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地区苗族回归边民研究——基于广西靖西市弄关屯的田野考察

中越边境地区的一些边民族群在历史上不断跨国迁徙,其迁徙过程包括离散和回归两个方面,其中,位于这一地区的部分苗族边民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定居下来的.从离散与回归的整个过程看,中国苗族边民的离散存在着多元化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地缘、血缘、族缘等条件,其回归的历程更显复杂,除了强大的政治推力外,还有祖居国政权或其他族群的拉力.同时,当其回归以后,其处境与世代定居边境地区的其他族群相比,又有自己的特殊性.     

"勐"论

"勐"是中南半岛地区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地名,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部傣族地区、越南西北部的泰族地区、老挝、泰国和缅甸掸邦地区,可以称这个地区为"立勐地带"."勐"的原义是"一片地方",后来衍生出"城镇、国家"的新意,成为了壮泰族群社会的一个行政机构和社会组织."勐"作为政权组织是由阶级对立而出现酋邦政权后,才开始存在于壮泰族群社会中的,时间大约是9～10世纪.     

近代回族政治意识与国家认同浅论——从"争教不争国"到"兴教救国"

回族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内生的族群之一,以其伊斯兰教信仰为重要表征.历史上回族与各王朝政权之间基本呈正面的互动关系,有着积极的国家认同意识和表现.清朝中叶以后,西北西南回族屡受政府打击,其内部出现了消极的"争教不争国"的政治态度.民国建立后,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回族紧跟时代步伐,在复兴族群的同时以主人翁精神努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强盛,建立起了高度的国家认同意识,"兴教救国"即是这一意识的体现.     

夏尔巴族源与迁徙历史再探

夏尔巴人在我国境内尚属于未识别民族。在以往的研究中,夏尔巴人的族群单一化,其迁徙路线也具有模糊性。吐蕃政权征服木雅,击退党项拓跋部,以"木雅"(弥药)命名党项故地,后又以"木雅"指代西夏王朝和康藏地区。结合相关藏族史料可知,在与綠厮政权、蒙古军队发生战争期间,处于不利地位的西夏党项部族渐次南下康藏地区,与吐蕃政权时期便居住于此的藏族董氏相融合,形成一个新族群"董弥药"。13世纪,该族群进行南迁,于16世纪中叶进入尼泊尔,随后又以索卢昆布为中心向东、西迁徙,形成夏尔巴人如今分散居住在我国境内及尼泊尔、印度等地的格局。     

外部势力干预下的阿富汗族群冲突特点及影响

族群问题是影响阿富汗内政的关键因素。阿富汗族群冲突因外部势力干预而起。自杜兰尼王朝以来,在外部势力干预下,阿富汗族群关系逐渐恶化,族群成为外部势力干预阿富汗内政的主要工具,同时阿富汗族群问题导致赞助政治迅速发展,并逐渐伊斯兰化。在内部纷争和外部介入下,阿富汗族群冲突引发了阿富汗国内以及周边地区一系列安全问题,并扩散至全球范围,为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深远影响。美国撤军后,阿富汗族群冲突的和解仍将面临内部权力纷争和国族认同缺失、外部势力干预和国际恐怖主义上扬等多重挑战。     

平西人的人文特征

平话人是华南汉族的古老族群之一.这一由中原汉族迁徙而来的族群,在对异地环境漫长的适应与发展过程中,在保持了对汉族身份认同的同时,与当地族群的互动、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人文特征.平西人,这些处在城市化潮头的平话人不仅面临着生存方式与农民身份的转型,其人文特征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荷兰少数族群政策初探

战后移民的持续到来迫使荷兰放弃"非移民国家"观念,承认移民永久化。1983年,荷兰出台少数族群政策,开始系统地处理外来移民问题。少数族群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外来移民构成的少数族群,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三个方面,旨在保持少数族群文化认同的同时促进他们融入荷兰社会,带有明显的多元文化主义特征。由于荷兰经济低迷,少数族群政策的成效差强人意。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荷兰少数族群社会经济隔离状况日益显露,反移民情绪高涨,少数族群政策面临严峻挑战。     

西南族群模式与中国经验反思——兼评斯蒂文·郝瑞《中国西南的族群之路》

《中国西南的族群之路》是斯蒂文.郝瑞教授族群研究的代表作,在此书中他将凉山彝族地区不同群体的族群性划分为四种模式,并对四种族群性模式的成因进行对比和解释。通过对此的解读和思考,希望能对郝瑞的族群理论有更为全面的理解,同时也对理解西南族群关系以及处理当前民族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何思考中国的民族研究

随着社会转型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也开始凸现,中国的民族/族群问题为何思考、怎么研究,也在学术界产生了一些予议。本文提出了思考中国民族/族群问题的三个层面,认为在研究中国民族/族群问题时一定要把握好理论文献,同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进行实地调查。只有实事求是,学术创新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作为宪法命题的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治理与国家建构

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是国内外局势的全方面变迁,这种变迁也直接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的族群治理。西方国家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所谓"民族牌",部分公民本民族意识无限拔高而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淡化等问题,均对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大国的族群治理和国家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鉴于此,本文对国家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民族国家建构的宪法表达问题、少数人权利保护与公民平等问题、民族自治地方基层治理问题等当代中国族群治理与国家建构中所涉及的宪法问题进行了分析。     

再媒介化视域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与传播研究

文化身份问题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使得文化身份的固定语义不断地经历嬗变与转化。在此语境下,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不可避免地面临两难境地,即内在身份建构场域与外在身份建构情境的割裂与对立。本文从媒介关系转型拓展的角度,探究再媒介化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中的关键作用。再媒介化既广泛存在网络游戏、ＶＲ影视等视听文本,为界定族群文化身份提供考察视角;又深耕于影像文本,借助文化还原、情境建构等动态化视觉体验,为建构族群文化身份提供影像凭证。在再媒介化与族群文化身份的互动中,族群得以深度阐释其文化身份建构与传播的过程,并期待再媒介化理性发挥媒介的建构优势与传播使命,促进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的合理建构。     

多维的矛盾:中国图瓦人的族群建构差异

族群进行的＂划界＂行动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族群精英因应某种利好利用学术精英的研究成果及族群文化实践而在族群内外展开的族群建构行动。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图瓦人的＂图瓦人＂族群建构肇始于学术精英对其族源的研究以及外界的持续关注,并在族群精英、地方政府以及文化精英等的助推下延伸到了普通大众。为期一年的参与观察及问卷调查证明：中国图瓦人的族群建构有着明显的区域、性别、年龄等维度上的层次差异,并因族群建构中去蒙古化乃至试图通过国家层面吁求＂图瓦族＂民族身份的确认而引发了族群内外的多维矛盾。     

从疍民研究看中国民族史与族群研究的百年探索

疍民是历史上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水居族群,疍民的源流及其与陆居族群的关系,历来是东南民族史、区域社会文化史与族群研究的重要内容.墨民研究不仅完整地体现了百年来不同时代的话语背景与不同的学术关怀,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历程、理论方法更新及学术视野拓展的一个缩影.     

Ethnic group(族群)、Nation(民族)与中国的民族

本文从族群与民族概念的争论入手,揭示族群概念的引入是关于中国民族研究的深入。指出以族群替代民族是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由于中文"民族"一词已为民众所熟悉并在实际中不致引起误解,族群与民族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运用。     

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

族群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文章评述了西方族群理论的发展历程及中国族群研究的状况,分析了族群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针对当前我国族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全球化影响下的中国族群政策的新定位

本文对全球化影响下中国少数族群政策的定位和走向,阐述了全新的观点和认识,说明我国族群政策的调整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促进中国各族群发展的重要步骤。     

民族与族群:是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族研究界引入了西方ethnic group概念,采用台湾学者翻译为“族群”,并逐渐使用起来.随之,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持续至今,涉及“族群”概念与特征、“族群”与“民族”的关系、“族群”在中国应用中的错位和泛化问题,特别是涉及能否以“族群”替代我国现用的“民族”的问题.这一争论实质上关系到以“族群”理论还是以“民族”理论作为我国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的理论基础的根本性问题.以“族群”替代“民族”的观点,意在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改变中国现行的民族方面的制度、政策.     

波斯语史诗中的跨文化交流叙事及其成因——以11至12世纪的四部经典作品为中心

书面定型于11至12世纪的多部波斯语史诗,如《列王纪》《戈尔沙斯帕传》《库什王纪》《亚历山大王纪》等,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多载跨文化交流内容,涉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罗马、古代操突厥语诸族群、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阿拉伯—伊斯兰等多个古代文明。古代伊朗地处东西方交通要冲,经历过多次异族进入而诱发的文化整合。11至12世纪,在伊朗人重述本民族历史与传说的浪潮中,诸般跨地域、跨族群交往的史事和诸多外来文化元素集中投射在波斯语史诗的叙事中。通过对古代伊朗口头、书面传统和“大地七境域说”地理观念的继承,以及对波斯—阿拉伯语史地著作提供的新知识的吸纳,波斯语史诗传统展现出真正的世界性视野,其本身也堪称古代各族群间文化交融与文明互鉴的范例。     

族群工具化:理论探讨与中国现状

西方社会学界较早关注族群工具化现象,一些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族群并非简单的文化群体,而是一种社会群体间相互竞争的工具.中国也存在族群工具化现象,部分地方、群体精英有意识通过对族群意识的操弄,以实现自己特殊的社会目标.族群工具化现象的背后,有着许多方面的诱因.族群工具化现象对中国政府重视区域间、群体间发展差距有积极作用.但总体而言,族群工具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消极甚至危险的,过度工具化的族群会导致社会成员日益碎片化,社会矛盾冲突激化.     

再论"族群"概念与解决民族内部矛盾的路径

自从族群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族群与民族、族群意识与民族意识已经成为民族研究的主题。在本文中,笔者尝试着再次对“民族”与“族群”概念、民族意识与族群意识进行了回顾与分析;接着对美国和我国所采取的族群政策的变化进行了一番仔细比较分析;对解决族群矛盾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只有淡化“族群意识”,加强各族群之间的文化认同,遵循族群发展的自主性和客观规律才能较好地解决我国的族群问题,维护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