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     

论阮元经世致用思想的学术特色

阮元生当乾嘉汉学风靡之时,深受汉学皖派训诂以明义理之学风的影响,为学扬汉抑宋,注重“实事求是”,但他没有仅仅满足于做书斋式学问,而是主张学以致用。他不仅通过训诂方法将儒学若干核心概念如“格物”、“一贯”等解为“实事”、“实行”,阐明“圣贤之道,无非实践”,而且将学术有机地运用到实际政务之中,使其经世致用思想具有显著的学术特色。     

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     

论小学在朱熹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一、是末学,又不可或缺朱熹毕生从事学术研究,是知识渊博的大学者。在涉猎的众多学科中,对于小学这样一门学问,他是并不看重的。他发挥程颐的观点说:“今之学者有三:词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朱熹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问目》)。在这里,朱熹把训诂之学断然排斥在“通道”的途径之外。在《答杨元范》一书中,他又明确地说:“字画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文集卷五十)。他批评北宋神宗时“士之所以学者,不过章句文义之间,亦有浅陋驳杂之弊”,又指责吕祖谦“力主文义章句之学,意已稍偏”(…     

“贞娩卜辞”再探讨

郭沫若释“娩”为“娩”，高明则释为“病”。高明先生没有读通的五条卜辞实际上也与妇女分娩有关，他本欲以此反对郭说，反成郭说的证据。在商周、先秦，女子亦称子，小臣也有女性充当，故子某、小臣为男之说不能成立。高明将四个年份的卜辞视为同一年来研究，不科学。所以释“”为“娩”是正确的。     

评赵纪彬的《“五恶”疏证》

在“四人帮”的写作班子中有一个唐晓文，唐晓文背后有一个“鼎鼎大名”的教授赵纪彬。此人号通训诂，喜谈考据，你看他东拉西扯，繁征曲引，真是博极群书，学富五车。对于赵纪彬来说，考据学和训诂学好比魔术棒，可以点铁成金，又可以无中生有。当着“四人帮”为篡党夺权而大造舆论之时，赵纪彬秉承主子的旨意，一连抛出了三大“发明”；一是对《论语》中“有教无类”一语提出了旷绝前古的“新”解释，并加以引申发挥，借以影射攻击我们的教育制度和招生办法；二是发明了“柳下跖指着鼻子骂孔老二”的历史奇闻，借以影射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     

试评《孟子集注》的训诂得失

宋人的传注,重义理而轻考据,甚至把训诂引向“六经注我”的歧途。这在学术界几乎已成定论。戴东原曾指出:“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宋儒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宋儒注解古书,往往“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宋人注解古书存在这些问题,就一概抹杀他们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与成就。宋“理学家亦有理学家之训诂”,他们“有些人在注释     

训诂方法举隅

何谓训诂,《说文》日:“诂,训故言也”。“训,说教也”。张辑《杂字》说:“诂者,古今之异语也”。《尔雅》则进一步推广开来,认为训诂不仅“释古今之异言”,而且“通方俗之殊语”。可见,用通行的话对古代语言文字或方言字义加以解释说明,都可以叫作训诂。因此,除音训、形训、义训之外,还有多种的训诂方式值得探讨,如以音韵、方言、转注、通假、破读、校勘、语法、修辞、典章制度等等,都可以作训诂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于古书的注解,自更属训诂的范畴了,现分述如下: 一、以音韵明训诂训诂之法有音训,但音训并不能包括以音韵的方式明训诂者。古音的运用,除了利用语言的某种配合关系来构词,利用声音有     

“颁白”注释小议

本文以“颁”通“斑”这一注释说明现行字、词典和古籍注本对“×通×”、“×同×”这一术语的使用很不规范，从而混淆或模糊了汉字发展的历史。应当明确其真实含义，规范使用这一训诂术语，才能说明由于汉字形音义孳乳演变而导致的字与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助老服务员谢师傅的一天

有着20年党龄的党员谢建国曾是一家纺织厂的厂长，退休后，他成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周家渡社区的一名“安康通”助老服务员。“安康通”具有紧急呼叫、居家生活、信息咨询三大功能，被老人们亲切地称为“电子保姆”。谢建国就是这个“电子保姆”的保姆，他管理着502只“安康通”。每天一早，他带着工具包，戴上胸卡，骑上自行车开始一天的工作。他到了小区先去居委会告知今天要到哪几家走访，然后到前一天已预约好的用户家里，套上塑料鞋套检查“安康通”设备的使用情况。     

方以智《通雅》分目浅探

明末学者方以智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代表作《通雅》,内容、分目仿《尔雅》之例,而又有所革新。《通雅》分目上的革新不仅反映了方以智个人的学术思想体系,反映了明末清初社会文化知识结构,同时也代表了“雅类书”发展的巅峰。考察了《通雅》浮山本、四库本（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光绪本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的分目异同,并在综合考虑全文体例统一、各版本异同及其原因的基础上,对《通雅》分目情况及各类各目条目数量进行了整理统计。《通雅》在类别设计上是比较全面的,但各类、各子目收录的条目则非常不平衡,这说明《通雅》之“通”在于类别的完备,而具体到研究对象,仍然是以常用词语和疑难词语为主,不是一味追求内容的全面。     

《通雅》音训特色及其对清人的影响

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在其《通雅》中大量使用音训,并力求使音义关系的研究科学化。他明确提出＂欲通古义,先通古音＂的主张,对清代训诂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方以智与桐城泽社考论

方以智为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大学者之一,成就卓著。他早年于家乡桐城曾结泽社,具有文人社团性质,但今人对此知之不多。泽社之成立不迟于崇祯元年(1628年),方以智与社友课读其间以应举业,并进行文学活动,长达七年之久;泽社的社课为方以智的文学及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泽社为明代文人结社的缩影。     

戴震《屈原赋注》的字词注释特色

《屈原赋注》的字词注释，在继承传统训诂学原则和方法的同时，还有着不同于前人的鲜明特色。这些特色主要包括：重视方言字词的注释，注重结合典籍进行注释，根据上下文探求新义，运用古音学知识的声训。     

方以智科学观解读

明末清初,中国古代科学开始向近代科学转型。方以智提出了与西方近代之初相类似而又与传统科学观念存在密切联系的科学观,对科学作了与其时代截然不同的理解。方以智第一次把＂质测＂之学即科学,从传统格物说中独立出来。大力提倡＂深求其故＂的怀疑精神,认为科学始于对已知结论的怀疑,而其怀疑是建立在其实证观基础之上的。他提出＂心物交格＂的认识机制,认为科学认识的目的是＂以知还物＂。方以智的科学观是中国传统科学精神和部分西方科学观念交合贯通的结果,为中国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注入了活力。然而,由于象数易学的根本制约,方以智的科学观未能真正地超越传统以完成中国古代科学向近代实验科学的转型。     

《方言笺疏》校勘评议

本文从校勘方法、校勘中存在的问题和对后世的启示等方面,对清钱绎、钱侗《方言筹疏》的校勘作了评议。文章认为,在校勘方法中,钱氏依据字形、字音、文义,对汉扬雄《方言》的各种传本及后代研究《方言》的著作进行了校理。钱氏在校理过程中,指出了古往的一些特点和古人行文的一些体例,并阐释了一些古代文化词语。但钱氏的校理有时主观武断,有时漏掉了前人的一些精彩之说。尽管如此,钱氏的工作对我们今天研究《方言》及训估学均有一定价值。     

试析方以智辩证"矛盾"概念的内涵及历史地位

在中国哲学史上 ,关于矛盾即对立面统一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 ,极其丰富。但把“矛盾”作为一个概念明确使用 ,首推先秦思想家韩非。唐朝思想家刘禹锡突破了韩非形式逻辑意义的“矛盾”观念 ,第一次表述了“倚伏之矛盾”概念。在此基础上 ,明清之际思想家方以智以直观形式第一次正面肯定了辩证的“矛盾”概念 ,提出了“合二而一”的光辉思想 ,全面阐述了矛盾的辩证法 ,形成了人类思维发展史上古代较为完备的矛盾学说 ,在中国辩证法发展史上应有一定地位。     

古籍整理与方言的关系

本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古籍中因方言的存在而造成了异文和疑难词语的问题；第二部分讨论了古籍训诂应该重视方言的研究成果的问题。总之，本文旨在论述古籍整理与方言（包括古代和现代）研究的重要关系，不重视０方言研究的成果，就难以很好地做好古籍的校勘和训诂工作。     

揭暄的学术交往及其著述

摘要：揭暄是明末清初士人,经历明清鼎革后归隐山林,专心访学交游,其所著军事书籍及对宇宙论的探讨颇有见解,为当时学者所称道。揭暄少年时接受过传统儒学教育,并对西学有所接触;归隐后与著名学者如方以智、方中通、游艺等相熟并与江西著名学派成员走动频繁,学术交往活跃,形成了一个以避乱为机缘有着明显地缘联系、志趣相投的学术圈,并在学术活动中加深了对西学的理解。揭暄的著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与其交往学者关注的问题和学术背景影响并得到其观点的启发,在学术探讨和辩难中愈渐丰富和成熟起来。     

《千金方》中的“耆婆医药方”

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是中国医学主流中的名著,但其中吸收了不少外来的医学知识。耆婆是印度古典医学文化的化身,通过汉译佛经对中国古代医学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以《千金方》为对象,来探明耆婆医药方所产生的具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