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下的工资差异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日益突出。文章主要从工资差异的视角研究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的原因,采用2009年CHNS数据,分别对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收入进行OLS回归与分位数回归,并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分析其工资差距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在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下,造成两大群体工资差异的主要因素来源于非市场作用的制度性分割,包含所有制结构、户籍制度、性别歧视等因素;在市场性分割中,教育对工资差异产生重要影响。     

代际影响视角下的子代收入差距研究

代际收入流动性是指父代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程度,是衡量机会不平等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重要指标。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高低收入家庭子女不同分位点处的收入差距,并运用反事实分解方法将收入差距分解为受教育水平、经验及工作类型等因素影响的特征差异和基于家庭环境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回报差异两部分。结果显示,不论是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还是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收入的高低主要由自身的特征决定,高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特征差异,回报差异只在低分位点处产生影响,由此得出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收入差距的形成。     

职业资格证书对劳动者工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学历、制度环境以及收入分层的考察

利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通过建立一般均值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劳动者拥有职业资格证书数量对工资回报率的影响。当前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有助于高学历人群提高工资,体制内组织更加注重劳动者职业资格证书获取情况,低收入劳动者群体更可能通过持有职业资格证书提高工资回报率。职业资格认证的发展模式由政府推动和主导是形成以上现象的重要原因。     

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分析——基于人口特征的视角

本文采用2007年C HIP数据,从婚姻、年龄和教育三个人口特征视角分析了城镇居民劳动参与工资弹性的变动趋势。结果表明:未婚男性劳动参与工资弹性最大,随后依次是已婚女性、未婚女性和已婚男性;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随教育程度的提升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在相同的教育程度下,女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要大于男性;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在30岁之前随年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30-40岁期间趋于稳定,40岁之后再次出现上升,25岁之前男性劳动参与工资弹性大于女性,25岁之后则一直小于女性。本文的现实含义在于促进就业公共政策的制定时,应充分考虑劳动参与工资弹性在不同人口特征群体中的差异。     

中国创业回报率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的微观数据,对中国创业的货币回报率进行研究,在利用处理效应模型纠正自选择偏误的情况下,实证发现创业者的年收入显著高于就业者,但创业者也面临更大的收入不确定性。本文利用分位数回归探索了创业回报率的异质性,发现比较成功的创业者的回报率明显高于不太成功的创业者。这些结果表明,创业并非就业的次优替代品,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存在大量创业机遇。同时,制定扶持中小创业者的公共政策是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必要举措。     

中国劳动人口的学历与幸福 ——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主观幸福感是主体各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所产生的积极性的情绪,并获得持续的快乐体验。本研究主要使用CGSS(2015)对6200多名全国各省劳动人口的学历分布、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劳动人口2015年时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超过10年,新增劳动人口的学历逐年提高。自评幸福感平均值在77分以上(满分100分),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城乡、婚姻、就业等差异。回归分析验证了以往的研究结论,收入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首要因素,学历对主观幸福感既存在直接效应,也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收入水平可解释大部分差异,但性别例外。女性劳动人口收入水平明显低于男性劳动人口,但前者的自评幸福感水平明显高于后者。     

提高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研究——基于苏州市就业和工资收入情况的调查

通过调查和分析苏州市就业和工资收入情况,制约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因素可归纳为:就业结构上,从事低工资收入水平传统行业的人员比重较大;高工资收入的人才群体仅占30%;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指导线和工资指导价位调控作用有限;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待遇水平有待提高。因此,为提高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应该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城乡一体化就业、建设创业型城市、开发引进人才的步伐,在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就业质量、创业带动就业、改善人力资源结构等方面增加工资性收入。同时,还应加快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待遇调整。     

基于统计数据的工资研究——以浙江为例

工资是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研究工资变动、分布及流动情况,对新时代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解决收入增长中的不充分问题、收入分配中的不平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8年(浙江首次实现工资统计单位范围全覆盖)为数据起点,根据劳动工资统计年度数据,分析了浙江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增长变化、工资差异及工资流动性等情况。工资总体保持较快增长,高于同期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改善;工资差异先缩小后扩大,但总体上仍小于2008年;工资流动性总体呈减弱趋势,对长期工资差异的缓解作用逐步削弱。同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初次分配、提高一线人员工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人力资本、打破垄断、优化税制等促进工资收入增长更有序、分配更合理的建议。     

农村女性经济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的数据,对农村女性经济收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以农村男性为参照对象,使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年龄、最高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状况等因素对农村女性经济收入产生的影响.分析证实了经济收入上的性别差异.女性的年龄越小、教育程度越高,则经济收入越高,自评健康状况对女性的经济收入不产生影响.     

农村女性经济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CHNS）的数据,对农村女性经济收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以农村男性为参照对象,使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年龄、最高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状况等因素对农村女性经济收入产生的影响。分析证实了经济收入上的性别差异。女性的年龄越小、教育程度越高,则经济收入越高,自评健康状况对女性的经济收入不产生影响。     

我国职工工资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全国总工会于2009年5月至6月开展了全国性的职工工资收入状况调研。本文通过对全国代表地区抽样数据的分析,总结了职工工资收入总体状况,和不同户籍、不同性别职工的工资变动情况。同时,还对造成职工工资水平差异、工资变动、工资拖欠以及工资降低幅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判定和分析,指出职工自身状况、工作状况、劳动保护和区域因素可能对工资收入水平和变动产生实质性影响。并且在分析结论的基础上,作出了维护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的一些对策性思考。     

社会保障支出的就业效应实证分析——基于贵州省数据

文章利用贵州省历年就业人数和社会保障支出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贵州社会保障支出和不同社会保障主体支出的就业效应。研究表明:(1)在考察期内,贵州省社会保障支出和就业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2)从不同主体支出来看,就业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个人社会保障支出存在协整关系。其中,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和个人社会保障支出抑制了就业,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促进了就业。(3)进一步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发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能够消解最初对就业产生的负效应;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对于就业的影响呈现倒U的形态正效应;城镇个人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整体呈现正效应,农村个人社会保障支出则相反。文章从贵州社会保障发展现实的角度对实证结果予以了解释。     

高质量就业背景下企业工会如何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分析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质量就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稳定就业则是高质量就业的重要构成部分。立足工会与员工两方行动主体,研究企业工会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效应,对稳定就业进而推动高质量就业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本研究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分析后发现,企业组建工会和员工参与都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企业组建工会的影响只体现在促进能力发挥、赢得尊重、意见表达等发展型工作满意度;员工参与的影响则更为全面,还包括提升工资报酬、劳动条件等工具型工作满意度。因此,企业工会除了深化维权职能的转型外,更应重视员工主体性的发挥,通过增强员工的工会参与进而提升工作满意度,助力高质量就业的实现。     

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感知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不可避免地会对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就业产生直接影响。本文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求职难度的变化和收入水平的变化等两个方面考察了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农民工就业压力感知的现状、特点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38.76%的农民工感觉近两年求职难度增加,34.06%的农民工近一年内出现了收入水平下降。基于Heckman两步法的计量检验显示: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高于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并且中老年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更高,女性农民工的求职压力大于男性、但收入下降的压力却低于男性。而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下降。雇主或从事自营工作,以及在个体及其他所有制就业的农民工,其收入水平下降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华南和华东地区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低于其他地区,并且就业压力在不同行业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育龄女性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在全面二孩政策下,探索育龄女性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对江西省552名育龄妇女进行调查.结果:观幸福感量表总分上的均值是29.64±10.22,不同婚姻状况的被试在主观幸福感总分、乐天知命、正向情感和乐观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且离异在前面的各维度上均明显低于未婚、初婚以及再婚,在乐天知命、乐观和主观幸福感总分中再婚群体的均分较高,初婚被试的正向情感均分高于其它婚姻状况;但在其它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职别、收入及文化程度的被试主观幸福感总分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总体上育龄妇女的主观幸福感居于中等水平,受婚姻状态、文化、职业和收入的影响.     

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间特征与政策选择

基于权威的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当前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间呈现八大特征:虽然工时制度逐步与世界接轨,但加班现象仍然严重;"长工时低收入"与"短工时高收入"并存;过度劳动伴随工时闲置;男性"长工时"与女性"第二轮班"并存;城乡劳动者工作时间差异大;特大城市劳动者上下班时间长;雇主比雇员工作时间长;假期时间远少于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我国劳动者还普遍存在过度劳动的问题,加班现象严重,这也许是"中国奇迹"的密码之一,但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不可持续。为治理过度劳动,实现体面工作时间,应考虑进行如下的一些政策选择: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缓解过度劳动的关键;制度设计是缓解过度劳动的基础;适当的差异化设计是缓解过度劳动的手段;基于新技术建立的工时协商机制是缓解过度劳动的途径;政府宏观协助是缓解过度劳动的保障。     

健康对中国中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CHARLS的实证研究

劳动供给水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健康状况是决定劳动供给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基线调查数据,采用stata分析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OLS)和Probit模型对数据样本进行分析,研究健康状况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健康状况对中老年人劳动供给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不同福利保障水平下健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在不同群体内存在差异,健康对参加城职保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最小;对参加城乡居保群体的影响最大,健康状况的下降会减少其劳动供给时间;但对于没有参保的群体而言,健康状况的下降并没有显著减少其劳动供给时间。此外,性别、年龄、收入和户口等变量也会对劳动供给产生影响。     

我国在业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幸福工作寿命研究

在业人口幸福工作寿命越长,自身及家庭的生活质量越高,社会越能和谐与稳定。文章基于C GSS数据,采用生命表技术研究了我国2005-2010年分性别在业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和幸福工作寿命。主要发现:(1)2005-2010年我国全体在业人口主观幸福率都在88%以上,总体上在5年间呈增长趋势,且年龄分布呈"U"型,即在业人口刚参加工作和退休前比中年时主观幸福感高。(2)2005-2010年全体在业人口刚参加工作的预期幸福工作寿命都接近43年,各年龄组幸福工作寿命在5年间基本稳定,并随年龄增长而递减。(3)2005-2010年男女在业人口的幸福工作寿命占预期工作寿命之比呈"U"型,且在40岁之后,该比例的性别差异明显拉大。因此,企业可提供40-49岁组在业人口最长的带薪休假时间;同时,推行"工作家庭平衡计划",帮助女性在业人口平衡工作家庭关系,以提高在业人口主观幸福感,延长幸福工作寿命,构建良好和谐的劳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