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蜀中文化对李白诗风的影响

李白一生诗歌风格特色鲜明,始终保持浪漫飘逸、豪放不羁的自由诗风,同时透露出蔑视权贵的人文性格和对独立人格的追求,这与他青少年时期所受蜀中文化密切相关。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巴蜀地区独特的文化底蕴以及结合具体的李白诗歌,来探讨蜀中文化对李白诗歌风格的深远影响。     

论蜀中文化对李白诗风的影响

李白一生诗歌风格特色鲜明,始终保持浪漫飘逸、豪放不羁的自由诗风,同时透露出蔑视权贵的人文性格和对独立人格的追求,这与他青少年时期所受蜀中文化密切相关.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巴蜀地区独特的文化底蕴以及结合具体的李白诗歌,来探讨蜀中文化对李白诗歌风格的深远影响.     

略论历史上的湘西开发

所谓“开发”，是各民族人民对某一地区自然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早在旧石器时代，湘西地区的开发活动就开始了。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对湘西地区先秦时期、秦汉至唐羁縻时期、五代至清初土司时期、“改土归流”与“苗防屯政”时期、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开发活动进行了梳理和简要述评，最后总结其历史经验。     

从酉水流域考古发掘看楚文化与诸民族的关系

本文依据近几年来的考古发掘和文献史料，论述了湘西酉水流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内涵及其诸多民族之关系。在商、周和春秋战国早期的遗址中，它集中反映了当时土著民族“濮”的风俗习惯和独特的文化特点；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它集中反映了既有楚、巴文化遗存，也有土著民族文化遗存。由此，说明在战国以前，酉水流域确实有一支古老的土著民族在那里繁衍生息，并形成了自己民族的“濮”文化。楚国开始经营西南后，使大量巴人进入湘西；形成“濮”与“巴”人杂居的局面，也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巴人的习俗和文化特点。到了战国早期，楚人进入湘西，楚、巴、濮互相不同程度地产生影响，加速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融合。本文对这一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族文化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濮”是这地区的土著民族和楚、巴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及楚、巴、濮民族文化融合的新观点。     

五代时期北方民族关系略论

五代时期,中原及南方地区处于分裂、割据、混战状态.连绵战争加剧了汉族的内部矛盾,严重削弱了汉族封建王朝的国力.北方强盛的契丹族乘虚而入,造成了严重的边患,民族矛盾尖锐;西北党项等族也倔强一隅,阻挠中西交通.中原五代统治者采取了加强边防、设法削弱契丹力量、构建睦邻关系、遣使沟通化解矛盾、军事征服与政治招抚相结合等策略,安边靖边取得良效.     

《跻春台》中的婚丧民俗礼仪述论

《跻春台》是清末四川地区刊刻出版的白话小说集，共四十个故事。作者为四川中江人，全书用四川方言俗语写成。其描写对象多为中下层市民或农民，实录的写作手法使小说中出现较多关于蜀地礼仪民俗的描写，其中涉及最多的当属婚礼与丧礼。清末蜀地婚礼与传统士昏礼中的“六礼”既有一脉相承的一面，又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如礼节简略、不亲迎、无聘金等。而丧礼除遵循《仪礼.士丧礼》的部分礼仪外，又有着蜀地丧礼独特的习俗，如普遍作道场、富户散普孝及奢靡风气、帮助穷户殡葬的“孝义会”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蜀地民俗礼仪有着与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一脉相承的一面。另一 方面，受地域、经济、气候、风俗等影响， 清末蜀地民俗礼仪又呈现出独有的特点，使蜀地民俗礼仪文化呈现出传统与保守、多元统一、内涵丰富且富有个性的特征。     

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

当我们走进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的唐安西大都护府文化园,浓郁的唐风古韵迎面而来。文化园中,按比例复建了通古斯巴什古城。通古斯巴什古城遗址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掘证实,古城始建年代在距今1700年左右的西晋时期,是唐代安西大都护府下辖龟兹都督府所在地,是中央政府有效治理新疆的重要历史见证。新疆的考古遗址、历史文物,是"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有力物证,对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初探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人对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吐蕃居民及其生活状况和归义军如何对他们进行管理进行研究.本文通过敦煌文书的分析研究,认为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主要来源于吐蕃统治时期的官员、驻军及其家属等,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人改用汉姓并使用吐蕃名,主要由退浑部落进行管理,部分生活在敦煌诸乡的吐蕃居民成为归义军管理下的编户.     

山区经济如何走向市场——挑战、机遇及对策思考

由于历史的和人文的多种原因,目前我国广大山区生产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单一、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可避免地要比平原地区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按市场走向拓展山区生产经营之道,促进山区经济快步走向市场,已成为山区经济发展刻不容缓的课题。     

谈谈白寿彝先生史学思想中的民族平等思想——主编《中国通史》第七卷的一点体会

在白先生担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中，我担任第七卷的主编，第七卷包括五代、辽、宋、夏（西夏）、金时期。习惯上常把五代作为隋唐时期的一个部分，称为隋唐五代时期，而把其它４个皇朝作为一个时期，多称为宋或宋辽金时期，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以来，则按皇朝建...     

巴文化研究与民族形成浅议

考古文化与民族的关系十分密切,“它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民族特征,它已成为区分民族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考古文化为民族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依据。从巴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反映出了民族形成的若干问题。 巴文化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文化,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形成。目前对巴文化的研究,是以春秋战国时期鼎盛的巴文化为中心,上下索源来探讨其形成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的巴文化是     

敦煌石窟中回鹘天公主服饰研究

由于五代曹氏归义军祖孙三世与回鹘联姻,在曹氏归义军时期所营建的敦煌洞窟中出现了大量穿回鹘服饰的天公主供养画像。这些回鹘天公主供养像给我们留下了研究唐五代时期回鹘贵族妇女服饰的珍贵资料,而回汉混合装也成了敦煌五代时期上层贵族妇女的时尚服饰。     

论早期濮文化与巴文化的关系

论早期濮文化与巴文化的关系朱世学商周时期，我国江汉地区同时生活有濮人、巴人，并都与楚的关系十分密切，后因受楚逼攻，逐步向西、向南迁徙。有关濮、巴二族的文化内涵及其关系，前辈学者曾有所论及，如邓少琴先生在《巴史新探》中认为：“古代巴濮联称，濮散布最广，...     

波密史料札记

文章搜集和收集了有关波密地区的一些史料 ,较为详尽地叙述了波密部落的形成、宣宗波密事件、波密王对白马岗和珞瑜地区的统治、驻藏清军进剿波密、噶厦政府对波密地区的进攻、噶厦政府对墨脱地区的统治等 ,并对波窝与波密、甘南木第巴、嘎朗巴等也有相关叙述     

五代、两宋山水画构图的审美特征嬗变

中国山水画在历经早期"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山水构图审美绘画特点以后,逐渐发展到五代至两宋的、从成熟到辉煌的绘画历史时期。本文以五代、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审美构图特征展开分析,梳理探讨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山水画从"全景式构图"到"边角特写式构图"的演变、特点,以及对后世山水画创作的审美与艺术思想的影响。     

试论惠东妇女“长住娘家”婚俗的起因

惠东妇女“长住娘家”及相关人文是极端父权社会的体现，不符合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阶段的“残俗”特点。惠东地处古代人文发达的福建东部沿海，是六朝以来闽越族汉化最早、最深刻的地区，明清时期汉民又几度迁徙，原住民的文化影响早已无存，将惠东特殊人文归结为闽越族的“遗留”有悖于惠东历史。明清时期环境变迁，两性自然分工，是惠东汉族人文互动生成与延续的根本原因     

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述评

波巴第一次全国人民大会的召开,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藏族地区重大的历史事件。大会宣告了波巴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制定了波巴政府的施政纲领及各项方针政策,这无论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史上,还是在藏族人民历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拙文依据馆藏档案资料,拟对这一历史事件作出比较全面的评述。一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向甘孜地区转移,先后占领道孚、炉霍、甘孜等县。红四方面军一面休整,一面帮助藏族人民建立     

一户农奴的负担情况

西藏农奴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生活极端困苦。现从西藏江孜地区一户农奴(差巴)全年负担情况的调查材料可以看出,西藏的农奴制度是何等黑喑和残酷。章多,是世俗贵族占居(原西藏地方政府五代本)所属的农奴,现年三十八岁,全家九口人,有四个劳动力,本人是主要劳动力,种有三十五克差地,每年实际种地只有二十五克,其余休耕,一般年成可收粮食一百二十多克(合三千多市斤)。但由于差役很重,每年秋收之后,扣除各种负担,剩下     

清代黑龙江流域农耕区的形成与扩展

清代前期，黑龙江流域地区以畜牧、渔猎经济为主，只在大河谷地建立了一些分散的农垦据点。乾隆以后，第二松花江平原农耕区逐渐形成而且不断扩展，至清代末年，农业种植经济在松嫩平原占据了主导地位，为近现代黑龙江流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第二松花江平原农耕区的形成与扩展第二松花江是连接辽河流域与黑龙江流域的水陆交通要道，清初经营黑龙江地区时调兵运粮就走这条水道，其后修建的驿路交通线也大致沿其河谷走向。其流经地区平原广阔，土地肥美，农垦条件很好，乾隆初年，大量关内贫苦农民冲破封禁，越过柳条边移垦这…     

国际政治学视阈下的巴以关系

本文从国际政治学视角对巴以关系的根源及其未来走向进行了解析。巴以冲突的根源是地缘民族政治和国际大国强权政治双重积压的灾难。未来巴以地区必将是地缘民族政治、国际强权政治和全球政治三管齐下的结果。一方面,巴以关系的和平曙光不能寄希望于巴以双方的民族立场和大国强权政治的国家立场;另一方面只有在全球政治引领下,巴以关系才能走出民族政治和国家政治参与的误区。问题的关键是,要想解决诸如巴以冲突这类世界性的难题,必须走出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局限性,站在全球利益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