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技术观及其特征

建国初期(1949. 10—1956. 12),是中国共产党技术观确立与发展的时期。在对技术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的认识上、技术与人才的关系上、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上、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上、对新兴技术的认识和理解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论断和观点,并形成了若干历史特征。这些特征是社会主义类型的技术观、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产物、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国家技术观的主导。     

重构技术观——论技术观的演变与和谐型技术观的建构

技术观是某一时期人们对技术的总体评价,这种评价可以归结为对技术活动有效性与合理性相互契合关系的不同看法.技术观的演变经历了顺应型技术观与征服型技术观,我们要重构的是和谐型技术观,和谐型技术观强调以人为本、以技为用,强调通过人、技术、自然、科学、社会之间的协调均衡、共存共进以实现体现它们系统性与整体性的和谐状态.     

薛福成的技术观摭论——近代中国现代化思潮个案研究

透析现代化进程有许多维度 ,其中观念形态的构建是最具根本性的。而在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中 ,对观念子层面的剖析却始终是一个弱项。作为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薛福成 ,其技术观是中国早期躁动的现代化之梦的缩影。薛福成的技术观主要体现于 :关注技术及技术思想的缘起 ;在现代化需求之下思考技术的功能与意义。虽然薛福成的技术观也有局限性 ,但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不失为今天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启示与借鉴。     

论毛泽东技术思想的得失及特征

毛泽东技术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在它的形成与发展中呈现出曲折性和若干历史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年中 ,在毛泽东技术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工业化建设有得有失 ;而在“大跃进”和“文革”十年中 ,“左”的技术观起了主导作用。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 :过分强调政治挂帅 ,过于迷信群众运动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脱离中国实际的空想成分     

海德格尔独特技术哲学观的原因探究

海德格尔通过批判雅斯贝尔斯等人的技术观,认为技术其本质,并非中立的工具,也非人的行为,而是促逼着的解蔽,他称之为＂座架＂。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技术哲学家的技术观原因有三：一是深受自己构建的哲学理论思想的影响;二是从技术本身出发来追问技术;三是他着重探讨技术与物的关系。     

论网络社会时代的新媒介技术观

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一个以新媒介技术为标志的网络社会时代。在此之前,工业社会时代存在着3种重要技术观,即人本主义技术观、实用主义技术观和泛媒介技术观。3种技术观从不同层面体现和诠释了人与技术、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对海德格尔、杜威和麦克卢汉的代表性技术传播思想进行回顾和反思,可比较发现,正确认识新媒介技术,首先要融合3种技术视域;其次要对新媒介的技术特征和深层逻辑进行全面考察,最终形成技术、时空、价值和文化多维的新媒介技术观。只有不断地进行新媒介技术观的革新,才能引领网络社会时代的思维革命。     

中国1978-1988年国家技术观的演进路径

1978-1988年,在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过程中,国家技术观也在发生着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技术观循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经济振兴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新技术革命"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场挑战"-技术与制度的共变的历史路径,影响着中国的技术发展和社会进程.     

"大跃进"时期国家技术观特点分析

"大跃进"时期的国家技术观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片面夸大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将意识形态狭隘地归结为政治思想与政治意识;力图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技术革命,忽视知识分子在技术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不考虑客观的物质技术条件,片面强调高速度和数量;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在重工业中又片面发展钢铁工业,造成技术结构的畸形化。     

和谐技术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技术观

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技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动力，构建和谐技术观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本文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构建和谐技术观的初步设想，并以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生态农业发展为例进行了实证。     

技术观研究的精英途径--新中国技术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在新中国技术观的形成过程中,权力的集中使政治精英拥有权力话语;学术研究的不充分使学术共同体在论证、诠释、放大精英技术观的层面上发挥着社会作用;而公众对政治既敏感又不积极参与的态度及其科学素质的低下,使其在国家技术观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十分微弱.由于中国技术观自上而下的形成过程,在新中国技术观的研究中,精英途径居核心位置.     

技术与交往之辩证关系探析

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 ,交往与技术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密。交往已不是作为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外在于技术的因素 ,而是内化于技术之中。它不仅表现为对技术需求的拉动 ,促进技术的传播 ,而且还影响技术的发展方向 ,有利于抑制技术的异化。技术成为交往的“主体—客体—主体”三级结构中“客体”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的进步改变着交往的结构 ,而且促进交往功能的增强。两者在现实的交互作用过程中 ,表现为一种“技术—交往动态演化模型”。     

略论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应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和技术创新体系的中心。积极开展企业技术创新,是一项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和密切配合的系统工程,要着重作好以下工作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意识;促进企业内部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政府和社会要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体系。     

大学技术创新及其系统要素分析

大学技术创新是国家技术创新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对科技进步的贡献越来越大。大学技术创新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大学技术创新不但促进了新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 ,而且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方面起着积极作用。文章在提出大学技术创新概念的同时深入分析了大学技术创新系统组成要素及其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民族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学界的研究主要有历史论述、观念形成和政法凝聚三种视角。历史论述展示了作为历史事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形成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随之逐渐产生。而观念形成视角的研究从人们认识的角度分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涵,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形成论述的补充,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培育和加强。政法凝聚视角立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和法律的共同体,政法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有极大的塑造作用,而人民之平等法律地位和国民身份是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之共同体意识的政法基础。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国族意识和认同会有一定差异,因此从区域角度研究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将是一种新视角。     

论技术与法律的互动关系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技术与法律共同推动着人类的进步与发展。通过对技术本质与法律本质的理论探究，二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具有本质上的同质性和价值上的互补性。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技术对法律渗透与影响随之加强。技术规范成为法律内容；另一方面，法律对技术促进和规制，促进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影响。现代社会，技术异化给法律提出了新问题，法律对技术的规制也使得两者共同促进社会发展。     

傅斯年民族思想研究

傅斯年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丰富的民族思想。民族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他的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有紧密的联系。对他的民族思想进行研究,是深化傅斯年研究的需要,对全面认识傅斯年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他坚决反对外敌侵略,力主全民族团结抗战;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强调中华民族内各民族平等,热切希望中华民族的复兴。傅氏的民族思想是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和批判地继承。     

西方感知现象学与中国感物说

学术界一般以为梅洛.彭迪与胡塞尔最接近,视他为中期形而上学家。而实际上梅洛.彭迪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至少存在内容上的六大区别和方法论上的四种区别。梅洛.彭迪后期的间接本体论很值得重视,是前期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这种本体论有五方面的内容。感物说是中国古代诗学和中国哲学的机枢。比较梅氏的感知现象学与中国古代的感物说,间接本体论与道家的宇宙观及《易经》思想,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感物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梅洛.彭迪的感知现象学和本体论思想之间有区别也有相通之处。     

导师素质与研究生学术水平:学术感知力的中介作用

为了探究导师素质对研究生学术水平的影响机理,以研究生的学术感知力为中介变量,构建导师素质对研究生学术水平的作用模型。运用相关分析、层级回归模型等统计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导师指导能力对研究生的学术认知程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对研究生的学术动机强度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导师的学术水平对研究生的学术感知力的两个维度都有正向的显著作用。导师人格魅力对研究生的学术动机强度影响显著,但对研究生的学术认知程度影响并不显著。学术感知力各维度在导师学术水平与研究生学术水平之间所起中介作用均得到证实。     

论洋务派科技观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洋务派对近代科学技术的认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到他们在洋务运动中的行为实践和路径选择,并在科技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器物科技观、知识科技观和教育科技观,反过来在其科技观指导下进行了大量近代科技实践活动,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体西用"下的洋务派科技观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在客观上加强了西方科技文明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为我国后来的维新变法思想的产生和维新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农村科技工作机制创新的实践与思考

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科技工作机制的创新。南平市实施的科技特派员制度不仅是农村科技工作机制的创新举措,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农村的具体实践。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对于广大农村欠发达地区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对于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