互动治理,创新政策执行机制以增强末梢治理的敏捷性和实效性,进而有效驱动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会组织参与重大疫情治理研究

社会组织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发挥着整合社会资源、引导正面社会舆论、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等重要作用。同时,社会组织在疫情治理中也面临着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缺乏系统化的制度机制体制、社会监督与反馈明显弱化、合作平台建设方式单一等诸多现实困境。而需要基于明确价值定位、优化制度环境、创新治理方式、积极借鉴经验等维度提升社会组织治理效能,以实现科学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突发性公共安全危机治理中社会参与失效及矫正

社会力量有效参与是公共安全危机治理的一个关键性议题。我国非政府组织、营利性组织、媒体、公众个人在突发性危机治理过程中，存在不同类型的低效、无效和负效参与现象。社会参与失效主要源于政府长期过度占位、主体之间协同有限、媒体网络管理滞后和制度激励约束不明等。矫正社会参与失效，需要从加强联动协作、信息共享、教育培训和激励保障等机制建设方面着力。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基于国家治理三维场域的中国共产党执行力解析

如何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之处在于"政党-政府-社会"的三维结构。作为国家治理领导性主体,中国共产党在三维场域的制度执行力决定制度优势所转化的实际治理效能。在政党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能够有效转化党的领导制度优势,打造国家治理体系;在政府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能够有效转化党的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在社会治理场域中,党的制度执行力则能够有效落实党的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构建新型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国家治理基础。     

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治理效能的优势——基于政治协商的分析进路

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中,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参政党的视角与民主党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职能履行的进路去理解新型政党制度,可以发现民主党派社会基础的扩展巩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代表性,展现了国家治理利益代表广泛性的优势;民主党派塑造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合作性,展现了国家治理效果共识性的优势;民主党派参与新型政党制度协商的多层次和广泛性,展现了国家治理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参政党建设促进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基本路径

非政府组织是农村学前教育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学前教育在弥补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满足学前教育多元发展和补偿弱势群体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在教育治理过程中,由于外部制度、内部组织以及社会支持方面的困境也阻碍了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为此,非政府组织需要从国家制度支持、社会大众认可以及自身组织完善三方面探索参与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路径。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价值、困境及建议

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角度看，乡村教育治理的核心在于规范乡村教育治理主体有效参与的制度与程序。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对于丰富乡村教育发展的制度供给与执行模式、发挥第三方评价和监督乡村教育质量的作用、挖掘乡村教育发展的社会价值蕴含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是乡村教育治理中的典型问题。以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治理为实例，分析当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有关对策建议：利用大数据平台实现社会力量对乡村教育治理的精准支持；厘清政府与社会在乡村教育治理中的责任；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服务的机制；提升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育治理的能力。     

社会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

通过对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所获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认同程度高,制度自信显著增强,且与其社会治理效能感高低密切相关。其中公平性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认同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有效性治理效能感的获得感与安全感两个维度对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则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影响轨迹,即获得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呈“U”型关系,而安全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则呈倒“U”型关系。因此,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建立“结果—过程”并重的治理效能评价机制、坚持“利益—价值”并举的优势认同引导机制以及构建“政治宣传—情境体验”并用的治理效能宣传机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增进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坚定制度自信的关键之举。     

提升高校统一战线治理效能的价值和路径探析

历史和实践证明,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从“国家之治”到“大学之治”,当代大学的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多变的外部形势和复杂的内部环境,深入探究发挥统战治理效能在大学治理中的价值所在、功能定位、可行路径,是当前一项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高校应运用统战方法,发挥统战智慧,进一步强化责任主体,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将统战智慧更好地转化为治理优势。     

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

作为我国最基层的政府组织,乡镇政府直接承担满足民众对公共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我国乡镇公共服务供给仍然存在职能不清、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模式单一和质量不高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政府间财权和事权划分不均、竞争机制相对缺乏、考评机制的偏狭和民众参与不足所致,因此,应该准确定位服务型乡镇政府的治理职能、吸引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多元治理、完善乡村公共财政体制、健全公共服务绩效监督评估制度、发挥农民需求主体的积极作用,从而使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责任意识、资源禀赋与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

基于内生动力与可行能力的双元解释框架,采用鄂、湘、黔、川四省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责任意识与资源禀赋对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偏低,呈现出“政治建设参与>文化建设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经济建设参与”的结构特征。其中,较之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回流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更低。责任意识和资源禀赋均对提升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有积极影响,且在青年农民和回流农民群体中更加显著。此外,控制变量中的利益相关度、自我效能感也对农民社会治理参与水平有积极影响。为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要突出农民主体地位,强化农民责任意识、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提升农民资源禀赋与自我效能感。     

接点治理：论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村民评议”——对湘西B村的个案研究

作为深入乡土社会的“事件”,精准扶贫触发了国家政权和乡土社会之间的分歧。在数字化治理技术与乡土生活模糊性之间、国家正式权力与农村内生秩序之间、“区分逻辑”与乡土社会“平均主义”之间,两者存在明显差异。面对分歧,农村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采取“村民评议”制度形成“接点治理”格局。研究发现,村民评议形成的接点治理主要包括以下治理机制：以熟人社会构成治理的信息机制,以多元主体参与构成治理的权威机制,以协商讨论构成治理的合法化机制。这一制度创造了新型制度场域和治理接点,有利于实现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融合。推进对湘西B村“村民评议”的个案分析,发掘其中的治理机制,完善其中存在的不足,实现从接点分离到接点融合,推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后脱贫时代社会参与扶贫的法律激励机制

传统的行政扶贫模式在后脱贫时代面临诸多局限,引入社会主体参与扶贫,实现“单中心贫困治理”向“多中心贫困治理”转型具有客观必然性。然而,市场化的社会主体与行政化的精准扶贫、收益性的社会主体与公益性的精准扶贫、碎片化的社会主体与系统化的精准扶贫之间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张力,而法律激励机制的引入为张力的打破提供了契机与路径。当前我国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制度安排存在理念层面的“管理型激励”、标准层面的“资格型激励”和方式层面的“帮扶式激励”等问题,故应当针对当前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问题,彻底实现“三个转变”:即实现激励理念从“管理型激励”向“契约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标准从“资格型激励”向“绩效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方式从“帮扶式激励”向“合作式激励”转变,最终实现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效能最优。     

基层党组织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机制与路径——基于群众路线视角的探析

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关系到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国家政权根基的稳固。基于政党在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基层治理中群众性缺乏的困境,运用群众路线的分析视角,剖析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实现路径与机制。通过对陕西省石泉县“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运行的研究表明:基层党组织为破解悬浮化的困境,聚焦和回应基层群众需求,构建了党组织统揽全局、跨部门协同、群众共治的治理结构,通过自下而上地收集与界定问题来启动治理流程,建立以有效回应和群众参与为导向的基层治理机制,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治理资源供给与自下而上的治理需求的有效互动,推进了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以回应和参与为导向,以群众路线制度为载体,充分将党的基层组织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共同体。     

政府引导下的社区矫正社会力量参与模式探讨

社区矫正制度的有效运行是在国家与社会二元犯罪治理模式下进行的.我国现行的社区矫正中缺乏社会力量的参与,导致了社会矫正的效果不佳.当前,应当发挥政府的力量,积极宣传引导社会志愿者的介入或用政府购买的方式购买专业的社会服务,形成系统的社会力量参与、协调、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