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北匈奴西迁的原因与过程

对于"匈奴"一词人们并不陌生,在我们的历史学习过程中,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影视剧中也总会留下这一民族的痕迹.对于匈奴,人们大多停留在对其表面的认识,对其起源与发展的变迁知之甚少.但"匈奴"具体指哪一群体,他们生活的区域指哪里,都需要我们透过残存的历史记载与有关考古发现来探寻答案."匈奴"人留给我们骁勇善战的印象,在英文中"匈奴"名为hun,意为破坏者和野蛮人.透过这一称谓,我们也足以看出匈奴给欧洲人留下的恐怖记忆.公元1世纪,西迁后的匈奴,曾鼎盛一时,深入欧洲腹地,引发欧洲社会的大变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欧洲的历史,本文深入探究了北匈奴西迁的原因及过程,更加深刻地剖析北匈奴西迁所带来的影响.     

匈奴刑法新解——兼论秦汉时期匈奴法律的立法目的与特点

在匈奴刑法中,"刃尺"是针对不足汉代一尺的短剑、铜刀、铁刀而言,所谓"拔刃尺者死"是指对以生活必备的刀剑伤人者处以极刑;"轧"是以匈奴随手可得的车辐在小腿到脚踝的部位施刑.这说明匈奴法律的立法包括对匈奴人生命的保护以及形成强烈的震慑作用,同时也反映出匈奴法律严苛的特点.     

草原丝路的民族与历史

汉朝与匈奴护雅夫:的确,月氏人最后由于匈奴与乌孙的驱逐而远徙阿姆河上游一带,代之而起的是匈奴对原属月氏势力范围的蒙古高原与中亚地区的统治,并开始了其与汉朝争雄的历史。我认为,汉朝与匈奴对于丝路的觊觎,乃是导致汉匈间南北战争的根本原因,而南北战争的意图所在,无疑也是对勾通东西贸易要道的丝路的争夺。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放在以后游牧     

儒学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

正儒学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特别是儒学在西域段的传播,是与汉民族在西域的屯田和移民分不开的。《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其明年,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车师》:"匈奴闻车师降汉,发兵攻车师,(郑)吉、(司马)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犁。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     

《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

<史记>中所见"胡"与"匈奴"两种称谓,其含义是有明显差别的.战国时匈奴及北亚草原各游牧部落,大多以"胡"为名."胡"的称谓泛指或分指"诸胡","匈奴"的称谓则专指匈奴.秦汉之际,匈奴在政治上统一了北亚草原,汉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胡"与"匈奴"两种称谓频繁互换,出现了严重的混淆."匈奴"的称谓既指匈奴,也指汉朝北境"诸胡".而<史记>以"匈奴"指代战国"诸胡"的做法,正是司马迁用汉人观念解释旧史的结果.     

匈奴、乌桓的“落”究竟指什么？

匈奴、乌桓的“落”究竟指什么？莫任南《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和帝时，汉击破北匈奴，“北单于逃走，鲜卑因此转徙据其地。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同传还提到曹操大败乌桓，“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匈奴和乌桓的“落”指什么而言？马长寿在《...     

匈奴人的原始信仰

匈奴人的原始信仰,一些专家,学者已做过不同程度的探讨与论述。在《匈奴人的原始信仰》这个题目下,我们只想把学习研究匈奴史过程中,有关这个方面的随笔加以整理,以期缕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来。 匈奴民族早已在历史上消失了。由于它没有自己的文字(《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匈奴人“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有关它的一切情况,我们只有依靠为数不多的汉文史料记载去了解。近几十年来,一些匈奴古墓的发掘,使匈奴史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有的方面我们仍感到必须深入探讨,加以解决。匈奴人的原始信仰问题,也是如此。     

魏晋"杂胡"释义问题探析

胡是匈奴的专称,但匈奴帝国部族构成复杂,为示区别,把匈奴单于部族之外的别部称作"杂胡".故魏晋时所谓"杂胡",其本义是指匈奴帝国解体后,曾经与匈奴部族有过政治统属或血缘关系的有关部族."杂胡"是指其种类繁多而言,并非指其小弱.至唐代,匈奴杂胡均已消失,惟西域昭武九姓胡依然保留有种类繁多的特征,故在隋唐以后昭武九姓逐渐独擅杂胡之称.     

西汉王朝对匈奴采取的民族政策

西汉初期,匈奴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西汉王朝在与匈奴打交道的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不断依据自身的实力调整对匈奴的政策:早期的"和亲政策"、汉武帝时期的"征讨政策"、汉武帝后期的"绥抚政策"虽终武帝之世,匈奴问题未能彻底解决,但为以后最终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也对促进民族交往和融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蒙古人的民族起源问题

解决匈奴人的族属问题,对于弄清蒙古人的民族起源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绝大多数学者或者认为匈奴人是蒙古人,或者认为匈奴人是突厥人。由于他们以个别事实为基础,未能对全部已知的材料进行全面分析,因此结论也就值得怀疑。在某种意义上讲,匈奴人与蒙古人在地域上确实存在着共同点;当年匈奴人居住过的主要区域,后来多数为蒙古人所占据。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

南朝史书提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字”时,或称“佛狸”,或称“狸伐”,或称“佛狸伐”,隋代魏澹《魏史》,也说他“字佛釐”。其实这正是拓跋焘的鲜卑本名,这一本名的全称是“佛狸伐”,对应的鲜卑语词应当是bribag,这个结构与魏晋时期鲜卑诸部的称号传统完全一致。bri是古代北族(既有显然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鲜卑、突厥,也有可能不属于阿尔泰语系的乌孙,还有语言属性尚不明朗的匈奴)常用的称号,如乌孙之拊离,突厥之附离,匈奴之符离,鲜卑之附力。在充分华夏化了的拓跋鲜卑的历史记录上,已经找不到其民族起源传说中狼的因素。凭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鲜卑“本名”佛狸伐,我们可以了解,拓跋集团的核心部族也曾经以狼为官号。由此可知,和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一样,狼在拓跋鲜卑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曾经也是相当重要的。     

欧洲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在过去二十年左右时间里到西欧去的大约一千五百万移民,是从有文字记载历史以前就已发生过的人口迁移以来的最近的一次移民活动。欧洲的移民活动可以追溯到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匈奴人对欧洲的入侵和殖民地开拓,以及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对地中海地区的拓殖。最近的这次人口移动的规模可与近代史上那些最大的移民活动相抵。如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从非洲强迫奴隶去南北美洲的活动中,尽     

锡伯族西迁是伟大爱国主义的壮举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八日(农历四月十八日),我们哥俩有幸参加了市民委召开的“哈市锡伯族首届“四、一八”西迁纪念日座谈会”,会中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同时也深深地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更加增强了各民族大团结的情感。 锡伯族西迁至今已二百二十余年,它是我国各民族大团结的历史长河中一股小小的细流,但是,它在锡伯族的民族史和清史研究中,确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弄清这一历史事件,     

悦般即乌孙说

《魏书·西域传》载天山腹地有乌孙与悦般两国。乌孙之名已见于《史记》,而悦般国名首见于《魏书》。《魏书·西域传》虽将乌孙与悦般分别记为两国,但却留下了许多疑点,详加推究,不得不使人认为悦般即是乌孙,两国实为一国。现说如下。 一、赤谷城同为乌孙、悦般之都城 公元前130年左右,乌孙昆莫由今天山东部西迁至伊犁河、纳伦河流域。至公元前126年后不久,摆脱了匈奴的直接统治,对匈奴“取羁属,不肯往朝会”,成为独立的乌孙国。据《汉书·西域传》载:“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又据《魏书·西域传》     

当代二胡音乐创作发展之研究

二胡是始于我国的一种传统拉弦乐器,又被人们称作"胡琴"、"奚琴"。作为一种流传至今已一千多年的民族乐器,二胡的历史当然是道不尽说不完的。同样的,二胡音乐创作的发展也在民族音乐发展史上留下了一道璀璨的印记。本文将试图从二胡音乐创作发展的必要性和新的二胡音乐创作对于人们音乐赏析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提升二胡音乐创作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历史记忆、民族身份与民族认同——东北柯尔克孜族民族身份演变的历史考察

清代时东迁至黑龙江地区的柯尔克孜人,因清朝的国家行为,使其与外界隔绝,从而使这群不足千人的柯尔克孜人没有因频繁的民族交往而被融合到其他民族中。但在历史发展的场景中,这群柯尔克孜人的民族身份,随情景的变化,在自我调整和社会适应的过程中,认同意识发生选择性的演变过程,但因清政府"与世隔绝"的做法,使其保留了更多的自我,从而也使人们有机会对其的重新"发现"。随着学者的关注及国家政府的行为,重新唤起了他们对历史的记忆及其民族意识。     

汉匈民族关系新探

匈奴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分布于我国北方辽阔富铙的草原上,过着随畜而徙的游牧生活。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长达10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匈奴族之间有过频繁的接触,密切的交往。他们之间也经常发生矛盾,有时矛盾冲突异常激烈。怎样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匈奴的游牧地域住哪里?汉匈矛盾的起因是什么?西汉各时期对匈政策及其得失如何?等等,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的探索。     

匈奴早期活动地域考辩

关于匈奴早期的活动地域,在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阴山)一带是匈奴人的发祥地,或者主张汉代“河南地”,即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是匈奴族诞生的摇篮。如果我们对古代文献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在文献中也找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 为了把这一问题论述清楚,我们首先应对“匈奴”这个民族最早见于中国史籍的时间作一简要说明。     

《匈奴歌》别议

探索隐约于汉文古籍中有关蒙古高原历代各民族的文学资料,对于映照与把捉蒙古文学及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如果不说有直接的,至少不无间接的裨益。 今年从一种期刊上,发现了一篇议论匈奴之歌的文章,这可以说是解放以后的首创。但是,见仁见智,议论不必就是定论。由于我也企望在向古代北方民族民间文学的窥探中作一点尝试,所以这篇议论也就自然地触发了我的笔兴。妄人妄语,以下算是我对《匈奴歌》的一点体会。     

民族问题和秦始皇修长城

经过春秋战国500多年的诸侯割据,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统一了中国。统一后,秦始皇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边疆民族问题:一个是南方的百越,一个是北方的匈奴。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他的新建政权的安危。为此,对南方,他集中五十万人进军岭南大事征服和开发;在北方,则派蒙恬率大军三十万反击匈奴的南进,在秦、赵、燕旧长城的基础上大规模修筑新长城。新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顺着地势,蜿延千山万岭,至于辽东(今辽宁辽阳),全长一万多里,宏大、壮观,至今令人啧啧称赞。但是,长城也给我们留下了让人深刻思考的历史。