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教育中的师法与家法

本文回顾了汉唐以来关于汉代“师法”、“家法”的研究,分析了各家之说的优劣,认为西 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有着多方面的综合因素在起作用。师法、家法在两汉经学教育 中起到了尊师重教的作用,也为保存古代文献的本来面目发挥了作用。     

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考论

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在借鉴王应麟及清范家相等辑佚成果的基础上,对三家《诗》进行了全面辑佚研究,成就了清代三家《诗》研究史上的杰作《三家诗遗说考》。陈氏父子的考订呈现出以下特点:贯彻师法、家法宗旨,推求遗说;钩沉遗说,范围广泛,内容丰富;考订精审,间及校勘古本;把自己推崇三家《诗》义的观念,融汇到对材料的收集之中;纠正前人误说,指出传本之误;善于比较。     

五经文献的传播与两汉经学的演变

西汉初年五经文献传播的典型方式为口头文献转录为文本文献,再加上秘藏文献的重见天日,由此孕育出五经博士师说.在博士师法确立后,新文献的发现和传播通过太常博士和民间学者两条路径对经学产生影响.太常博士对新文献的接纳,丰富了现存的师法体系.民间学者或利用新文献创古文家法,或在今、古文献之间择善而从,创立综合性经学；也有人采用拆分、辑佚和伪造手法,创立伪古文家法.魏晋以后,五经新文献不再出现,经学家法-师法互动发展的模式因此而终结,由严守家法和师法的“章句”时代进入择善而从的“注疏”时代.     

礼学文献的重现与两汉礼学的演变

汉初礼学研习分化为礼义和容礼两派。徐生的容礼派与朝廷太常机构形成朝野互动,仕途目标为太常礼官大夫。高堂生完成了《礼经》十七篇的恢复和整理,初步形成了礼经家法传统。后仓撰成《曲台记》,推士礼而致天子,完成了礼经师法的创立。戴圣编《小戴礼记》四十九篇,从《礼古经》、《礼古文记》、《明堂阴阳》等文献中获取思想材料,创小戴礼家法。戴德编八十五篇《大戴礼记》,取材范围远超戴圣,显示了对天道、人性、历史和政治技术的浓厚兴趣,创大戴礼家法。庆普后学在东汉致力于国家礼典建设,将庆氏礼学发扬光大。郑玄对今、古文《礼经》文本进行校勘,择善而从,扬弃了各家法的缺陷,又利用《周官》解《礼经》,取得了空前的礼学成就,终结了两汉礼经学以师法和家法为标志的传统。     

魏晋南北朝经学发展论略

魏晋南北朝经学在社会动荡和学术冲击下艰难地发展,因统治者的支持和学者的努力以及经学自身的因素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魏晋、南朝的经学创作明显盛于北朝,尤以魏晋为盛。南北经学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对汉代经学的不同对待,南学与魏晋经学的发展脉络极其一致,而北学则在精神上和方法上与汉代经学一脉相承,但经学有横向的流动性,且南北经学有所交叉。南北学人对于各自师法家法的分别遵循,是形成南学北学不同学术走向的重要因素。     

论郑玄经学教育思想

郑玄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经学家,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冲破师法和家法的藩篱,融会为一,于今、古文经学之外再现了一个全新的景象,经学由此而变成"郑学"。"郑学"的盛行,是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同时,作为经学大师,郑玄还关注经学传播,重视教人研经以"化民成俗",由此郑玄及其学术对后世经学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立足教育学视野,研究和梳理郑玄在整个汉代经学教育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无疑成为我们理解汉代经学发展脉络的重要环节。     

《诗经》研究应超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理论视阈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划分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是清末学者建构而成的,它深深地渗透到现代《诗经》研究中。现代《诗经》研究界认为《毛诗》属于古文经学,《鲁诗》、《齐诗》和《韩诗》三家诗属于今文经学,它们在汉代斗争激烈,处处立异。由于这种理论过度强调对立性而不能对汉代经学做客观的描述,对《诗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消极影响。《诗经》研究应该超越这种理论框架。     

明代诗经学的新气象

我国自古至今的诗经学主要可分成两大流派:一派是经学的诗经学,把《诗经》视作道德义理的教科书,突出其兴、观、群、怨的功能.自先秦孔子、孟子与荀子的诗论,两汉的鲁、韩、齐三家诗与《毛诗》,直至明、清、近代,均占主导地位.这一派可称之谓正统的诗经学.另一派是文学的诗经学,认为《诗经》是诗歌的源头,它的文体、创作方法、写作手法及其自然浑厚的诗风,对后世的诗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派的诗经学,在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异军突起,到晚明再度复兴,在清代发展壮大,至“五四”之后便成为诗经学的主流.故本文属于明代文学派的诗经学的断代研究,为文学派《诗经》研究发展史提供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     

论两汉《诗经》非经学研究的萌芽

两汉的《诗经》研究是春秋战国时期《诗》学观的延续与发展,因而就总体而言,两汉的《诗经》研究,不论是鲁、齐、韩三家诗的今文经学派,还是以《毛诗》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都充满了强烈的经学意识,即把《诗经》看作是道德伦理的载体,判断美恶是非的准则.这种以经学眼光阐述《诗经》的主体意识,是两汉《诗经》研究的主要特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的进步,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与文学意识的逐步加强,两汉《诗经》研究的非经学势态逐渐有所发展,虽然还只处于萌芽的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经学的冰块已开始破裂,脱离经学束缚的新芽已开始崭露了头角.两汉时期这种《诗经》研究的非经学势态,首先表现在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其次体现在《诗经》研究的角度与方法方面的突破.兹分别阐述如下:     

魏源治学的价值取向与《诗古微》的总体特色

崇尚宋学,宣究今文,主张通经致用是魏源治学的基本价值取向,这对其所著《诗古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源反对汉学家对《诗经》进行繁琐考证,认为治诗主要是阐扬《诗经》的“微言大义”;同时魏源解说《诗经》诗旨,博采古今汉宋各家之说,这对经学家而言是混乱家法,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则反映了魏源不立门户、融贯群言的学术胸襟,成为《诗古微》的一大特色。     

魏源论孔子与《诗经》

魏源在《诗经》上以今文经学的三家《诗》为宗,但是,在孔子与《诗经》的关系上,却只承认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他从诗与乐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孔子对《诗经》的贡献,并驳斥了历史上的孔子删诗说。但魏源并未贬低《诗》的作用,在他看来经过孔子正乐,《诗经》才能够成为经学典籍,孔子正乐与作《春秋》具有同一意义。     

论魏源的经学思想及其影响

<正> 魏源的经学思想是清代经今文学派的理论重镇,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很大影响,本文拟初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一魏源的经学著作十分宏富,主要有《诗古微》、《书古微》、《董子春秋发微》、《公羊春秋论上下》、《孝经集传》、《礼记别录考》、《易象微》、《大戴礼记微》、《论语类编》、《孟子类编》、《禹贡说》、《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等等。魏源于嘉庆十三年(1808)入泮,十五岁“始究心阳明之学”。进京后,从胡承珙     

先秦儒家典籍中的《诗》文化

《论语》、《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各部典籍中都大量引用《诗》,这种现象反映出《诗》所蕴含的思想精神、作用及其品质特性都从不同方面受到儒家的体认和关注,儒家学派的引《诗》、用《诗》奠定了《诗》走向经学的基础。这同时说明,一部伟大文化经典的地位与影响的确立,绝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还有赖于当时以及后世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倡导与传承。     

汉代经学研究的新突破--《经学与汉代社会》评介

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涛博士新近出版的专著《经学与汉代社会》(河北人民出版社2 0 0 1年 1 2月版 )是《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中的一种。该书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 ,对经学与汉代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历程 ,进行了系统的成功梳理 ,研究视野开阔。前三章论述了儒家经学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的情况 ,考察了《易》、《书》、《诗》、《礼》(《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及其三传 )和《论语》、《孝经》等经典在汉代授受、流传的情况 ,分析了汉代经学各主要学派的形成、发展的主要原因 ;后三章研究…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经学范式与文学价值生成——经学与文学关系研究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

目前关于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研究需要重新认识五个问题。一是经学与文学的根本关联问题,经学价值论发挥着潜在的语境作用,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古代文人的身份意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其生命世界,从而为解决文学问题提供了范式遵循。二是经学体系下的中国文学思想特质问题,从大历史观的视野看,时代问题意识支配着经学史的嬗变,而实践精神是经学的灵魂,经学关联域中的古代文学是作为介入社会、代言天下的话语实践存在的。三是经学的阐释学意蕴问题,在汉学语境下,阐释即还原,即证实,即解密,而阐释者充当了经典的翻译者角色。在理学语境下,读书即阐释,即工夫,即本体,阐释者面向经典去开辟新的意义世界。特别是理学的“自得”和“公理”话语,包含了理解与阐释之间的关系,表明了阐释的公共行为性质。四是诗、乐关系与诗经学的建构理路问题,汉儒弃乐言《诗》,建立了义理诗经学的典范形态;宋代郑樵以乐论《诗》,颠覆了汉儒诗教的立论基础;南宋以来的学者以诗统乐,以此化解“主声”之学对诗教的侵害,从而在声歌之诗的背景下重新确立义理诗经学的发展路向。五是《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只有在经义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才能够讨论的话题。汉学...     

小论刘逢禄《公羊》学的代表作

刘逢禄的经学中心在《公羊》学,这是没有疑义的。然而,刘逢禄《公羊》学的代表作是什么,学术界却有不同的意见。在刘逢禄的《公羊》学著作中,最为他本人所推崇的是《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一书。刘逢禄在该书成书后,曾做诗四首,其中第二、三首说:“一月重寻翰墨缘,温城绝业得珠联;窥园未免愧前贤,驻景方知绝几编。天遣幽人在空谷,帝为词客展华年;拟将中寿安吾分,半世须教万世传。”“弱冠精研志不磨,每从家法辨眼讹;引针难起邱明疾,入室先抄武库戈。要使日星辉复盎,还将峡石挽颓波;经神绝业如相待,一瓣心香奉董何。”①第三首诗是说《春秋公…     

后苍经学探论

后苍博通诸经,是汉代经学特别是《诗》、《礼》发展传承中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以阴阳风候、五行、干支、天人感应来诠释《诗》中的政治意蕴,注重发挥《诗》的讽喻教化作用,提出“五情”、“六性”、“五际”之说,形成了独特的解《诗》风格.其《后世曲台记》运用“推补”之法,由“士礼”推补出“诸侯之礼”、“天子之礼”,在完备汉代礼仪制度的同时,也建构起了完整的礼学理论体系     

经学的缺席:失落了的国学研究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中国经学的起源及发展历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用董仲舒等用阴阳五行说和《公羊传》相牵合的今文学说用以保护皇权，西汉今文经学在学术上占有优势。西汉末年，王莽利用刘歆提倡的古文经《周礼》作为“改制”的论据，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西汉经学在黄巾起义后没落了。魏晋时，王肃作《尚书》、《诗》、《礼》、《左传》注，立为博士。“王学”在其时占居主导地位。南北朝时，北方士族南迁。南朝盛行门阀制度，于是专讲区别尊卑亲疏的三《礼》之学大行。南朝经学不拘家法，随意发挥，并受佛教影响，把讲经…     

日本笔记中的诗经阐释学研究

《诗经》作为中国经典文化,深刻影响到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包括笔记在内的诸多文体中都有《诗》学遗存。日本笔记中的大量引《诗》论《诗》材料,是目前日本诗经学研究不曾关注到的重要文献。鉴于笔记文体的自由性和开放性特征,自有其不同于一般《诗》著的多重学术价值。笔记引《诗》作为用《诗》方式,展现出更为广泛的日本《诗》学生态。笔记论《诗》则丰富了诗经学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探究日本经学异域思维的生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