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附逆心理探究

周作人叛国投敌历经了复杂、微妙而又艰难的心理过程。周氏在考察中日关系时,虽然认为“中国必败”,但又不甘心腆颜事敌,故抗日战争初期,极力鼓吹“文化决定论”和“隐”、“忍”哲学。然而,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下,周作人因为不能忘情于舒适甚至奢侈的物质生活,怕死,最终还是堕落为汉奸文人。这种结局与周氏的虚无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世界观密不可分。     

周作人散文新论--兼与鲁迅散文比较

将周作人从"文学革命"到"抗战前夕"散文发展的三个阶段,与同时期鲁迅的散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从人品的高低和从时代的需要来看,周作人的散文固无法与鲁迅的相提并论;但如果仅就文学作品的本身而言,那么,应该承认,周氏兄弟确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两大派别的代表.也就是说,周作人的散文远远没有得到它所应得到的地位.     

“独应”系周氏兄弟共同笔名考论

尽管以往有研究者指出署名“独应”的文章与鲁迅也有关联,但始终缺乏确证。北京鲁迅博物馆所编《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第7卷(周作人卷)中收录的“独应”致钱玄同信,对照《钱玄同文集》中所收录的钱玄同致鲁迅信,为“独应”作为兄弟二人共同笔名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而从现存20封鲁迅致周作人书信中,可以看到鲁迅与周作人在翻译上的合作,比之林纾与魏易等的合作,要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景观。由此,研究者不仅要关注周氏兄弟的“分”,也要重视他们之间的“合”。     

试比较鲁迅与周作人作品中的乡土性

周氏兄弟的一些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色彩：对绍兴风物、风俗的描写，对故土的怀恋，对家乡人民的关切。但表现不尽相同，而是各有特色。鲁迅的故乡景物描写是“点染性”的，而周作人则主要是“全染性”的，具有“深浓”的特点，且又冲淡自然；周作人虽对故乡有一定的怀恋与情感，但没有象鲁迅那样热烈，往往只记叙个人情趣，抒发自我性灵；鲁迅对家乡农民命运与前途的描写与探索，自然要比周作人深刻。在周作人的灵魂里，潜伏着“绅士”与“流氓”两种不同的“鬼”．     

周氏兄弟的担当和逃离——从隐逸看鲁迅与周作人的人生和创作道路

周氏兄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各以其独特的贡献和成就成为文学史研究无法避开的重镇。周氏兄弟的为人为文有着极为强烈的反差,尤其是在五四退潮以后,鲁迅转向左翼,而周作人走向隐逸。但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前,周氏兄弟都过着隐逸生活,而且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这段隐逸生活对他们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道路产生了直接的导向作用,并影响了他们后来的人生和文体选择。纵观周氏兄弟在不同时期的创作题材、审美风格和情感倾向,都与他们的隐逸有着密切的联系。     

周作人与夏目漱石“余裕”论

周作人深受日本夏目漱石＂余裕＂论影响,论者多认为周氏闲适文学观即明证;其实,周氏＂自己表现＂散文观和舒徐行文艺术更得＂余裕＂论神髓,他对＂余裕＂论的偏执理解,则消极影响散文创作。     

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鲁迅与周作人对传统文人精神的承传虽有相同之处，但又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前者在继承合理因子的基础上，并加以革命性的改造，从而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战士，后者则继承了消极因子，并滑入虚无、消极以至成为民族罪人。本文从精神文化遗传与变异的角度，侧重从鲁迅、周作人的成长历程，尤其是从对其作品的剖析，揭示其内在机制和轨迹。     

作为事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关于言志、公安派、小品文的论争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把文学分为载道、言志派,并以二派的起伏描述中国文学史的变迁.钱钟书、朱光潜等批评者认为,周作人的言志、载道,区分在于文学内容之思想与情感;实则,周作人依据即兴与赋得的为己与为人之不同.针对周氏新文学运动是明末公安、竟陵派复兴之观念,阿英、陈子展、许杰等批评者或者把新文学看作载道文学以截断其与明末言志派文学之联系,或者从社会经济方面说明新文学发生之因.周作人与批评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小品文是言志,抑或载道.周作人舍弃"人的文学"中的人类主义和人道主义,独尊个人主义,把革命文学看作载道/遵命文学,从而从"叛徒"走向"隐士";而鲁迅、阿英等左翼文人提倡小品文的战斗性,意识到干预时代和社会之可能性,从而徘徊于"十字街头".     

周作人附逆期间散文论略

周作人自1939年担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起至1945年“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时止,六年附逆期间共创作散文430余篇.在周作人及其散文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为着彰显周作人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突出贡献,而有意回避或淡化周氏附逆期间诸多散文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与错误;二是既已认定周作人是汉奸,曾为日本法西斯及汉奸汪精卫之流歌功颂德,就对周氏文学思想、散文创作不加分析地一笔勾销.当下第一种倾向尤为严重.本文依据知人论世、知世论文原则,将周氏附逆期间散文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对象,既实事求是地揭露周文的主要问题与错误,又对部分佳作予以肯定性评析,从而展示出它们与周氏其他人生阶段散文的不同特点.     

章太炎对周氏兄弟早期文学翻译之影响——以《域外小说集》为例

东京留学期间,周氏兄弟曾师从章太炎,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章太炎的"文学复古"思想,不仅拓宽了周氏兄弟的文学视野,而且影响了他们的早期文学翻译风格和翻译方法的形成,这种影响在《域外小说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鲁迅在早期的文学翻译中追求文风古朴,周作人崇尚"名从主人",周氏兄弟的文学翻译成就在一定程度上与章太炎的影响密不可分。     

手电筒朝内

1923年7月19日,鲁迅回到八道湾家中,弟弟周作人铁青着脸,递给他一封绝交信。那一年鲁迅42岁,周作人38岁。随后鲁迅带着母亲和妻子朱安迁出另住。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籍什物,周作人夫妇竟趋前辱骂,周作人甚至还向鲁迅抛掷金属钝物。1925年10月21日,鲁迅写出短篇小说《弟兄》。     

在启蒙思想与文学趣味之间——早期周作人文学与思想探微

从文学、文化方面进行思想启蒙事业,是周作人作为一个现代文人为自己择定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依据自己多方吸取的知识、思想、文化资源,不断调适启蒙思想与自己的文学趣味之间的关系,以使其启蒙思想更为有效地传播和实现,从而达到改革现状的目的.本文探询新文化运动之前,周作人从事这一工作的历程,借用"原鲁迅"的说法,可以说是试图回到"原周作人"的一种努力.     

周氏兄弟的散文诗--以波特来尔的影响为中心

《小河》是代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周作人仿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来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而创造出它的体式。中国散文诗从诞生以来就有象征色彩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强调象征的作用也即此意思。周氏兄弟经过厨川白村的介绍而接受波特来尔的影响。在《鲁迅日记》及《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找到证据。特别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后,思想大有转变,阅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本《改造》月刊1921年1月发表的初稿）之后,对于“颓废派”深有同感,系统地译介波特来尔的散文诗。最有代表性的《窗》是厨川在他自己著作里着重介绍的一篇。这篇散文诗先有周作人的翻译（1921年）,后来鲁迅也有翻译（1924年）。通过兄弟的译文分析,可以证明周作人借用鲁迅收藏的德文版《波特来尔全集》,而且可能是在鲁迅的帮助之下翻译的。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厨川白村、波特来尔,却因某种原因一直避讳,到了1924年才接受的。     

周作人早期歌谣活动及理论

周作人曾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与鲁迅一起被人誉为“周氏兄弟”而声震文坛。作为一个理论家、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他著述极丰,成就斐然。在中国民俗学发展史上,周作人同样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日本学者称他是“中国民俗学的先驱者”。这是很中肯的评价.本文拟介绍评价周作人早期(指1928年以前)歌谣活动及其理论主张,这是其民俗学活动和成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与绍兴人

1918年1月13日鲁迅日记：＂赴北京浙江第五中学同学会举办的茶话会,并照相。＂浙江省第五中学的前身是绍兴府中学堂。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也曾在这所学校任教,因此也出现在照片中。鲁迅从1912年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绍兴会馆,日常与同乡的接触很多。后来周作人也来到北京,与哥哥同住会馆。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绍兴人似乎有点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这个原因不曾深究,但是大约总不出这几个理由。第一是不够古雅,于越起自三代,会稽亦在秦汉,绍兴之名则是南宋才有。     

中庸与周氏兄弟

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代表思想，是许多中国文人的理想信条。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作为从中国传统文化阵营杀出的反传统猛士，身上又潜藏着传统文化的因子。本文通过对传统文化“中庸”思想的世俗和本体解剖，来阐释鲁迅和周作人的两种迥异人生。     

张竟生与周氏三兄弟

通过梳理张竟生的学术观点与毁誉因果 ,发现与周氏三兄弟不无关系 :“爱情四定则”之于鲁迅 ;《美的人生观》与《恨》之于周作人 ;《性史》之于周建人。吹落历史的尘埃 ,再现他们的恩怨与笔墨官司 ,会发现张竟生遭人唾骂的主张和观点 ,却闪耀着智者的光辉     

缺席与在场之间：周氏兄弟介入《新青年》考论

考察鲁迅、周作人与《新青年》杂志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在同人团体中的位置介乎缺席与在场之间。根据史料显示,周氏兄弟并非处在轮值编辑之列,而是自居于"客师"的地位扮演具体执行者的角色,他们既要配合杂志文化革新的总体要求,又与作为权威的话语中心保持着相对疏离的态度,对思想启蒙持有自身独特的看法。正是这种若即若离的文化站位使得周氏兄弟能够后来居上,从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两个方向共同合力奠定了《新青年》"立人"的文学传统,进而引领了"人的文学"的思想潮流。从另一层面来说,《新青年》也为周氏兄弟提供了介入现实的文化空间,其作为现代出版物的媒介属性影响了二者五四时期的文体选择。周氏兄弟与《新青年》的双向互动,是作者与现代报刊互相成就的典型案例。     

从世界乡土文学的缘起谈沈从文的文学地位

在世界文学史上,法国的卢梭是乡土文学创作的先驱。其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和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分别用诗和小说创作出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乡土文学作品,确立了乡土文学创作。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理论最早提倡者是周作人,乡土文学创作的最早实践者是鲁迅。沈从文创作稍后于周氏兄弟,但他的创作堪称中国乡土文学的集大成者和杰出代表。改革开放后现代文学史研究论文的多项客观数据说明,沈从文已经获得了很高的文学地位。     

岂能以个人偏见来褒贬历史人物

正复信凌森同学:《中华魂》编辑部转来你的信件,经你指点,我专门到图书馆借阅了钱理群教授的《北大演讲录——话说周氏兄弟》(以下简称《钱著》)。读后感到你的思想很敏锐,很同意你来信中所谈的看法。当然,这本作为研究鲁迅、周作人关系的文著,涉及的面比较宽,所叙述的问题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但对这样两个泾渭分明、天壤之别的历史人物,作者不从历史的发展变化出发,有意回避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完全相反的历史走向和作用,片面强调他们之间的思想一致性,用贬低鲁迅的手法来抬高周作人,特别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