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四川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分析

数据分析表明,四川省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呈增长态势,但社会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增长乏力,甚至有下降趋势.为了解决四川省农村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需要加强计划生育控制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创造农村劳动力的需求,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家庭成员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老年人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主体.运用IV-Tobit模型分析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老年人农业劳动时间的影响,并将这一影响进一步分离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其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人数所引起的"替代效应"处于主导地位,而且非常显著:外出打工收入所带采的"收入效应"不显著;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整体上显著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农业劳动时间.如果不考虑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决定的内生性,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老年人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效果将被低估.     

我国农村道路供给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浙皖三省的调查

本文利用江浙皖三省农村道路状况的实地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道路供给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村道路供给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三省农村道路在供给量、供给模式和质量方面存在差异,影响道路供给的主要因素是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人均收入、地方企业数和是否为合并的乡镇,而第一产业占GDP的比例和外出打工人员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对农村道路供给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本文就如何提高农村道路供给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SBM-Tobit模型的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基础设施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文章运用SBM-Tobit模型对1990-2010年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自新世纪以来供给效率有所提升,发展空间较大,但区域发展不均衡,东部〉中部〉西部。除城镇化率对农业基础设施供给效率影响不显著外,其他变量对其影响显著,且系统外因素大于系统内因素,影响度依次为：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农村公共财政框架的基本建立〉积累工和义务工制度〉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额〉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人数的比率。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拐点"之际的农业劳动力深层次转移思考

长期以来,受政策缺位、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农业转移劳动力并未能够真正融入城市,而是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人口,农业劳动力转移未能向深层次发展。2010年以来,我国农民工增速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这也意味着,学界争论已久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供给"拐点"时刻即将到来,这对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不容小觑。要继续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就必须深化对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农村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进而构建起良好的政策环境,这将成为提高农业劳动力转移意愿、稳定已有转移成果以及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有效路径选择。     

农村新成长劳动力:构成、特性与政策含义

我国劳动就业市场已经进入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其中持续而稳定的新成长劳动力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农村新成长劳动力是农村新增劳动力的生力军和主力军,且呈总体下降趋势.为了推动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和稳定就业,需要根据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特性进行相关制度设计.     

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还会走多远？

面对2007年突然开始蔓延的“民上荒”，文章透过对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总量变动趋势的分析，指出这种现象并非周期性的暂时现象，它标志着“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我们已经开始处在迎接“劳动力短缺”到来的过渡期。科学地认识劳动力供求转折点的阶段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做好相应的应对措施，未雨绸缪，为“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到来做好充足的准备，同时也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做好铺垫？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历史、现状与重构

长期以来,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与城市之间实行两套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体 制,造成农村公共产品历史性欠账较多,供给严重不足。农村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恶化基层政府的财政 状况,势必会进一步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和结构优化。为了改善农村生产条件和提高农民生活水 平,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重新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市12个村庄道路和水利设施的调查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需缺口、价格水平、供给制度及农民的心理比较对供给效率有重要影响.通过对农村公共物品:道路基础建设、自来水供给、灌溉设施等质量、数量、价格、供给效率、是否征求意见、需求及满意度、资金筹集等方面的统计,分析认为:农村公共物品在质量上和数量上的供需缺口越小,价格水平越低,需求表达机制越完善,农民对公共物品的满意度就越高,供给效率亦越高.     

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研究

结合4725位农村劳动力的实证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最大的因素是人力资本,其次是社会资本因素,再次是家庭土地因素,最小的是家庭人口因素。家庭人口因素和家庭土地因素通过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间接影响;人力资本因素除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外,还通过社会资本因素对非农收入产生间接影响;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非农收入产生直接影响。     

最低工资、劳动力供给与失业——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深圳市最低工资、劳动力供给与失业率数据,发现在当前水平上,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当提高不会对失业产生显著影响,不会造成失业大幅增加,政府应当适度加大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可促进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但是这种增加效应两年后几乎衰减为零,政府应在两年内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     

论中国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失衡与复衡

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主要是由体制转型、历史因素、国际竞争压力以及金融危机的冲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是劳动力供给、需求和匹配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通过直接考察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状况得出三个结论:中国劳动力需求在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失衡,新兴的第三产业并不能吸纳从第一、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劳动力需求在区域上存在失衡,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的同时,中部地区的第二产业劳动力需求过低;劳动力需求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失衡,私营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弹性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促进劳动力需求复衡的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与路径构建

在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与均等化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问题的本质是效率问题。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制度因素、管理因素和财政因素,因此,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系统路径是:制度效率改进是前提,管理效率提升是核心,财政效率提高是保障。     

全球视野下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弱化与应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引致资本外流,制造业空心化风险逐步加大.对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全球比较表明,2011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弱化:一方面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已基本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甚至发生一定的反转(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另一方面,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尽管还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这种劳动力成本优势可能被其他因素(能源成本、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削弱.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弱化的原因是劳动报酬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劳动报酬上升较快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速低于需求增速,而技能型人才(高级技工)短缺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中国制造业再也不能简单地以低劳动力成本取胜,企业必须由低成本竞争转向高技术竞争和差异化竞争.政府应致力于提高生育率和劳动参与率以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加快"双一流"建设和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以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以降低企业成本.     

失业问题新思考

失业问题日趋严重。各级政府均制定方针、政策,多方开拓就业渠道,着力解决失业问题。理论工作者也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为政府提供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则是设想通过改善社会保障待遇水平、改变劳动力供给行为、调节劳动力供给数量,以解决失业问题。     

农民收入增长的障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目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远低于城市,成为农民增加收入和协调城乡发展的重大障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障碍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供给体制"、政府职能残缺、融资体制障碍等,由此导致农村居民对公共物品消费远低于城市居民.它不仅降低了农民生活质量,加重农民负担,从而也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因素.     

经济增长、教育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提高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现代产业转移是传统产业转型、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关键.劳动力的转移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现代产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规模扩大和垄断性下降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加速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在增加劳动供给的同时通过现代产业部门的作用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工资性收入的提高既是劳动力的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又是劳动力转移规模扩大的结果;教育对工资的作用不是单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样诱致劳动力提高对教育投资水平.     

21世纪前10年安徽省劳动力供求不均衡的原因分析

21世纪前10年,安徽省劳动力市场将呈现一种不均衡的状态,这种不均衡状态主要表现为劳动力总量剩余与个别产业劳动力供给不足。造成安徽省劳动力不均衡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供给规模过大与劳动力需求相对不足。     

中国历史上农村公共品的政府供给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具有悠久的历史.近代史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安定和促进农业发展,内容相对集中.1919～1949年间,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国民党政府放松了对农村社区的服务,此时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成为我国历史上的相对苍白期.受财力的限制,革命根据地政府在农村主要提供社会救济、农业水利建设、文教卫生事业等公共产品.总体上讲,新中国建立之前,农村公共品的政府供给中具有职责的相对稳定、主体上的相对集中、内容上的断续波动和成本上的劳力隐含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